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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6-07-05

引 言

“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于2017年8月26日—27日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主办,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举办,由Language Sciences(Elsevier)、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Routledge)、Functional Linguistics(Springer)及《中国外语》协办。本届会议以“国际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Ecolinguistic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正式代表前来参会。本次大会共有8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大会发言,依照发言顺序,他们分别是Arran Stibbe、Sune Vork Steffensen、黄国文、Andrew Goatly、王文斌、Stephen Cowley、Jonathan Webster和何伟。

会议主题旨在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促进生态语言学研究进程,推动生态语言学的交流与发展。大会议题既关注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发展,也关注生态语言学的跨学科发展。下面介绍会议的主要内容。

一、 会议回顾

(一) 主旨发言

Arran Stibbe(英国格鲁斯特大学教授,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会长)作了题为“生态语言学的故事”(A story of ecolinguistics)的报告,阐释了他对生态语言学的理解。Stibbe首先区分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生态语言学。他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单独考察语言,关注语言系统本身;社会语言学从社会角度考察语言,关注语言与人类;生态语言学从社会以及社会所在的生态系统考察语言,不仅关注语言与人类,而且关注动物、植物以及地球上所有让生命持续的因素。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出现了“生态”转向[1]。凡是忽视生态因素的人文学科都是不足的:一者因为将人类与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分离而不准确;二者因为忽视自然世界而无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如环境污染、干旱、资源匮乏等重大问题。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具备独特的视角——语言不仅蕴含在人类思维与人类社会中,而且蕴含在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世界中,甚至蕴含在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中;其研究重点——语言系统、社会以及生态,三者缺一不可;其研究要素——理论、分析与行动,三者相互融合。目前,生态语言学主要有两个研究范式: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前者侧重社会语言学问题,后者尝试用语言学解决环境问题。不过,Stibbe教授强调,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研究范式,只要关注人类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都能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Sune Vork Steffensen(南丹麦大学副教授,Language Sciences主编,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北欧地区代表)的大会发言为“疏远、归属与和谐生态系统:扩展性生态的情感与精神动态学”(Alienation,belonging,and gracious ecosystems:on the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dynamics of the extended ecology),探讨了生态语言学的新发展——扩展性生态假说。Steffensen简单介绍了三大生态语言学流派的特征:社会语言学流派[2]、世界观流派[3]以及扩展性生态假说[4]。其中,社会语言学流派把生态语言学当作一种隐喻界限(boundary);世界观流派把生态语言学当作一种视角/世界观(perspective/worldview);扩展性生态假说为生态语言学提供了统一视角(unified perspective)[5],进而从“字面意义上的生态系统”(literal ecosystems)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Steffensen认为,扩展性生态假说有其实现前提,即承认语言现象、符号现象以及社会文化现象能够限制人类行为的事实。该假说涉及认知、社会文化等方面,在个人层面、人类层面以及全球层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认知工具,而且能够为我们限制自身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意识结构。再者,扩展性生态假说对于建立和谐生态系统(gracious ecosystems)具有重大意义。在和谐生态系统中,它能帮助我们放弃涉及权利、责任、过失、义务与惩罚的权利话语,推崇聚焦爱护、和平、智慧、同理心、友谊、共享、关心与和谐的仁爱话语[6](177)

黄国文(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中国地区代表,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的报告题目是“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从批评生态语言学到和谐生态语言学”(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critical ecolinguistics to harmonious ecolinguistics),尝试对生态语言学进行本土化研究。在报告中,黄国文区分了几个重要概念:批评生态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以及和谐话语分析。与以社会为取向的(society-oriented)批评话语分析相比,批评生态语言学不仅关注社会,而且还以生态为取向(ecology-oriented);与变革性的(revolutionary)、解构性的(deconstructive)、与权利抗争的(to struggle against power)批评话语分析相比,积极话语分析是进化的(evolutionary)、解构性的(deconstructive)且建构性的(constructive)、权利重新分配的(to redistribute power)。与批评话语分析不同,和谐话语分析旨在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和谐,具备进化性、建构性、建议性以及环境特定性等特征。另外,黄国文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社会性与非社会性两种假设,进而探讨了生态语言学之儒学范式。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近些年来,中国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中国领导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此国情下,中国生态语言学者应该遵循“和而不同”的生态哲学观,通过运用语言来调节并促进社会互动,借助社会和谐来实现全面和谐的美好愿景。最后,黄国文提倡,我们应该谨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国情下解决生态问题,在中国国情下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7]

