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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80年代以来文学启蒙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6-07-05

198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各种争论似乎已是昨日黄花。大量有关这些问题的论述文章在一些重要文学理论刊物上频频出现,一时出现了批评的热闹,文学似乎也繁荣起来。但是在今天再来看这些争论,我们依然不能明白地知道言说了什么,真正地解决了什么样的文学问题。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不正常的,也是令人焦虑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是注重概念的引进,将它们生搬硬套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当中;对西方的文学观念不加分析地填入大脑,而基本忽略了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根本差异,造成文学理解的混乱不清;对西方所谓大师的推崇,形成文坛帮派,各自分解撕裂仰慕的大师,有意造成文坛藩篱,文学隔阂日益加深;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理解也愈来愈片面化。中国文学生存状况并没有随着此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几次变化得到根本改观。我们不禁要问:经过几代人努力所争取到的文学状况今天是否处在倒退之中?我们是否还值得为文学有所付出?

此前,本文作者已经就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保守主义思潮进行过清理,与此相关联,也是更进一步的,1980年代文学中的启蒙和启蒙主义思潮也相当值得梳理和分析,这也是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学中的重要问题,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从容前行和应对现实也极具意义。接续前述提问,必须回到启蒙问题上来,这是化解焦虑的重要一途。而启蒙问题是与我们是否处在“现代”这一问题极具关联的。

启蒙作为复杂的、沉重的话题,在中国当前严峻的文学生存环境下,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正如许多学者所看到的,并没有最终完成,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经过了1980年代的文化启蒙也就是“二次启蒙”,人们的思想为之一变,但是很快,启蒙又一次陷入困境。对应着当前消费社会的到来以及多年的政治积弊,人的心灵被污染,精神不得伸张,许多良好的价值观被遮蔽,更为重要的是,人们面对一些负面现象不再敢于直言。文学作品也逐渐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勇气。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所提出的“第三次启蒙”,归结到一点即是:社会的乱象与病态需要救治,我们依然还需高举启蒙的大旗。那么,今天再次谈启蒙,最主要的是对启蒙涵义理解的深化和作为知识分子的“韧”的精神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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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医药高校出国访学归国外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研究,笔者仅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其指标体系进行了理论的设计,这仅仅是研究的开始,需要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才能构建出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体系。课题组的下一步研究工作需要运用专家咨询法来确定其指标的权重,通过问卷调查来确定其能力水平,寻找存在的问题、制约和提升空间,寻求提升中医药高校归国外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的有效途径。

中国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促使一批仁人志士“睁开眼睛看世界”,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等。其中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般从器物层面来理解,这也没有错。但同样在这篇文章之中,他说:“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4册),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愤与忧”正所谓人心,有启蒙的意思在里面。后来梁启超等人力图实行政治变革,新民风开民智,是从社会启蒙的层面来进行,但基本上忽略了心的变革,也就是忽略了真正的人的启蒙。到了五四时期,鲁迅是犀利的、独特的,他看到“人心太坏”,要变革人的“精神”气质,其“国民性批判”的结果归结于“立人”。但他肩负的黑暗太多,而且人世的束缚太多,他全力挣脱却始终冲不出去,这是他个人和时代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鲁迅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处于与鲁迅相似的时代,所以坚持启蒙既是看清我们身处的环境,同时也是要完善我们自身。

