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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经济人、边缘人与文化共同体——李铁小说论

更新时间:2016-07-05

在李铁记忆中,自己的文学写作绝大部分是在上午的阳光中完成的,在写作、投稿、退稿和再写作之间不断拉扯,直至清晰地拼刻出自己完整的文学创作图谱,这其中耗费的时间已经模糊了李铁的记忆。*林喦、李铁:《小说是茶 品过后给人回味绵长的才是上品——与作家李铁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但《长门芳草》《冰雪荔枝》《乔师傅的手艺》《越狱》《杜一民的复辟阴谋》等经典文本却清晰地划定了李铁在中国当下文坛独特的写作空间和“新的审美元素”,*牛玉秋:《为中篇小说创作注入新的审美元素——兼议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小说选刊》2007年第12期。而全国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第11届小说月报百花奖、首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奖、第10届上海文学奖、第17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系列文学奖项的获取再一次证实了李铁在中国当下文坛构建的话语权的有效性及其无法替代的写作路向。

晚上,阿东的片子已经全部完成。他把阿里和老巴都叫到电脑前,然后打开他的杰作。在阿里巴巴的音乐里,妈妈缓缓而出。她从年轻慢慢到老,一张一张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通勤》*李铁:《通勤》,《飞天》1990年第7期。开始,李铁将自己的文学写作限定在现实主义文学范畴和审美框架内,并不断地拉伸自己现实主义文学写作路向的延长线,而占据这条延长线中心位置的始终是中国的工业、工厂和工人问题,“李铁接触的题材是当代中国最艰难的题材,被称为‘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在百年中国一直是最薄弱的方面,几经试图突破均路途难寻。即便在当时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或现象,也都昙花一现,事过境迁音信全无。”*孟繁华:《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作为中国社会大规模的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及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使其成为中国当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公共事件之一。同时,这一公共事件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共享资源,并发酵和延伸出三种不同的叙事面相:一、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讲述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正确性、正义性和合法性的革命故事;二、在新启蒙主义思潮裹挟下接续“五四”新文化启蒙脉络,对中国工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反思和批判;三、在新左翼思潮的推动下抛弃对中国现代工业内在矛盾和症结的挖掘,演化成关于个体苦难、阶级对抗和消极情绪宣泄的带有传奇性、猎奇性和消费性的故事。或者说,李铁在为自己设定一个核心叙事原则的同时也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障碍,如何突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既定的叙事成规,摆脱上述话语类型的“影响的焦虑”*〔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和“语言秩序中一切束缚”,*〔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第102页,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如何重组和激活工厂、工人、劳动、技术、苦难、价值、尊严、理想等工业题材小说固有的叙事要素,对既有话语类型进行更新和升级也就成为李铁小说能否确立一种新的审美原则的关键因素。

1.2.1 引物设计与限制性内切酶选择 引物设计见表1。根据NCBI中gene数据库提供的人LncRNA-GHET1(NR-130107.1)的序列,应用 oligo6软件查找基因中存在的酶切位点,结合pcDNA3.1(-)上的酶切位点,选择限制性内切酶XHoⅠ与BamHⅠ。

单位人与市场人的断裂

1950年代初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推动下“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以便逐步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李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第28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成为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和统一行动准则。伴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全面铺展,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和强化。而工人主体地位的建构主要是通过组建超大型的国有单位来实现,“几乎工人阶级的全部成员都被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单位’所容纳,并因此而获得了全面的职业和生活保障”。*唐军:《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单位成为中国社会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国家——单位——工人”之间形成一种牢固的“社会契约”。*陈锋:《生存的抗争:中国管理阶层的腐败与劳动者的保护》,《中国杂志》2000年第44期。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种超大型单位空间及其单位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单位不仅仅进行现代工业产品的生产,同时进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单位是社会结构再生产的重要空间。国家正是通过对单位的设置和规划,赋予单位重要的功能和权利,以此使单位成为一种“有差别的、政治性的社会产品”。*〔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进入都市的权利》(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具体而言,单位通过终身就业制和全覆盖性的福利制将工人与其他阶层进行区隔化处理:工人阶级和工人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对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全部想象。在这种浪漫想象背后是工人身份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在社会阶层划分上,工人阶级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导阶级;在经济属性上,工人阶级占有国家生产资料,是国家集体财富的所有人;在公共资源分配上,工人阶级在分享现代化工业建设带来的社会红利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双重力量推动下,工人成为一种集体化、组织化、行政化的“单位人”。

