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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与可为——基于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启发

更新时间:2016-07-0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部署,这是国家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方向和基本内容的顶层设计。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社会治理创新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应该扮演积极且适宜的角色”[1]。王思斌指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也有自己的追求,并在此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工作与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具有同构性,二者之间是高度契合的”[2]。李迎生也指出“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社会工作的这些功能(复原、资源配置、预防、发展及稳定社会的功能)与社会管理的五大功能存在契合性。社会工作正是从独特的专业视角,去实现社会管理的基本功能的”[3]

学者们的这些研究无疑对推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论述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时忽视了社会工作自身学术及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了社会治理绝对的主导位置。王思斌教授在谈及社会工作要得到较快发展时认为必须“实现政府与社会工作群体的相互承认”[4]。社会工作学科虽然尚处于“准独立”状态,但是一直具备“独立”的价值方向和专业方法,将社会工作简单纳入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不利于“相互承认”的实现,对社会工作凭借自身优势与特点充分发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也是不利的。再者,治理是一个现代概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在社会综合治理领域开始广泛使用,但是此时的“治理”仍然表现为惩罚与管制,并非“共享参与、平等互动”意义上的社会治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与改革的深入,社会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提升到顶层设计。即便如此,政府与社会在对“社会治理”的认识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加之我国的“社会治理”面对的是内有传统“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结构”[5]、弱小的公民社会力量、稚嫩的社会组织培育、有限的社会自治能力;外加社会转型加速及改革深入、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频发的复杂局面,社会治理的实践内容和领域、社会治理的理论及实践研究等都有待深入。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伴随社会问题出现与解决的科学和专业,自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大部署以来,就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探讨社会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问题具有深刻意义和价值,不仅能够论证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更是一种立足于我国本土的专业建构过程,真正能够推动实现在“社会工作学”层面上“以科学之名与政府、社会和民众沟通”,从而“慢慢摆脱强势学科的宰制,而界定自己的专业领地”[6]

目前运用一种方法论或者思想体系来论证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与可为的问题在学界还比较罕见,或者说缺乏突破性的进展。笔者在研读米尔斯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后发现该理论的方法论及思想体系能够给予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诸多启发,本文尝试将这种社会工作的视野称之为“社会工作想象力”。

(122)丛生光萼苔日本变种Porella caespitans var.nipponoca S.Hatt.杨志平(2006)

为保证压力容器的密封性能,需要对螺栓预紧过程进行数值模拟。文献[3]分析了CPR 1000反应堆压力容器主螺栓预紧的过程,高温气冷堆压力容器承压螺栓预紧过程得到有限元模拟,同时压水堆反应堆压力容器密封主螺栓预紧过程也得到模拟。但如何才能找出最合理的预紧方案,保证最终螺栓预紧力分布的均匀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社会工作想象力的溯源与内涵

“社会工作想象力”一词受米尔斯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启发,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和发展进行回顾与阐述,只有深刻理解社会学的想象力,才能科学地描述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内涵。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提出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备一种“心智品质”—“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通过对当时社会科学界的各种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及实用主义等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批判树立起“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内核。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并非指某种具体或者特殊的功能,而是在本质上追寻一种路径:每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什么应当掌握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想象力的使命是什么?该如何运用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通过“视角的转变”而实现,其理论内核是将“环境中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7],只有这样个人才能通过时代的变迁,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掌握自己的生活机遇,从焦虑与漠然中挣脱出来,对这个价值缺失的时代保持敏锐与警惕。现实社会中有的社会学者遗忘了人类异质多样性,抛弃了比较研究,过分强调专业化从而不愿整合社会科学的各个部分做系统性的研究,拿着显微镜不着重点。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抛弃历史,割裂历史,热衷于进行“仪式化的运用”。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只是所谓的失去了信仰与行动力的“快乐的机器人”。社会学的想象力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联系,从自身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社会学切换到心理学、政治学,从一个家庭计划考察到一个国家的预算……这种“想象力”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回归经典的社会分析,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投身紧迫的公众话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这种“心智品质”能够将人类尘封的创造力唤回,激发新的思想火花,重新评估经历的价值。可以说“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类似牛顿物理学或生物学达尔文主义那样同等地位的“学术共同尺度”,它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有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关注“人性本质”,保持着社会科学学者的热情和追求,固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再度打造自由的学术理想,重现社会科学的古典价值。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打造了一辆崭新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战车,驱动战车前进的两个车轮分别是“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异质性的理论预设”和“关注重大时代主题的价值关怀”[8]。在工具理性入侵价值理性的现实社会中,这两点无疑能够启发社会学者的智慧,拓展社会学的视域。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想象力”具有强大的洞穿力和辐射力,超越了社会学本身,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了方法论层面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影响到了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践,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自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大部署以来,社会工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面临着转型的关键时刻,社会工作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越发重要,如何洞穿时代,论证社会工作自身的地位、价值,受社会学想象力的启发,社会工作需要特殊及长远的“专业眼光”,即“社会工作想象力”。