其次是在现代性道德原则下,又出现后现代性道德状况,后现代提出超越道德的困境。比如如何超越善恶二元观,后现代道德如何多元,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在此情况下如何确立现代理性的价值,解决情感/审美/文化/制度多面的问题等等。在后现代情形下来看道德,或者恰如泰勒所言:“……出现的问题是类似的,既是什么使人的生活值得过,或者什么赋予他们的个体生活以意义。为了回答这里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处在摸索过程中。这就是根本性的现代困境。”*〔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第14页,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这种困境在中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文学中的表现就是困惑、悖论并存,人的茫然无助,对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还处在摸索之中,旧的东西还存在,还有可值得借用之处,新的东西已经出现,但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首先从中西字源学上来理解启蒙是非常有必要的。中文字面上的“启蒙”二字最早见于(汉)应劭《风俗通义·皇霸·六国》:“每辄挫衂,亦足以祛蔽启蒙矣。”*应劭:《风俗通义》,王利器校注,第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意思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贯通。在现代中国,西文意思中的启蒙似乎更重要。Enlightenment是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知识界获得广泛拥护的一种思想运动和信仰运动。它所研究的是上帝、理性、自然、人类等各种相关联的概念。与此相关的有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涉及人性、人与上帝之关系及政治、法律、经济多方面。从思想家而言,经过康德等人到黑格尔再到尼采、海德格尔等,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比如其中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定义指认为:“这个词中的‘人道’是指人道,指人的本质。‘主义’是指人的本质要被认为是主要的。”* 〔德〕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第388、392页,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但是,人性是复杂的,海德格尔同时说:“只要人是生存着的人的话,人就存在而且就是人。”* 〔德〕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第388、392页,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海德格尔的指认出现在1946年二次大战刚结束时,犹显意味深长。可以想见,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会一直继续下去。综合来看,启蒙的意思含有输入知识、开启蒙昧、揭露欺骗、打破黑暗、迎接光明以及人的重新开始。这些必须和人的自由解放以及生命成长的确证相连,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是相通的。中西启蒙观念在五四时期真正相遇合,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从此正式在中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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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的肺脓肿患者需要行手术切除。手术指征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期手术指征为:咯血,持续的败血症发热,脓肿破溃到胸膜腔形成脓气胸或脓胸。慢性期手术指征为:抗生素治疗超过6周无效,怀疑肺癌或脓腔超过6cm。脓肿较大或者位置较深的需要做肺叶切除术。如果切除范围能够包含脓腔以及周围的坏死组织,非解剖型肺切除或肺段切除也是合适的手术选择[6]。

从这一点出发来看,对启蒙的理解尚存在一些误区。一是不知启蒙为何物,与当代以来对思想启蒙的钳制有关,总以为它是一种政治启蒙(颠覆),就是要压制,因而使人造成恐惧和麻木的心理。二是误读启蒙,有人谈到政党对大众的“启蒙”,如果这种启蒙指的是导向专制的话,那就是对启蒙的根本误解。三是政治启蒙和思想启蒙(也就是真正的“人”的启蒙)的区别。前者也有必要,后者更为内在更根本,也就是对鲁迅的继承。知识分子自身启蒙的完成:自身立场的确立,帮助他人完善自身,也就是对生命的关注。在当前状况下政治启蒙和思想启蒙必须同时进行,更重要的是思想的也就是关于真正的人的启蒙。

由此,只有理清了启蒙本身的缺陷和启蒙理解的误区,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有所为而为。在当前语境下,如果不理解人性的复杂和有关“人”的重新建构的思想,知识分子怎么能葆有清醒的头脑和持有批判的立场呢?如果不完成对自身的批判也即幼稚性、依附性、软弱性、自我欺骗,还有被人认为不懂政治等的批判,知识分子怎么能立其业、成其事呢?很可能呼唤具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会成为一句空话。现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只有少部分的人在“独战”,也就是取鲁迅姿态,这也是一种“现代史”的悲哀吧。

还可以进一步从道德问题来看文学启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作家的道德立场也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相关联。鲁迅对奴隶道德的批判,对于伦理道德关系、等级制度都给予全面颠覆,集中批判愚昧、落后、精神萎缩,这些就是不道德的,对于宗法制社会的人情关系的温情也进行了揭示;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颠覆贵族(士绅)的价值立场,对于平民的生存状况给予关注,同情其固有地位,保持了对人的立场的态度;胡适带实用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将传统道德结合在了现代之中,对传统道德尽力加以理解的同情,事实上又是偏向现代一面的,其自由理念葆有了对传统道德足够的宽容。这三种个人主义路向都是对传统道德的反对或偏离。经过了在1917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也就是经过了“第一次启蒙”的洗礼,这几种路向在现代文学各方面均有可循的发展脉络,尤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值得清理。