Andrew Goatly(岭南大学教授)作了题为“语法与人类-自然关系在环境话语与诗歌中的体现:生态文体学案例分析”(Grammar and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oetry:a case study in eco-stylistics)的大会发言。Goatly从生态文体学角度探讨解决生态危机方法。他首先以全球变暖及其后果为例,分析了不容乐观的生态现状,指出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迫切性;然后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对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发布的环境报告“2012年世界情况”(State of the World 2012),和威廉·华兹华斯、爱德华·托马斯以及爱丽丝·奥斯沃尔德的诗集两种材料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环境报告中描述的自然一般为人类伤害的对象或者使用的资源,宣传这种材料无益于解决生态问题;相反,诗歌中的自然多为不受人类影响的施事与交流者,传播诗歌更有利于保护生态。因此,他认为生态文体学的关注点应该是关于环境的积极描述与表征,而不是主流媒体的环境报道或者其他所谓的环境话语。

[3] Lechevrel, N. The intertwined histories of ecolinguistics and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of languag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a research paradigm [R]. 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Ecolinguistics and the Ecology of Science.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2009.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所作报告题目为“外语教育研究作为学科的宏观结构:生态语言学视角”(The Macrostruc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an 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探讨了生态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学科之宏观结构。在报告中,王文斌阐释了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概念与外语教育学科概念,建构了外语教育学科研究的宏观结构,即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包含11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教学、学习、教学材料研究、课程设计、语言政策与规划、教学目标、元外语教育研究、教学历史、教学技术、教师发展和评估。另外,王文斌提倡,不管是基于实践原因还是理论原因,在我国当下大力推进国际化的态势下,我们应将二语习得、外语传授、外语教师发展、外语课程设置、外语测试、外语教学法、外语教育历史等研究领域融合在一起,建立外语教育学学科,以高效提升中国外语能力和外语教育能力。

Stephen Cowley(南丹麦大学教授)作了题为“生态语言学,生物生态与认知的脆弱性”(Ecolingusitics,the bio-ecology and the fragility of knowing)的报告,探讨了言语产生(languaging)、生物生态(bio-ecology)[8]以及激进生态语言学(radical ecolinguistics)等重大议题。他认为,言语产生是我们生命中的必要部分,是日常生活中重复发生的过程,它分散在社会层面、媒体层面,甚至是时空层面。生物生态是不同于生态的概念,因为生态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被人类界定在既定时空中,根据标准与模式得以描述,属于人类的外界活动,排除了未知以及暂时不可知的部分,而生物生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生活领域不断进化,具有即时性与必要性的特征,涉及人类活动,包括那些无以言表的甚至是想像的部分。另外,Cowley强调,激进生态语言学也不同于传统生态语言学:传统生态语言学研究语言实体与生态之间的双重关系,激进生态语言学关注的是生活中的言语产生过程,这个过程促进囊括人类在内的生存系统发展的主要动力。

作为全科医生培养的主力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们也是可预见的居民健康和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肩负广大农村基层的老百姓的健康重任。提升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教育质量,对我国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今随着政策制定与执行逐步推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培养也在不断完善,研究其学习动机有助于查找其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推动各相关利益方对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措施的不断加强,有利于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支素质过硬、能力够强以及人员稳定的农村医疗工作队伍。

所有数据输入SPSS 17.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s)表示,进行 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Steffensen, S. V. & Fill, A.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J]. Language Sciences, 2014, (41): 6-25.

(二) 会议的其他情况

在大会正式召开前,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于8月25日晚上召开了常务理事全体会议。会长何伟向大家汇报了研究会自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工作以及研究会成员发表的相关成果;名誉会长王文斌畅谈了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动态,名誉会长黄国文描绘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前景;常务理事们就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属性等问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最后,会议表决同意新增27名理事成员。

德租时期,城市规划确定欧华分区策略,欧人区为重点建设区域,范围大致在八关山—信号山—观象山—青岛火车站一线南侧.本文所选典型对景案例均出现在这一区域,包括青岛火车站、金城银行、圣弥厄尔教堂、胶澳总督府和信义会福音堂(图1).因年代久远,部分对景已弱化或消失,本文尝试以实景与老照片结合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解读其原先对景手法的运用方式.

