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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我们自己的经验世界

更新时间:2016-07-05

这个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

几个被命名为“金砖国家”的国度的作家相聚在这里,讨论关于时代、经验和想象这样的话题。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设定这样的议题本身,在我理解,意味着我们对于世界文学构成有了新的理解。很长时间以来,说到世界文学的时候,其实说得就是西欧和北美的文学。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并不包括在我们视野之内。在这样的情形下,时代是相同的,经验却会褊狭。经验是各自的,想象与修辞却会趋同。这当然是因为过分服从于西方文学所设定的理论框架,从本土题材中挖掘写作资源时,难免发生位移与偏差。经验是本土的,但整理这些经验的伦理观价值观却来自于另一套理论体系。尽管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理论与这些经验也有相当的契合程度,但冲突之处也在所难免。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经济伦理观之外的文艺理论体系。西方在后殖民时代,其主要的理论都有这样一种预设,那就是全世界的变化与进步,都必然是由西方所主导的,所有后发展的社会,不论其历史、宗教、经济基础与形态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最后都必须走上那条唯一的道路。美国学者福山在上世纪90年代宣布历史的进化已经终结,也就是说,西方的一套制度与伦理是“有意志的历史”作出的最终选择。就像最成功的猴子都必须变成人一样,所有的社会形态最后都必然要走上西方的道路。那是唯一的道路,也是最终的归宿。即便进化成功的猴子最后都变成了人。但人也是多种多样的。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或者是不同皮肤混合出来的新的颜色。自然,这种理论也受到了包括来自西方学者的诟病与质疑。但在绝大多数时候,在有意无意之间,西方文学一整套评价体系是这样建构的,西方的文学批评与媒体也是这样运作的。

我们从外部所看到的,会计电算化是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会计核算工作中去,通过计算机去完成那些原本属于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减少会计工作人员繁杂工作的工作量,进而提高会计核算的速度和精度。从其内部却可以看到,会计电算化不仅仅是核算工具和核算方法的改进,而是会改进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分工,而会计工作人员的素质也会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会计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也会有飞跃性变化。实行会计电算化,要求会计人员在了解自己的专业知识即会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又要掌握电子计算机的相关知识,因此,使会计人员接触到更多层面的知识,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我想起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会上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他的演讲词中有这么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特性可以被全盘接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艰难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决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所质问的那些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社会变革都只有一条道路,那是西方人伴随着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而形成的那套国家制度。附着其上的文学观,也自然有着这样一种理论的预设。

我也带着关于印度的文学书去往印度。看历史悠久的古迹,看因电子技术而繁荣的新兴城市。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的很多东西来自于古老的印度,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包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正在频繁使用的一个词“世界”,也来自于对梵文佛经的翻译,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中文里还没有这个词汇。与之相当的另一个词“天下”,也就是天空笼罩之下的地方。“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空像个大房顶,笼罩下来,就是天下,非常形象。但与抽象的世界相比,还是不够广大。这个有些抽象的世界,是别人的经验,中国人觉得好,就学过来了。只是自殖民时代以来,我们眼里渐渐就只有强大的西方,而没有具有更多相同经验的近邻了。但时代在前进,在进步,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我们重新发现彼此。“金砖国家”、“一带一路”,首先都是政治的经济的概念。但是,世界上又有哪一种经验,不论其属于个人还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群体,不是由当时当地的政治与经济形态所规定所塑造的呢?

在印度旅行的时候,固然要读泰戈尔那种充满宗教感的展现东方哲理与人生态度的诗篇。但奈保尔所考察的印度社会激起了我更多兴趣。比如印度种姓制度下的阶层分野与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新型的社会分工中如何逐渐被解构。比如多宗教的印度社会一方面要依靠宗教来维系,又可能因宗教冲突而引起社会动荡。尤其后一个问题,正是福山这样的西方学者宣布历史进化已经终结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爆发,不仅严重困扰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也成为西方社会也尚未找到解决之道的巨大难题。

我在回答有关教养问题的提问时,经常提到“让孩子有路可走”。许多妈妈向我表示:她们理解并接受这个亲子教育的“双赢策略”理念,但是在实行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不简单。妈妈们在摸不到门径时就问我:“究竟路在何方?”

正因为如此,对本土经验的依凭与开掘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的确就是所在国、所在民族、所在文化本身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这样的经验永远是个别的、独在的。比如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所涉及的“土地改革”。从传统上讲,每一个朝代的创立者,都自动认为自己掌握政权的同时,就掌握了这个国家全部所有权。有资格也有义务对全国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而每一次土地重新分配,都必得以暴烈的手段从拥有者手中夺取。因此这种残酷的土地再分配每两三百年就要重复一次。对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破坏。对人伦道德造成巨大的毁败。这就像是中国人的宿命。这和欧洲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方式有根本差别,更和美洲殖民地时期人们去获得未开垦荒地的方式有根本性的差别。

这些年,我去过全部的金砖国家。在南非,最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个国家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政府与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界为消弥种族仇恨,为防止发生冤冤相报的政治清算所采取的办法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尤其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所展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与宽广的人道主义情怀。我想,这是特别值得推荐给我们这个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间冲突不断,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的世界的特别宝贵的经验。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中,文明的白人对当地的土著居民肆意施行暴力,但这种悲剧性的由国家机器支持的暴力行为在曼德拉们掌握这个国家政权后并没重演。刚才说到莫言的小说,那些暴行在土地所有权易主的过程中得以上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弱势群体被激发出来的报复心理。这样的报复心理,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无论是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样宿命般的破坏性巨大的冤冤相报的循环是可以破解的吗?

今天的金砖国家,已经在带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显现了强劲的力量,更使自己国家的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但在文化和文学方面,如何像其经济一样对这个世界产生应有的影响,而不只是期待另一套理论的信仰者与持有者,给予有限度的承认,这是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学表达的这个时代、这种经验,是基于我们自身的经历的微观或宏观的反应。我们记录、思考、想象、自我辩驳,既是为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同样也是为社会寻求新的可能性。也许这其间真的就能寻找到一种新的进化之路。又或者,我们至少记录了一个时代寻求自身进化之路的伟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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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文学就有了自在存在的充足理由与自信,而不是基于全球化时代某种文化多样性的理由,而在世界文学拼图中构成一个小小的色块。福克纳说过,他的文学书写“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我相信,我们这些国家的作家,基于我们自身独特的经验,加上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信心,已经为世界创造出很多这样的东西,也必然会创造出更多这样的东西。前提首先就是维护这种经验的完整性。沉浸于这些经验,勇敢地拥抱这些经验。

阿来
《当代作家评论》 2018年第02期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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