到了1980年代初期,开始了一般意义上的“第二次启蒙”,但是政治意味还很浓厚,也不得不在道德方面有所放松。1980年代的反政治意识形态在一部分人那里是结合了道德因素的。对于“文革”中恶的大发散让许多人痛彻心扉,遭难的经历留下心灵与精神的创伤。“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体制内去反,这其中的善良愿望的道德观结合在政治意识形态里面。延续1949年之后的情形,1980年代仍存在有两种道德观,即所谓的先进的道德观和落后的道德观,这是据列宁两种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说法而出现的道德分野,政治意味特别浓厚。这和反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形成对峙,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到了1980年代晚期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由于在官方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与民间文化三方较力之中,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败阵,民间文化对官方文化的奉承,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流,传统道德观又一次凸显出来。比如此期出现“国学热”,热衷于复古,不免于泥沙俱下。“国学热”与文化上的“寻根”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因为文化寻根派有趋向于西化的一面,虽然根子里是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复归。这两种观念都很“复古”,同时也都在向政治意识形态靠拢,合流而形成所谓的“泛道德”的观点。

1980/1990年代文学的道德问题首先是出现了对立—颠覆—含混这样的几个过程。经过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道德上的善恶二元观,到现代主义的兴起则是对传统道德观的颠覆,出现“反道德”的倾向;朦胧诗则带有现代主义的含混特征;而寻根派则将之发挥到极端,出现道德含混中偏向传统的一面,地域文化的重视中更注重寻找民间/制度/文化的优越感,和世界范围内保守思潮合流,表面上寻根派是批判,但根本上是对自我的不满意和对文化发展的不满足,造成上层/中层/下层的分离,这种状况今天还在重演。

经历了此一变化时期,知识分子应该获取经验,并更加清楚明白,必须主动参与,去认同某一些道德原则,否则成为局外人,会陷入不知身在何处,如何去行为的迷失状态。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所讲的“尊重他人的生命,完整和幸福,甚至还有事业有成。”*〔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第5页,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这就要看人怎样去选择。有些人选择追求世俗的成功,有些人选择去达成彼岸的理想,还有人幻想天国就在眼前,不一而足。必须明确的是,也是启蒙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即在新世纪以来的环境下,宗教问题已经日益凸显,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有一部分人已经重新皈依于上帝,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这是否也是一种共同的身份,还是更具个人化?而在中国俗世态下,对理性的尊重和选择是否也是一种信仰?

前面说到的“泛道德主义”,在1990年代的学界就有论及。比如有学者说:“重要的是在历史批判中重建伦理规范,而不是维护旧的道德秩序而将历史往后拉。以伦理尺度取代历史尺度,强行将新生的历史现象纳入旧有的伦理规范,用单一的伦理尺度衡量裁决一切,这是泛道德主义。反过来说,以历史尺度取代伦理尺度,把它当成衡量裁决一切精神现象的惟一的价值尺度,这是泛历史主义。泛道德主义和泛历史主义各自胀大了道德与历史,各自把道德与历史绝对化、泛化了,致使道德与历史逾越了各自应有的权限与边界。”*昌切:《冷战终结以后的文化与文学》,《江汉论坛》1999年第9期。其实泛道德主义即是道德尺度至高无上,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特点。在1980年代后期以后,传统文化的热潮使得道德问题又出来搅扰人心。

“泛道德”认为整个社会人欲横流、道德滑坡,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和当时世界上(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以艾恺等为代表)形成呼应之势,其所表现出的现代化的负面,以及反现代性也是异常突出。其实质是社会的倒退,是一种姿态性的思想潮流,和真正的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无关。这种泛道德实际上就是无道德,很容易对个人思想形成进一步的钳制,从实际的功用上来看,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它所要的效果。在此意义上,回到五四时期的多元对话格局是十分必要的。

启蒙问题在当代中国相当复杂。对于五四启蒙,就上所言,有一条贯通的主线,即坚持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潮流。但是经过了政治观念的冲击和影响,已经造成了被遮蔽的鲁迅现象。这一点在“文革”时期特别突出,到1980、1990年代又有所隐蔽,但是接下来又出现了有些极端的现象。比如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期就出现过一些“贬鲁”、“非鲁”现象发生。一方面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影响到对鲁迅的理解,另一方面是一些人自动放弃知识分子责任感,自甘堕落,流于平庸。再加上消费观念的冲击促使人性大溃败,一般人的价值观混乱,甚至还有一些人故意混淆历史事实,为挣得所谓话语权而肆意妄为。这些现象都使得启蒙面对重重困境。必须清理源流,回复到原初的启蒙观念。