基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启发,笔者认为“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人类的多样性要求社会工作要有广阔的视野,能够从结构和历史两个方面对个体和社会进行横向、静态的分析和纵向、动态的考察。这一点对社会工作尤为重要,“人在情境中”是社会工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关注个体环境和生命周期才能真正理解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并且在此基础上去解决问题。其二,社会工作的本质价值是对重大时代主题的关注,没有哪门社会科学可以超越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工作肇始于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社会工作的眼光都不仅是临床治疗和个案服务,从向贫困宣战到挑战种族歧视,从推动英美的睦邻运动到应对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社会工作都能够把握时代脉、对重大历史主题做出回应,并发挥自身重要的作用。其三,社会工作包容式的发展观。米尔斯认为,“自由和理性”是人类文明中最核心的两种价值,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职就是去不懈地追求。社会工作在理论、实践层面皆以“自由和理性”为最高追求,因此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内涵中还包括对“人性本质”的肯定,特别是社会工作对平等、参与、个别化的价值尊崇。“自由和理性之光”决定了社会工作包容式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正是历史河流的流向。“经济学良心”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自由与发展的解读是“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这里的“自由”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民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9],这是一种高度的包容与共享。社会工作始终对个体选择的充分尊重包含着对这种包容式发展观的肯定及实践,追求最终实现“以自由看待发展”,提升人的自主性。

服务型治理的服务对象在现今的历史主题中主要是困难群体,他们因为环境的限制,遭遇经济、心理的障碍而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在统治型治理中等级形成权力,权力控制秩序,因此主要依靠强制力发挥作用,当然也有道德教化的补充;管理型治理的核心是“效率”,因此主要依靠庞大的官僚体制实现秩序与稳定,忽视个人伦理道德。无论上述两种治理方式的哪一种,都忽视个体的主体地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权利的忽视与侵害。服务型治理中淡化了权力和效率,“公共利益”成为治理的价值取向,即公民的利益至上,追求公共秩序与公共精神。普通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经历了历史的荡涤,终于回归了伦理精神的主题。