在小说开端杜一民对单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持反对态度,“杜一民活干得漂亮,可到月底拿奖金的时候却和其他人拿得一样多,这令性情本很温和的杜一民也不免愤愤不平了”,“他的心理越不平衡,越觉得目前的分配制度不公平。”* 李铁:《杜一民的复辟阴谋》,《青年文学》2003年第10期。因此,杜一民率先提出按劳分配、奖金分档的有序竞争机制,并在自己班组推行。杜一民改革奖金分配的方法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进行一次微缩版的市场经济改革试验。但这种试水性质的改革试验却在班组推行过程中遇到了阻碍,班组成员质疑和反对的理由是杜一民给一位生病请假的女工多分了奖金,加之老师傅反对,杜一民的改革试验以失败收场,一切重新回到传统单位制设定的轨道上。但我们在重新翻检这个改革情节的时候却发现李铁为杜一民改革失败设置了“有意味”的症结点:“生病女工”和“老师傅”。“生病女工”和“老师傅”在某种意义上是单位体制的一种隐喻和表征,单位作为一种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具有超强的制度依附性,“工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直接领导”。*田毅鹏、汤道化:《转型期单位内部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变迁及其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这种依附性制度实际上是对权力秩序的编排和等级划分,每个人都被限定在固有的权力范畴内,无法超越既定的权力边界,以此替代国家对工人进行有效管控。因此,当杜一民的改革方案遭到“老师傅”反对时,由于“老师傅”在工厂权力等级序列中处于更高的位置,杜一民没有任何权力资本与“老师傅”对峙,“除了默认别无选择”;*陈峰:《下岗工人的抗议与道义经济学》,引自http://www.usc.cuhk.edu.hk/wk.asp,2000年4月。另一方面,单位作为一种空间结构在为工人提供生产场所的同时,也在工人之间缔结成一种实用性的“熟人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化的私人关系网络,这种私人关系注重的是传统伦理中的德行而非财富,“充满着人的因素。这因素又被儒家的‘中庸’、不走极端,所渲染得富有弹性。”*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75-37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因此,在“女工——生病——请假——扣发奖金”之间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个人情感因素,这是杜一民改革试验无法避免的情感障碍。杜一民无法通过个体力量挣脱单位编织的严密网络,长期单位生活形成的惯性思维已经削平了杜一民改革的勇气和能力。这是李铁思考和讲述社会转型期工人群体认同的独到之处:当单位制终结之后,社会并没有为工人提供与之匹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工人在计划与市场之间被不断拉扯,同时单位制的惯性力量又使工人陷入到传统工业生活中无力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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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正是把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反思和批判的缺失作为写作的逻辑起点,把单位制隐藏的生活和精神危机作为写作的恒定叙事元素。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终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单位制瓦解的背景下,工人由“单位人”变成“市场人”,工人主体地位以及依附于此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格局被彻底打破,“国家——单位——工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转化成市场契约关系所引起的工人身份和地位的“第二次大转变”*Burawoy·M:A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0,p.26.成为小说叙事的重点。小说《杜一民的复辟阴谋》* 李铁:《杜一民的复辟阴谋》,《青年文学》2003年第10期。的情节并不复杂,杜一民工作的汽轮机厂在市场化改制后面临减员增效的问题,由于杜一民与高总的同学关系,水班组的同事委托杜一民向高总求情确保他们不在下岗名单之列。但杜一民在高总面前并没有提及此事,而是想通过在水班组重新恢复“大锅饭”的方式使水班组同事保住工作,最终水班组私自养鱼的事情败露,杜一民的复辟行动以失败收尾。但小说在并不复杂的情节中却设置了非常复杂的问题:杜一民为什么要实施复辟行动,工人与单位制及其附属的身份意识、主体地位、利益分配、权力归属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解体给工人带来何种危机,工人又以何种方式化解由“单位人”到“经济人”的危机。李铁在思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将工人变成商品”的逻辑框架内挖掘答案,而是把杜一民的复辟行为放置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审视,杜一民的复辟行为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催生的国企改革对工人生活和精神的压迫,而是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对杜一民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的异化,以至于杜一民在无法解决班组成员下岗问题的时候只能以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方式去化解矛盾,这种有意识的行为选择实际上是单位制思维的无意识体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成可以从杜一民的思想演化中发现端倪:

因此,1950—197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的叙事功能和叙事目的在于以文学审美的方式论证“单位人”的生产过程及其合法性,以及对中国现代工业建设进行浪漫想象。《沸腾的群山》中的苏福顺、《钢铁世家》中的孟昌泰、《五月的矿山》中的鲁东山、《乘风破浪》中的刘进春、《原动力》中的孙怀德、《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等工人形象是这一时期“工业政治”的审美隐喻,小说的主题设置、人物塑造、语言修辞都是在事先确立的政治构架内展开的,在成功塑造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内在地确立了文学表述的范围、想象的方向以及叙事的方向。”*李扬:《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和激发的情感兴奋点也集中在“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高原:《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好书——向工人推荐〈百炼成钢〉》,《工人日报》1958年5月11日。“忘我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贵品质”、“艰苦奋斗精神”、“激励广大工人群众和全国人民”*迟廖洲:《一个优秀的工人英雄形象——评〈百炼成钢〉中的人物秦德贵》,《人民日报》1957年2月26日。的等现代工业建设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必备精神诉求和品质上。

边缘人的精神难题

1990年代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消解了单位制存在的基础,传统产业工人迅速失去了单位在劳动保障、福利制度、政治权利等方面提供的庇护,国有企业工人的职业终身制、福利待遇全包制被全面终结,传统产业工人面临着由“社会契约”向“市场契约”关系的转变,由“单位人”向“市场人”的身份转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实质上意味着从以抽象整体利益为主的单位组织转向以具体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组织的运动过程。随着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单位体制的解体和个人化的发展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第148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但随着旧制度终结而来的并不是新制度的完善构建以及对工人的全面接收,而是工人被悬置在仍然处于断裂状态的新旧制度之间,从单位共同体出走的工人一方面要承受单位作为一种整体性世界瓦解带来的震荡,另一方面,工人必须经受残酷的市场对劳动力商品的筛选、甄别、压榨和打击,曾经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浪漫想象隐喻和表征的工人在面对如此冷峻的现实境遇时迅速走向衰败和没落,几乎毫无任何缓冲的滑向社会边缘,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底层群体,遭遇到严重的生活危机。