新世纪文学延续了这样的情形,处在道德含混之中,而且在当前后现代元素已经逐步渗入社会生活的情形下,道德困境的显现日益突出。比如人心变异,人的价值失衡;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之下,人文性的丧失;在社会日益倾向于一种迅速解决问题的思路下,对利益和利益最大化的追逐所导致的公平的丧失等等。必须寻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坚持启蒙就成为必要的首选项。

(2) 降雨条件下,考虑膨胀力作用时膨胀土边坡的安全系数比未考虑膨胀力作用时的边坡安全系数降低了约30%~40%,与自然界中膨胀土边坡雨后失稳的情况更吻合。说明在进行膨胀土边坡的稳定性分析时,需合理考虑膨胀力的作用,将其与普通黏性土坡区分开来。

首先是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国学热”(儒学热):对道德的拔高,一味宣扬传统文化。文学中的突出例子是“《白鹿原》现象”及其接受。《白鹿原》中白嘉轩对一双儿女表现出了特别的决绝。对儿子白孝文,在他沦为乞丐时也毫不动心,尽管对他最终进行了接纳,也是出于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观念(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同样的表现,他于黑娃的回归的欣慰感);对于女儿白灵,最初出于溺爱而放纵,一旦她开始放飞自我,危及到他的道德理想国时,马上进行了放逐。白嘉轩的绝情正是在自觉地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比思想者朱先生做的更绝,作为行动者的白嘉轩的硬气由此而来,腰虽然被黑娃派来的人打坏了,身形佝偻,但是他的头却昂得更高。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的力量,人欲被灭绝,天理灭绝人欲。小说中关于白嘉轩的人情和人性也有书写,比如对白灵之死产生的追怀悔恨,对鹿子霖痴呆之后流下眼泪,但是也多属人理,与天理并行不悖。也就是说,《白鹿原》将传统文化的提炼,给出了一个样板,也提示了一个批判的标靶。面对鹿子霖的被抓,白嘉轩心目中有一个天理,他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陈忠实:《白鹿原》,第48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而这一天理在人间的化身,就是家族祠堂,在黑娃回白鹿村祭祖之后,白嘉轩对儿子族长白孝武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陈忠实:《白鹿原》,第498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显露出他对传统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学热”潮流中,白嘉轩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受到热捧,但是无疑地,小说也窄化了传统道德的内涵,将道德的拔高,也无疑传达了传统道德的式微和疲软。

启蒙的复杂性是造成当前许多人读不懂它的重要原因,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启蒙的话语转换问题。所以必须区分两种启蒙话语,虽然它们的工具性效果都指向共同的价值目的。一种是作为学术话语的启蒙,比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讲过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话语。新的启蒙话语有比如公共空间的拓展、言说的自由度、知识的合法化等,这可从启蒙的原初意义输入知识来理解,内含有一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立场,这些话语往往在学术圈内流行。不否定启蒙有一些恒定的东西比如人性、人道主义等,对这些东西的探讨是没有穷尽的,不能停止的。还有一种是作为知识分子面向大众的启蒙话语尚未完全形成: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认信一种东西,但必须在完善自身的前提下帮助他人健康自由地成长。启蒙必须要有道德底线,其前提要求则是道德和法律的结合,从而确保个人生活的合理性、合法性。一批流亡海外知识分子向宗教祈求文化灵魂的举止(比如记录片《神州》一类的理路),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是他们不被理解的主要原因。他们也似乎在探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明白中国问题并非一个“爱”字就能解决的,而且基督教本身是复杂的。