图1 社会工作想象力、社会工作、社会治理之逻辑关系图

社会重大历史主题的产生常常表现为应对社会问题的过程。这是因为社会的重大历史主题一般表现为社会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往往一致,社会需要的发展反应个体的需要。社会工作是伴随解决工业化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产生的。虽然社会工作行动的起点往往是对个体的关注,但却反对问题的个人化,主张用“变革的使命”去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从而解决个人问题。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举了一个关于失业的例子:个人的失业可能是其自身的品行、技能及机遇造成的,但是五千万人口中若有一千五百万人遭遇失业,那么“为了表述这个问题和找到可能的解决办法,就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仅仅考虑零星散布的个人处境和品行”。魏永峰认为“个人困扰是否仅仅涉及到个体本身,发挥社会工作想象力,不断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从而开启个人环境与社会结构间的探求”。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个体终究是渺小的“点”,可以是发现问题的起点,但是过于分散而不能是解决问题的终点;“点”与“点”的连接形成“线”,“线”是个体间的联系,千变万化,可以作为发现问题的线索,但不是问题的本质;“线”与“线”的编织成为“面”,“面”虽然是多维的,但是如无合理建构,只能片面地认识问题;“面”与“面”的有机组合才能成为“社会空间”,多维而立体的呈现问题。“社会空间”的组合构成了若干个重大历史主题—表现为社会问题或者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工作关注万千个“个体”问题,但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发挥可以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论题”,进而扩展成为“重大的历史主题”。可以说,社会工作每一次参与重大历史主题都是其对想象力的秉持:从关注个体到关注社会。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对工业革命中的贫民问题的解决以《伊丽莎白济贫法(修正案)》的形式奠定了济贫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重大历史主题;英美的睦邻组织运动掀起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社区融合的重大历史主题;社会工作投身福利国家的危机应对开启了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的“福利多元主义”的重大历史主题;在后现代背景下,社会工作关注边缘群体、主张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多元公正,由此催生了“包容性的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主题。

西方社会治理兴起的背景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衰落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而中国社会治理的兴起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重政府管理、轻社会自治,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影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但是无论是何种背景,现代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必然是对多样、异质的人类社会的积极回应。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决定了利益的多元化以及认知的冲突,社会工作想象力对于这种多元与冲突始终保持着敏感与回应,同时这种想象力又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从微观角度看,社会工作充分理解每一个人都具有自主权利和独特个性的特殊处境,能够在社会结构和历史中去理解他的特殊需求。社会工作一直关心人在社会中是否幸福,其焦点在于环境对每个人的个性及潜能的尊重和支持。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的能力,社会有义务支持个人自我实现,社会工作对个体独特性和个别性的维护和接纳是能够进入个体主观世界的前提。若无这个起点,社会工作的助人过程则无法开始。从宏观角度看,米尔斯认为“人类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与此相对应的治理模式分别为统治型治理模式、管理型治理模式和服务型治理模式。模式的背后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看法,这是一个基本价值观的问题。赫伯特认为价值反映“在制度化的行为模式中,并且使参与者倾向于在共同理解的架构内根据相互关系来行动”,价值观是行动者互相对话与行动的基础。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聚变和冲突超越任何一个时代,多样与异质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曲,多元化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时代特征,“若继续工业文明的治理方式与内容,则必然引起僵化与滞后”[10]。基于此,社会治理若能理解多样、异质的人类社会,并且以“多重主体、多重治理空间、多重治理关系和多样化治理”的实践回应社会,那必能走向更加公平正义。中国社会治理的依据并不雷同于西方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状况问题,在“社会工作想象力”的视野下—尊重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异质性,满足个体多元化的需求才是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这一点正在为社会治理所逐渐认识,成为其背后的政治价值支撑,体现了现代化国家对个体的责任与交代。人类社会就是一种社会型的、历史的存在,无论思考问题,还是解释问题,直至最终解决问题,都必须充分考虑历史、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把历史、比较作为基本的研究视角,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也不例外。社会工作在理解多样、异质的人类社会方面具有优势与传统,可以说是走在社会治理的前面。

通过在电脑端点击n个坐标点的形式指定移动路径,上位机系统根据点击像素点的坐标值来修正机器人的运行角度和长度距离偏差,将n个目标点通过无线通信链路送入机器人底盘控制系统,执行发送的所有命令.