8月26日下午,会议进入分会场发言和讨论阶段。本次会议分成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生态语言学理论研究、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及语篇分析、生态语言学理论研究及生态话语分析、生态语言学与教学研究及语篇分析、生态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生态话语分析、语言生态与生态话语分析等8个分会场,展现了生态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教学研究、翻译研究等学科及领域的交叉性,高度体现了生态语言学的跨学科特性。

二、 会议述评

本次大会云集了当今国际生态语言学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为中外学者交流最新研究进展、探讨语言研究方法的互补、拓宽研究路径提供了平台,为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生态语言学研究团队奠定了基础。综合来看,本次会议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引领生态语言学发展。目前,生态语言学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研究模式,三股力量[9]。两种模式为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前者把生态语言学看作隐喻,关注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把语言当作社会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语言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除了以上主要两种研究模式以外,生态语言学目前还存在另外一股力量,这股力量的推动者们运用认知科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从事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建构[8][10][11][12]。受邀本次大会主旨发言的专家以及分会场报告学者中,囊括了生态语言学之三股力量的提倡者与推动者,如Arran Stibbe、黄国文、Andrew Goatly、何伟等均是韩礼德模式的推动者,王晋军提倡豪根模式,Stephen Cowley与Sune Vork Steffensen等则为第三股力量的发动者。

根据随机选择的原则抽取2017年5月—2018年5月在我市某医院进行颈部富血供包块诊断治疗的40例患者,患者已经手术病理证实。医院颈部富血供包块患者在临床手术前均接受增强CT与增强MRI诊断检查,40例患者中总共有男性患者23例、女性患者17例,其中年龄最大的为85岁、年龄最小的是24岁,患者的平均年龄区间在(50.2±1.0)岁。对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影像学资料等应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4] Steffensen, S. V. Beyond mind: an extended ecology of languaging [A]. In Cowley, S. J. (ed.). Distributed Languag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185-210.

古人有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严寒冬日的晚上,无论是约三五好友,还是独自一人,守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喝两杯小酒,那都是一件心旷神怡的事情。不过,吃火锅可绝对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在外国许多地方也是有火锅的,而且五花八门,各具特色,非常有意思。

第三,激发研究焦点争鸣。在大会主旨和分组发言中,各位专家与与会代表就各自的研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也激发了大家对生态语言学研究中一些理论问题与研究重点的争鸣。如,在讨论韩礼德模式与“扩展性生态假说”[4]时,Cowley认为前者侧重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学”,后者强调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又如,在讨论生态语言学未来的发展时,与会代表探讨了生态语言学是否应该有比较固定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否应该有严格的研究范围问题;是否应该有系统的理论框架问题;是否应该有统一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这些探讨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了解,虽然有些问题仍在探讨中,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理论高度,开阔了与会者的视野,为今后研究的深化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三、 结 语

生态语言学对社会科学和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具有的开放与包容的学科特性,不但使其研究方向多元化,而且使其研究范围更为广泛,这反过来又促进其与其他社会科学与语言科学学科的交叉和融合[14][15]。但是,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生态语言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其学科建设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过,生态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是从生态的角度去看语言或者从语言的角度去看与语言有关的生态问题[9],因此只要学者们关心生态问题,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16],必将助推中国生态语言学向前发展,最终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and gloabalization [A]. In Coupland, N.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C].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0: 406-425.

调研发现,12%的老师认为学校很少有专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部门,33%的学生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相应职能部门的缺失,师生对学校专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部门的认同度低。

研究组采用多排的CT螺旋机检查,对于扫描范围,将胸廓进入,直到肺底部,再次进行连续扫描[2]。用多排预设的螺旋扫描每圈四十毫安,即1.5螺距, 每圈0.75秒,非多排螺旋的预设扫描四十毫安,每圈三十毫米的床进即(层距=层厚) ,每圈0.48秒,层厚重建为五毫米。在工作站显示屏中,用纵隔窗以及肺窗对CT的图像进行观察,对肺血管的支气管及其正常的肺组织进行纵隔解剖,对其结构进行观察,对不安的患病的部分布形态、及其大小、病变的位置、密度等进行观察。