其次是文学的从俗化(娱乐化):道德的滑坡,道德的降低,一味回避严肃和崇高。刘震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及其电影改编也是突出的例子。这部小说继承了刘震云之前的官场小说,对人物行为做出原因分析时也是以前的笔调。可以说是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但外衣是滑稽和幽默,里子是悲情故事,骨子里有批判因素。李雪莲为生二胎而离婚,而秦玉河和她真离婚了,她就要告状讲理。这个理是她自己的理也是民间认可的理,但是在官场现实中行不通,在一般老百姓那里也不大能够得到认同,李雪莲陷入了道德困境,最后不得不把自己也告上了,就是为了一个善恶观的伸张。她有她的心理逻辑,是应对现实困境的自我对策。告了20年的状她不愿再告,是因为她的牛说了不告,告也没用。她告诉郑重市长:“二十年来,世上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信我的话。只有这头牛信我的话;我告不告状,也听这头牛的话。过去我问牛,该不该告状,牛说‘该’,我就告了;今年又问牛,牛不让我告了,我就不告了。”*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第13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但是她的人性也得到反映。为了情或者说有人理解她,她听了赵大河的话不想告状了,这是她的人性:欲望和消除烦恼,去过自己的日子的想法。小说表达了社会中道德与法的冲突,在官民不相理解(通)的时代会发生这样的悲喜剧。同名电影和小说结尾有很大不同,将小说中李雪莲的生死隐去这一点去掉,是玩的心态,进一步化解了小说中的现实意义,没有面对生活的本来面目,其悲凉意味通过荒诞表达出来。

第三是文学道德立场的坚守(其中泛民间化和个人理性化):个人选择出发回到个人信仰。其中张炜的小说《独药师》也是一个突出例子。小说讲到了养身和革命的并行不悖,养生者是独药师,肩负使命,小说中也指出孙中山也是独药师同样也是肩负使命,与前者的身体修为不同的是,孙中山需求的是社会得到变革。独药师具有儒家根基:社会担当,作为民间实力人物对革命的帮助。在新旧道德急剧冲突的时代,偏离道家养身长寿长生的道路,又结合了西方宗教方面,做出的个人选择具有时代意义。革命烈士的永生和个人修为的延年益寿相互补充,促进了社会的改变和进步。而个人在此过程中的修持和修炼因此被涂抹上了道德神圣色彩。独药师传人,季府掌门人季昨非想起季府养子大少爷革命家徐竟:“尽管没有他的更多消息,北风里却似乎有了越来越浓的硝烟味。他已经许久没与府中联系了,想必进入了非常时刻。我想到他在此归来,或对季府于麒麟医院应急事变中的作为给一声赞许。我还是看重他的肯定,我想告诉他:你让我在另一战场中发起致命的进攻,我这样做了,而且胜利初现。”*张炜:《独药师》,第2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张炜一些年来的文学创作中都有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有论者在谈到理想主义时指出:“理想主义人格一定是在苦难中迸发的灵光,这是文学叙述锤炼道德人物的带有规律性的叙事逻辑。”*方维保:《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与小说的折断性叙述———评许春樵长篇小说〈酒楼〉》,《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许多论者将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儒家,也有论者指向新儒家,比如认为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就是批判现代性,走向专制主义和否定现代文明,与此相对的就是新道德理想主义。*陈涯倩:《生死关头:以自我之封闭与敞开看道德理想主义与基督信仰的区别》,《基督宗教研究》2002年第6期。就此一点而论,张炜属于新道德理想主义。

第四,那么,当前文学的出路何在?是格非在《望春风》等作品中表现的诗性批判吗?经历了母亲的消失和父亲的非正常死亡等家庭变故,“我”所爱的春琴也是九死一生,承载传统道德的乡村已不复存在,小说叙事人“我”对春琴说:(儒里赵村)“到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格非:《望春风》,第39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在一片返归田园的现实呼声之中,格非的诗意书写加重了乡村遭受破坏、人类已经找不到自己家园的荒芜感。乡村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而大片大片的新农村也越来越相像,不再拥有个性,也不再拥有承载传统文化的含量,正是在这一道德轰毁的基础上,只能剩下诗意的怀想。幸好中华民族还有诗意存在,不然何以家为?就像之前创作的《江南三部曲》一样,《望春风》中同样也表现出“格非对传统的回归并不全面和彻底,而是存在着很多的犹疑和矛盾。甚至可以说,格非对传统的回归只是部分性的,有选择性的,其思想内核并没有脱离他在先锋文学时形成的理念。”*贺仲明:《论当前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与变异趋向——以格非〈江南三部曲〉为中心》,《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所以格非迷恋上了传统,骨子里依然有反叛传统的一面,但他对现实所表现出的批判性的一面,显然还很不够。