三、社会工作想象力启发下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何以可能

包容性的社会发展道路本质上是政府对现代社会结构的适应,也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位,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包容是对人类社会多样性和异质性的主动或者被动的理解。包容性发展原本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的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在中国过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仅仅看到了“经济人”假设,而忽视了“社会人”假设;仅仅看到了多数人的利益,而忽视甚至伤害了“所谓的少数人”利益;仅仅重视了经济的发展,而轻视了社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包容性的发展应该首先在理解多样、异质的人类社会的基础上,为每一个人提供获得发展和参与社会的基本机会。包容性的社会发展道路应具备三个维度的内涵:第一,发展主体的全民性。包容性社会发展的参与应是全体国民的参与,参与发展人人有责,这种参与能够激发国民的创新创业的动力,而不是少数强势群体的专权。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弱势群体由于所处环境的限制和障碍,往往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弱,参与社会发展的可行能力较弱,加强对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其可行能力,成为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以近年来推进的“精准扶贫”为例,包容性发展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让贫困地区人民情愿、主动、自信、坚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目的是增强他们参与社会发展的实力与能力。第二,发展内容的全面性。改革开放的后遗症是经济建设成果显著,而社会建设严重滞后,这对矛盾不解决就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直接推动国民参与发展的可行能力,进而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民生事业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会削弱国民抵御生命周期风险的能力,进而影响老百姓对社会及未来的预期,阻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程度影响着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判断,民主程度越高,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利越是能够保障,进而增强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第三,发展过程的公平性。发展过程公平性是包容性社会发展最显著的表现。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歧视与垄断引发了发展过重中的诸多不公平,一部分掌握资源的群体不仅获得了资源所带来的利益,更是伤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这种侵害具有叠加和放大效应,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中想要打破原有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无论在政治的形成和实施上都相当的困难。机会均等是公平性的根本要求,只有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机制的形成,才能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一)理解多样、异质的人类社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

(1)阶段一。将外车车辆封闭,保证双向4车道处于通行状态,如图4所示,两侧加宽施工过程需要和桥段上钩预制工作同时进行。

(二)关注重大历史主题: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本质

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内涵:历史与结构的分析、重大历史主题的关注以及包容式的发展观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决定了社会工作自身的主体性地位,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之间是参与、协同的关系,两者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目标和功能上具有同构性和契合性。因此,在社会工作想象力启发下讨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与“可为”是融合了国家治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社会工作想象力、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在逻辑上是整合圆融的。

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后,政府的发展战略从经济发展为主导向经济增长与民生建设并重转变,可以被理解成对20世纪90年代“市场社会”后的一次自我纠正,从而也奠定了“构建更加公正的社会”的重大历史主题。改变过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增强社会的整合力和凝聚力,从根本上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便是社会治理的主题,既要发挥三者各自的优势,又要促进他们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关注并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和需要是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社会工作的优势和特点,因此社会工作对“构建更加公正的社会”重大历史主题的把握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本质,唯有始终跟随时代的脚步,社会工作的发展才能永不止步,社会工作专业才能为历史和人类始终需要。

四、社会工作想象力启发下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何以可为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何以可为是在解决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逻辑起点及价值本质后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笔者将这一问题的解决称之为“社会工作想象力的飞跃”。社会结构基础上各社会主体协商–共治的活动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涉及到三个重要问题,即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协商–共治的具体方式、社会治理主体应具备的能力。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操作方略。

工程施工地点频繁变化,并且施工人员以农民工为主,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且上岗前未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对施工内容没有全面且准确的认识,最终对施工质量与进度造成影响。一个工段的施工完成以后,需转移至下一个工段进行施工,此时会流失一部分施工人员,施工单位不得不重新招聘,由此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一)确立包容性社会发展道路

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在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倡导利他主义的伦理精神,追求善的价值,使人类社会恒久关注公平正义。在社会工作想象力的视野下探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凸显社会工作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深入。

“协商–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具体方式。在社会问题频发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当今,通过服务实现协商与共治是社会工作的强项。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工作已经不再需要为社会统治服务,但是客观上可以通过服务促进社会的稳定。社会工作以“人本”树价值,用“服务”应需求,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功能。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更多地表现了它的服务功能,虽然其中有利益诉求、政策倡导,但都是以服务困难群体为基础”,所以称之为“服务型治理”,他同时总结社会工作服务型治理的五点优势,即:价值观念优势,参与身份优势,深入民众生活,专业工作方法,目标取向优势。笔者认为,服务型治理与统治型治理、管理型治理最大的区别可以概括为“三位一体”,“三位”即“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一体”即“协作与参与的服务型治理一体网络”。简言之就是“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三个层面构成的服务型治理一体网络”。