观察组有效率97.67%、依从性95.35%、护理风险发生率2.33%,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第二,彰显团队合作力量。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多个生态语言学研究团队。如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团队(the Adelaide Group),奥地利的“格拉茨小组”(the Graz Group)团队,丹麦的“欧登塞小组”(the Odensen Group)团队等[13]。而从本次大会可以看出,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团队正在逐渐形成,目前主要包括华南农业大学的黄国文教授团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何伟教授团队、广州大学的王晋军教授团队等。作为一门偏向于应用性的学科,生态语言学通常与其他学科融合而体现出高度的包容性与跨学科性,如生态语言学与环境治理、生态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生态语言学与教学研究、生态语言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等。团队的建立能够有力地保证生态语言学研究队伍的壮大,有利于整个团队的不断创新。此外,团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是生态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高度契合其“整体性与多样化发展趋势”[14],可以有效地促进思考、开拓视野、避免重复劳动。本次会议上各位专家不仅带来了各自团队的研究成果,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实现了团队之间的交流。团队精神与团队交流将促使生态语言学研究进入良性循环,为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不断注入活力,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Jonathan Webster(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特朗普演讲之回应——他到底能让我们了解到自身的什么特征?”(Responding to Trump-speak: What does it tell us about ourselves? )。在此报告中,Webster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分析了特朗普演讲中的语言资源。他指出,特朗普的演说主要有五个特征:不断自我打断,持续自我重复,高频率使用强调词,多次使用俚语,经常使用如“Believe me”等强调句。另外,通过云图软件分析特朗普的演讲文稿,他发现特朗普在同一篇演讲中高频率使用“I”“we”“my”等第一人称。最后,他对比分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奥巴马以及尼克松演讲中的语言资源,总结了总统演讲应有的特征:演讲风格正式、演讲句子结构完整、逻辑(主位)推进清晰、少用第一人称、少用心理过程与言语过程。

何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系统功能语言学学界代表,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会长)的报告题目是“人与场所和谐之生态哲学观”(Ecosophy for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在此报告中,何伟探讨了人与场所和谐之生态哲学观,构建了生态话语分析框架。何伟阐释了生态哲学观理论在西方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指出了生态哲学观目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议,进而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将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融入到生态哲学观中,进而构建出有利于实现人与场所和谐的生态哲学观。何伟详述了儒学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意义:儒学思想重视人类并把人类当作宇宙的组成部分,要求人类不仅需要爱护人类自身,而且需要爱护自然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儒学思想的生态精髓在于其不仅具有与反人类中心论的部分特征,即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关爱与尊重,而且其具有独特特征,即人类需要承担保护其他生物的责任;儒学思想的生态精髓还体现在其具有人类中心论的相似点,即人类相比其他物种拥有更多的优先权,不过不是因为人类具有比其他物种更多的权利,而是人类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何伟阐释了道家及佛教所蕴涵的生态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何伟对西方学界提出的场所观进行了多维度的拓展,并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理论,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此框架可区分生态有益性话语、生态模糊性话语和生态破坏性话语。

[6] Bang, J. C., Døør, J., Steffensen, S. V. & Nash, J. (eds.). 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 [C].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7]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J]. 中国外语,2016a,(1): 1, 8-10.

[8] Cowley, S. J. Bio-ecology and language: a necessary unity [J]. Language Sciences, 2014, (41): 60-70.

[9] 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 现代外语, 2017,(5):585-596.

[2]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A]. In Dil, A. S.(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C].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325-339.

[10] Steffensen, S. V. Cognitive probatonics: towards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of cognitive particulars [J].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016, (42): 29-38.

[11] Kravchenko,A. V. Two views on language ecology and ecolinguistics [J]. Language Sciences, 2016, (54): 102-113.

[12] Zhou, W. J.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harmony [J]. Language Sciences, 2017, (62): 124-138.

[13] 黄国文,陈旸.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J]. 中国外语, 2017,(5):4-11.

[14] 何伟,魏榕. 生态语言学:整体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语言科学》主编苏内·沃克·斯特芬森博士访谈录[J]. 国外社会科学,2017a,(4):145-151.

[15] 魏榕,何伟.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多样化发展:“第一届中国生态语言学战略发展研讨会”综述[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b,(4):38-41.

[16] 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J]. 暨南学报, 2016b,(6): 10-14.

②使用第4次总体数据进行验证,验证误差结果如下:Fx方向最大误差为5.89%,Fy方向最大误差为12.02%,Fz方向最大误差为15.39%,Mx方向最大误差为0.52%,My方向最大误差为1.80%,Mz方向最大误差为1.55%,证明该方法仍然无法解决维间耦合问题。

何伟,魏榕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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