社会机体的自身复杂性以及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社会危机的发生与存在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危机尽可能少的发生,以及危机发生后如何有效化解,使人民生产与生活安定,社会有序运行。老子不愧为医治社会疾病的良医,将自然、社会、人类贯通成一个整体,开出了一系列危机预防与化解的良方。

面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政治、历史、文化、文学中的乱象,必须有解决问题的思路。批判的理路有几种:

面对部分群众由于生态保护意识不高而对森林所造成的危害现象,我们应该多多进行宣传,让人民了解到保护森林的重要性与好处。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于森林的保护,减少滥砍滥伐行为。同时还要进行植树造林,对于不同的地区,选择合适的树木品种,提高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增加我国的森林资源。为新形势下的森林保护工作贡献出力量。

一种是“新启蒙”的提出,论者认为“新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资中筠:《“新启蒙”》,《文史知识》2011年第6期。“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的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归之于洋人。”*资中筠:《为什么我们需要再启蒙》,引自http://cul.sohu.com/20150821/n419462453.shtml。在面对这些情形时,必须悬置政治,文学独立是文学启蒙的必然一途。

一种是“第三次启蒙”的提出,与“新启蒙”相呼应。论者认为:“第三次启蒙正在发生中”,特点是,“它不是少数知识精英从国外引进一套最新知识体系,来改造中国的社会文化,而是中国社会本身从根基上所发生的变化已经向知识精英发出强烈的呼吁,要求他们为新的生活方式建立长久的规范,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由于“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每天都在呼唤启蒙原则”,许多人却视而不见,“他们有感于中国当代社会处于现代化难产的阵痛之中,而尝试回到古老传统中去寻求某种灵丹妙药,他们甚至无端地把当前社会的道德问题归咎于启蒙本身。”*邓晓芒:《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粤海风》2013年第4期。这说明,启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应对对传统的认识,在现代性分化以来的事实是:现代文化是压倒性的。有些人表现出的“回退”其实是进步的倒退。

还有一种是切身切己的个人体验路子。面对时代病症,面对技术理性的张扬,必须反对中国式虚无主义的西方化,也即反对一种保留民族意识的虚无主义。面对这一现象,有论者提出中国提前进行现代性检测与防御,可以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提出的第三条路径是:“向神的智慧学习,向自身和人类的苦难学习,觉察出,西方的自然理性、技术理性、科学理性不过是‘人算’‘命算’,终逃不过‘天算’,它们走到今天‘进化论’突显‘末世论’绝症。”*张志扬:《苦难现场与心理疗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面对实践中的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可行性中的道德秩序,查尔斯·泰勒认为:“道德秩序的现代理论逐渐渗透和转变我们的社会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原先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通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成的一种复杂的想象。这些部分地是传统的社会实践,但经常在相互交往中被转化。”“我们的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渗透和转变,也就不会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主导观点。”*〔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第23页,林曼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所以,论者的结合传统文化复兴的理路是否会达成一种“社会想象”,倘值得观察。

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文学启蒙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之中可以结合传统化的论述吗?传统文化对新的启蒙也有浇灌吗?在当前,中国国力上升、文化的软实力亟待提升的情形下,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变局和传统文化的因由?即我们应当怎样面对理性的信仰分析和唯一道德的缺失?与此相应,当前文学面对的问题有:面对自身的道德诉求,出现的历史、政治、文化、制度的根本问题;消除外来压力,解决自身焦虑的问题;超越“他人是地狱”的论断,解决人的初生、原状的问题;剥除心灵、精神创伤,恢复自我的康健等的问题。就这些而言,文学启蒙必须有所借鉴,思想鞭辟入里,才可能从容应对。

管兴平
《当代作家评论》 2018年第02期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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