(二)完善服务型治理方式

综上所述,“包容”意味着对多样、异质的容纳,意味着共享与平等。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中一贯包含着对多元和异质的尊重和积极回应,包容也是社工工作与社会治理对话的基本前提和渠道,确立包容性社会发展道路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障。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想象力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价值,是自由与理性的产物,是社会工作用开阔的历史和社会维度来看待世界的“心智品质”;社会工作想象力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路径,是对重大历史主题的回应和实践,是对共享与包容、自由与公平的追求。通过上文分析,社会工作想象力、社会工作、社会治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服务型治理的行动系统有明显的转变:民主、权利、平等取代了秩序、权力、等级。服务型治理方式上有四种转变:第一,变自上而下的管理为平等合作的疏导与关怀。统治与管理皆有明显的居高临下,而服务型治理强调的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的平等关系。在服务提供的实践中,个体的心理支持、社会支持得到增强,情、理、法的方法相互结合,更多的体谅与关怀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二,变政府独揽为多元协同,能够提供服务的主体绝对不可能是政府一家,故有能力的社会力量都可以通过服务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既将政府不擅长的领域让渡给社会力量,又促进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新局面;第三,变单线解决为系统解决。问题的产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在维稳思维定势下,管理的目的是快速解决问题和平息社会冲突。服务型治理的过程是系统解决问题,换言之是通过寻找问题产生的源头,能够预警问题,进而建立解决问题的体制机制,也就是真正落实政策。第四,变问题视角为能力建设视角。服务型治理意味着社会治理应该立足于发现情境中的潜在资源以及怎样挖掘这些资源为所需要的群体服务。个人的问题总是与环境有关,但同时个人的资源也总是根植于他所在的社区环境中,相信个体能够自己增强能力解决问题,给予个体实践的机会去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助人自助”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并预防新问题的发生。

土壤微生物与土壤质量或肥力密切相关,土壤微生物主要包括细菌、真菌及放线菌三大类。由表7看出,施用钾肥后,土壤中可培养的细菌、真菌与放线菌的数量均显著增加,增幅分别为 3.97%~68.29%、12.71%~77.76%和 12.77%~88.22%。 等施钾量条件下,与100%CF处理相比,不同施钾肥处理的可培养的细菌、真菌与放线菌的数量均增加,增幅分别为 44.46%~61.87%、8.45%~57.71%和 35.61%~66.91%,有机无机配合施用条件下,随着有机肥所占比例的降低可培养的细菌、真菌与放线菌的数量也呈降低趋势。

服务型治理的内容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轨迹契合,都经历了一个扩展的过程:从困难群体到一般群体,从扶贫济困到促进发展,从维持秩序到增进融合。具体而言服务型治理的服务内容既包括对由于自身能力不足、环境不利而陷入基本生活困境的困难群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支持(该群体主要是失业者、失去依靠的老人和儿童、贫困人口等);也包括一些行为、心理矫正服务,例如吸食毒品者、罪错青少年、社会越轨者等群体;还有一部分群体可以通过潜能发挥、权利倡导等方式推进其参与社会、融入社会,例如外来务工子女的城市融入、残障人士的社会参与等等。现今服务型治理的内容已经发展到社会资源的整合、社会网络的修补、社会政策的倡导等等,正在向个体全面发展的更高层次发展。

对重大历史主题的关注是社会工作想象力的重要内涵。我国已经进入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历史进程,社会工作对重大历史主题的回应就是通过精准递送服务,推动问题的解决。完善服务型治理方式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的核心。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我国宪法发展的历程和经验表明,宪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根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特别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载入宪法,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必将更好地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提升社会工作者的“心智品质”