这段细节并不能作为许志勇主体虚无状态的文本确证,但我们却可以在细读中发现虚无是在何种时代情境和心理体验中被孕育出来的。从叙事表层来看,这段文本细节扒开许志勇的心理褶皱,窥探许志勇此时全部的心理秘密:他的心“悬了起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免焦躁起来”、“越加焦躁起来”。但这段文本细节的叙事目的不是玩味和触摸人物的心理体验,而是想通过对人物心理体验的呈现阐明这种心理态势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心理态势会将个体精神带向何方?在通常意义上,工人阶级的力量被划分为“结社力量”和“结构力量”,*〔美〕Erik·Olin·Wright:‘Working-Class Power,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and Class Compromis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ume 105,Issue 4,2000.“结社力量”是指工人通过单位、工会等组织性力量行使权力和表达诉求,“结构力量”是指工人通过自己在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中的独特位置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但以市场为导向的国企改革解构了工人以单位为基础的组织力量和结构力量,“社会联结状态发生结构性变化”,*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工人失去了“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许志勇的“结社力量”和“结构力量”丧失体现在:第一,许志勇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薄弱和松弛。随着国企改制的推进,工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迅速衰败,成为社会边缘群体,被其他社会群体认同的可能性变得十分微弱。因此,许志勇下岗以后在家庭中失去了原有地位,成为众多亲属嘲弄的对象,只能被动承受社会身份和地位优于自己的大妹夫和四舅老爷“鄙夷的笑容”,“作为社会凝聚力源泉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的衰落,以及信任的不断下降,构成了大分裂的特点”;*〔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第67页,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二,许志勇失去了公共生活的机会和能力,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处于脱离状态。普遍意义上而言,劳动技术是工人获取生存资源和介入公共生活的凭借,“以政治认同的方式完成国家现代性的诉求”,*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现代企业运行机制的确立使传统劳动技术迅速贬值,依此带来的效应就是工人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被削弱和剥夺。因此许志勇成了前妻眼中“百无一能”的人,即使他的车工手艺曾经为自己带来过荣誉和利益,但在前妻的逻辑思维中“改革开放了,能人都下海了,可你还在挣死工资,不是百无一能是什么”?*李铁:《中年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也因此许志勇必须借助他人的中介才能帮助自己的二妹找到工作;第三、许志勇所坚信的工人阶级的伦理规范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被市场和商品逻辑肢解,“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个体无法再通过分享和认同一种普范性的价值观念与国家、社会和其他群体之间构建同一性的命运共同体,个体必然走向茫然和孤独。正是工人“结社力量”和“解构力量”的弱化、减退和消散把许志勇推向了虚无的精神境地,“‘有共同兴趣’的观念越发模糊不清最后变得不可理解。恐惧、忧虑和悲痛的形成方式使得它们的袭击都是独来独往,不相为伴”,*〔美〕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的社会》,第13页,范祥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并且这种虚无对许志勇而言不是短暂的、碎片化的、模糊的情绪体验,而是原有价值体系的崩塌带来的总体性精神感受。

一、悬浮在苦难故事表层,单纯的停留在对各种苦难故事的叠加、拼凑和对接中,工人成为苦难故事的起器和原动力,人类所经历的各种苦难都被毫无保留地倾泻到工人身上。从而使苦难止步于故事本身,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复杂的现实语境、中国社会主义工业本身存在的悖论、中国传统产业工人自身孕育的矛盾等多种因素都被排挤出苦难故事,致使部分工业题材小说削平了历史厚重感和理性分析力;

但这一时期的工业小说在塑造工人英雄群像及其高贵精神德行的同时,却放弃了对单位“制度性依附”*李铒金:《车间政治与下岗名单的确定——以东北的两家国有工厂为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以及在这种制度环境中形成的平均主义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反思。工人只要被纳入到单位体制中,都无需采用任何额外的方法和抗争行为即可以获取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绝对优先权,也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和“大锅饭”。政治意识形态对工人主体构建过程的粗暴介入和国家行政力量对工人分配机会和报酬模式的重新搭建,在为工人带来新的利益同时,也重构了工人的集体无意识及其行动逻辑。工人在单位体制下轻易得到利益的同时,一种以阶级伦理和平均主义为逻辑支点的财富观、生活观和人生观在工人主体中生成。这种新的经济伦理在政治话语推动和个体效应示范下迅速成为一种普遍性行为,进而演化成工人固定的、日常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

李铁在处理传统产业工人由“单位人”转向“市场人”过程中所经历的“边缘人”的苦难生活时,对这种“苦难焦虑症”*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进行了重新纠正和再造,不再把讲述底层工人的苦难生活设置为小说叙事主体,而是穿透苦难生活表象,直指工人在经历断裂式生活巨变之后精神主体发生的蜕变,“我们的所谓‘工业题材’写作不能只面对那些所谓的社会问题,人类的精神上的问题才是文学的问题,用文学的叙事来呈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所在,才是作家的责任”,*林喦、李铁:《小说是茶 品过后给人回味绵长的才是上品——与作家李铁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并探寻出这种精神蜕变的形式和样态:虚无。工人阶级所秉持的理想、信仰、情操、伦理在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内失去了位置和存在意义,工人阶级及其附属的价值体系突然失去了功效,“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德〕海德格尔:《尼采》,第719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他们一起去了办公楼,熟悉的空旷与寂静令许志勇的心又悬了起来,今天是交钱的日子,怎么会没有人影呢?也许只是叫他一个人来交钱吧,这种解释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很快到了校长室门口,紧关着的那扇门令许志勇突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轻轻敲了几下门,里面没有一点回音,他又轻轻敲了几下,里面仍然没有回音,他加重了手劲咚咚地敲,里面还是没有回音。

三、苦难成为一种猎奇式的装置,工人在苦难故事包装下人性不断的扭曲、异化、沉沦和堕落,凶杀、暴力、偷情、通奸主宰了底层工人生活,“场景的奇观化、情节的奇遇化、性叙事的搅局骑墙化……构成底层苦难叙事中消费性、消解性与革命性混杂的暧昧化”,*白浩:《底层文学精神的暧昧》,《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苦难故事成为满足猎奇心理和感官刺激的入口;

四、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工人经历的生活巨变缺乏真实的体验,只是在底层工人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和文学共享资源之后,在文学集体讲述底层故事的推动下加入其中,因此苦难失去了生命的鲜活性和灵动性,“对底层的想象仅止于‘苦’:苦难的人物、苦痛的事件、苦涩的生活”,*王贵禄:《谁的写作:重估“底层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3期。苦难成为干瘪的符号、概念和公式。

徐通理说:“你说得不错。但是,这其中的焦点你搞糊涂了。创业是为了多赚钱,而多赚钱并不是为了自身无端地去奢侈挥霍,是应当抱着为整个人类造福的愿望去立志、去创业。教育下一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对,但只可让孩子把为国为民的愿望放在首位,不可把当官发财的愿望放在首位。”说到此,他稍停顿了一下,“有关爱情婚姻方面,设法占有,当然也是求爱的一种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讲究奉献。要是男女相互间只考虑自己如何占有,不考虑奉献,就谈不上什么真情真爱了。既无真情真爱存在,各自私心一泛滥,日久天长,自然就走向尘缘未了这个局面了。”

二、在苦难故事中植入怨恨、仇视、敌对等主观情绪,把工人所经历的苦难根源指向政策、体制和政体,希望通过对这种负面情绪的酝酿唤醒工人群体的阶级对抗意识,以此表明写作者的知识分子启蒙姿态和民众代言身份;

这种虚无体验转化为文本就成为李铁小说中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化、畏缩和消散的故事。小说《中年秀》讲述了下岗工人许志勇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一系列略带荒谬色彩的故事,其中为女儿升学和二妹找工作成为小说的核实事件,许志勇企图通过这两件事证实自我人生价值,“做一件能让人瞧得起的事。”* 李铁:《中年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故事情节本身并没有超出中国人情社会和官场运作的潜规则,但小说设置了一个逻辑前提:许志勇想“做一件能让人瞧得起的事”是因为他的人生价值从来没有得到过肯定和认同。小说表层呈现的是许志勇自我人生价值确证的故事,实际上讲述的是许志勇的自我价值是如何破碎和瓦解的故事。小说设置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细节呈现许志勇去学校给自己女儿交学费时的心理情境:

既然课后辅导是为了对学生学习的内容进行巩固和补充,那么我们的习题难度可以适当增加,这样更能够帮助学生将学习的基础知识进行合理的运用,教师可以借助课后辅导进行这些内容的讲解,养成学生多角度和多层面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在学习人教版四年级上册条形统计图时,就可以结合生活中的例子进行习题的练习,让学生对某一事物进行统计和图形绘制。

许志勇的心不免焦躁起来,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误了事一切都将不可收拾。他拨了柳校长的号码,响了一阵却没人接,就只好又按掉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拨了一次,响了一阵还是没人接。他越加焦躁起来,身上出了一身透汗。* 李铁:《中年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因此,工人悲惨的现实遭遇和苦难生活顺势成为工业题材小说集中表述的内容,“底层的苦难依然成为当今小说叙事的主体故事。”*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毋庸置疑,工业题材小说讲述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工人由于体制身份被削弱和剥夺给现实生活带来的颠覆式巨变,以及在市场逻辑构建的现实秩序中的无助、无力、无奈和由此带来的难以弥合的挫败感和伤痛感有着现实合理性和实效性。但这种苦难叙事在大规模、集体性的讲述过程中却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和症结:

很长时间没人这么亲热地喊我的大名了,沙河村人只知道四眼儿张,可能早就忘记了张胜利这个名字。今天居然有人正儿八经地使用了我的大名,而且出自我们村支书李老黑之口,我心里一阵激动。

工人文化共同体的重建

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的全面取代,以及在此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信奉的价值体系的总体性瓦解使工人阶级主体精神走向虚无。一般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小说在处理工人阶级的虚无的精神难题的时候往往采取三种策略:一、归罪模式。这类工业题材小说将文学叙事与社会学研究勾连起来,将小说叙事重点放置在对传统产业工人失去“共和国长子”地位缘由的探寻上。通过对国企改制的田野调查和仔细爬梳,将工人阶级的精神虚无归责于市场经济对原有单位体制的冲击,以及各级权力机构和阶层对工人阶级命运的淡化和漠视。工人阶级分担了改革成本和阵痛,却失去了分享改革红利的机会,工人阶级现实生活的破败和主体精神的虚无在计划体制中孕育,在市场体制中诞生,在权力主导下成长;二、诉苦模式。这类工业题材小说回避了对工人阶级精神虚无根源的追问和反思,将叙述中心聚焦到虚无引发的一系列现实生活悲惨际遇和彻底滑向虚无深渊的行为事件上。小说成为生活贫困、地位低下、消极厌世、堕落腐化、人性丧失等各种极端事件的集中展览和工人阶级的集体诉苦大会。在这种苦难事件的密集轰炸下,小说失去了精神冲击力和理性反思力,虚无止步于虚无,“恰恰是以往价值的‘这个位置’消失了,而不仅仅是以往价值本身失效了”;*〔德〕海德格尔:《尼采》,第7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三、脱身模式。这类工业题材小说把工人阶级主体的虚无作为文学艺术表现方法的试验场,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形式主义通过对虚无的讲述完成一次文学操练,在叙事形式的演练中放弃对虚无的追问和反思,既不能真正的进入到工人主体精神内部一探究竟,也不能把工人阶级从虚无体验中解救出来,更不能提供摆脱虚无的路径和方案,“现代性的美学只是一个幻觉,只是一个过渡和替代。”*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李铁对这种三种叙事策略始终保持一种质疑和警惕,“对我来说,我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生存与欲望的矛盾,他们的遭遇心灵的苦闷是否能够拨动读者心弦,我认为能拨动的,我就写,我认为能感动我的,我就写,反之就不写”。*李黎、林建法、傅汝新、女真、李铁:《工业大省的工业题材文学为何贫弱?》,《艺术广角》2009年第3期。显然,李铁是想通过讲述一种有别于常规叙事的情感体验来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以此将工人阶级从“心灵的苦闷”中解救出来,那么,这种有别于常规叙事的情感体验是什么?又是如何被表述出来的?《乔师傅的手艺》《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定向爆破》《工厂的大门》《我们的关系》《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等小说在某些方面都分享了同一个主题:工人阶级的“心灵的苦闷”和精神虚无。从表象看上,上述小说对苦闷和虚无的处理策略与一般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小说并没有区别,都是通过讲述计划经济转轨和单位制终结给工人带来的裂变,工人社会地位边缘化、现实生活贫苦化、精神体验虚无化构成小说主体要素。但李铁并没有陷入到归罪模式、诉苦模式和脱身模式的窠臼中,而是将虚无作为工人主体意识重建的起点,在李铁的意识中工人阶级的精神虚无并不是毫无实质性内容的一片空白,虚无并不是工人主体意识的终点,而是主体重建必然经历的一段历史过程,工人主体的再生孕育于虚无之中,“唯有在我们的感官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体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德〕海德格尔:《尼采》,第717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也就是说,虚无与现实存在之间不是完全断裂的,虚无只是将现实生活回收到自我内部,并转化为一种具有主体意识的情感体验,虚无非但没有解构自我反而强化了自我。因此,李铁小说不断强化从虚无体验中生发出来的强烈的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市场经济主导的国企改革一方面将工人推出原有的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导致工人的精神虚无,但另一方面却强烈激起工人的主体意识,“当原来的国企职工身处工厂的劳动过程之中时,他们为各种国家福利所覆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强固的工人阶级自主意识。他们的工人阶级自主意识多半是在下岗、离职,即在退出生产领域以后,在社区生活中逐渐生成的。”*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如果将这种认识逻辑回归到具体文本就是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催生出来的对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以及工人阶级的身份属性带来的归属感、安全感和崇高感。《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中的女工杨彤在下岗失业以后迫于生存压力进入到私人乡镇企业工作,并委身于私营业主孟虎子,但杨彤时刻承受着工人与劳动力、城市与乡村、理想与现实断裂带来的痛苦和虚无,虽然孟虎子在金钱逻辑的支配下占有了杨彤的身体,但却始终无法主导杨彤的主体精神,无法改变杨彤对国企工人身份的眷恋,“有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而又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东西与处境无关,与情欲无关,也与金钱无关。这东西是无形的,是潜意识里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李铁:《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青年文学》2002年第8期。最终杨彤重归红旗厂。杨彤的“出走——回归”之路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传统产业工人与市场资本逻辑的对抗,更是对传统工人身份意识的凸显和强化。《合同制老总》讲述的是葛志勇在国企改制和生产转型过程中重新获得机会出任公司经理,以及在此期间为了提高公司效益进行减员增效、控制生产成本、维护企业利益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没有溢出此类故事的主流叙事模式,但与众不同的是小说把葛志勇的身份地位和主体意识处理为一种分裂和背离状态。从阶层身份而言,葛志勇成为公司经理以后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自己在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和权力结构中的优先位置,在“企业——工人——企业所属人”之间搭建一条通道。但葛志勇并没有形成与企业经理身份相对应的主体意识,因为一种主体意识的形成必然“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而且必须是在“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以〕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426页,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中完成,如果葛志勇想构建与企业经理身份相对应的主体意识就必须与工人阶级身份及其主体意识分离,打破自己与工人之间的平衡关系。但葛志勇仍然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工人阶级身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当工人利益受到冲击时“他的心里就像针扎的一样难受”,*李铁:《合同制老总》,《中国作家》2006年第11期。葛志勇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保护型经纪”,*〔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他在企业中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维护工人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所有行为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重新召回。

但在资本掌控一切的时代工人阶级主体意识重建的基础是什么,这种主体意识从何而来?李铁认为工人阶级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生活群体和工业生产要素而存在,工人阶级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生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工人阶级具有独特的道德观念、伦理指向、精神诉求和生活习俗,并使其成为工人阶级共同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体系”。*张亮:《E·P·汤普森的平民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东岳论丛》2009年第1期。工人在创作和共享相同的文化体验过程结成一种文化共同体,尊严、道德、良知、公平、正义、理想、崇高、奉献、牺牲等价值观念成为工人文化共同体的核心内容和主导力量,工人在对此体验和实践过程中生成自我主体意识和集体认同感。但更为重要的是,李铁在明确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存在的同时,进一步强调文化共同体对转型期工人虚无精神的抵抗和救赎意义,关注的“不是曾经发生了什么,而是曾经发生的事件对当下的影响,以及人们应该如何重构自我身份”。*王建会:《文化创伤操演与创伤话语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李铁通过对工厂、车间、生产等场景的再现激活了这些文化要素,使人们在对场景的体会中重现找回曾有的生活状态和熟悉的感觉。因此,《乔师傅的手艺》《工厂的大门》《定向爆破》《安全简报》《我们的负荷》《男女关系》等小说中劳动竞赛、技术比武、集体生产、手艺传承等场景再度出现,以及场景中携带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尊严、主人翁精神、义气、良知、责任和勇气等文化属性也被重新激活和再度启用,成为工人抵抗资本异化和精神虚无的有效手段,“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70页,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至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李铁是一位工业题材小说家,但他又超出了传统工业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偏瘫”和工业小说的“困乏”*张福贵等:《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进行了扶正和重构,为工业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方向和新可能。

杨丹丹
《当代作家评论》 2018年第02期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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