社会的革新与发展从根本上来讲是满足人的需要,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是人,这也是社会治理最难操作的部分。参与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人员,都应当充分地运用责任、理性和道德感去约束自我,以坚定的服务理念、热情的服务行为去践履社会治理的职责,从而催生出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现代社会工作与工业化之初带有慈善性质的社会工作已然不同,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助人服务,社会工作者单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显然是不够的,更需要一种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敏锐,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具备历史和结构的眼光,以及对“人类理性和自主”目标的不懈追求。通过上文的分析,社会工作者尤其需要具备社会工作想象力,也就是社会工作者的“心智品质”。

首先,社会工作者能够将“个体化”“独特性”等基本价值观与中国社会对接。也就是,社会工作既要在工作中强调“个体化”,但又不是脱离中国社会的一种“个人主义”。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地缘、血缘关系是个体社会关系和感情联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传统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方法是以单一的“专业关系”为起点的,本质上排斥多重关系。在我国,无论是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无论是开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或是社区工作,绝大多数恰恰都是以“人情关系”作为起点的,“冷冰冰”“单一纯粹”的“专业关系”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在中国社会中“熟人关系”常常才是社会工作开展的“敲门砖”。很难想象,个案工作不经过一定“熟人关系”引入就可以顺利开展,在我国的社会交往中很难对陌生人产生真正的信任,更不用说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倾吐。社区工作也一样,“陌生人”社会工作者如果无法对所在社区的“人情世故”“文化风俗”有体验的话,社区工作的开展无疑就是空中楼阁。社会工作者的“心智品质”并不是去简单地坚持这些基本的价值观,而是能够立足于对个体与社会、价值与文化、习俗与伦理进行本土化的分析,能够在这些关系中找到桥梁与纽带,或者是进行协调。

其次,社会工作者能够在参与社会治理时既着眼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又能够进行实在的、基础性的社会修复和促进社会积极变革的活动。社会工作者面对的个体常常因为环境及自身的原因陷入困境,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能够敏锐而客观地发现问题,特别是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当然当事人个体也会存在种种不足,但是社会工作者应该立足于个人与社会、民众与政府的理性分析,真正去探寻个人问题的社会根源,通过协调关系解决问题,进而建立解决问题的体制和预防问题的机制。在社会政策滞后和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还要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敢于政策建议、政策质疑和政府问责,促使政府改变、完善政策,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服务型治理与简单的以维持秩序为目的的管理的区别。社会工作者的心智品质具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整体性眼光:着眼于思考社会中的个体,瞄准个体组成的社会,推动社会变革以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最后,社会工作者“心智品质”还体现在能够客观发展地看待专业的现在与将来。社会工作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已经毋庸置疑,对于社会治理的创新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社会工作者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常常处于被动的位置,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治理主导部门对社会工作的基本作用和职能的看法需要进一步确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并非独立发展,而是一种“依附式的生存”。民政系统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常常接受的就是一种行政领导的管理方式,无法施展自身的专业特色;社会组织或者基层的社区中的社会工作者在资金来源、政策执行方面与上级政府部门的依附关系更为明显。社会工作者身不由己地沦为一般意义上的“公务人员”或者“社区工作者”。一些接受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可能最终也会由于社会认同等现实问题而离开。上文谈及社会工作想象力内涵时强调了对重大时代主题的把握,社会工作者应该认识到社会工作在西方虽然走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与所处时代的主题还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工作只有回应时代才能获得发展。社会工作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必须深植社会发展的主题,也就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的主题,才能在服务中获得社会给予的情感和价值回报,从而获得专业的发展。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是社会建设时代的重大主题,社会工作在此过程中必不可少,社会工作者要做的是努力践行专业,而非怀疑自己。这样的社会工作者才是达成社会治理使命的动力,当然,这种“心智品质”的培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五、结语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具有参与社会治理天然的责任。目前,我国社会治理的任务十分繁重,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载体,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社会工作不是空想主义,其所承担促进人类和社会福祉的承诺和责任需要更高的理论和专业理想指引。社会工作想象力的思路和眼光赋予社会工作在现代社会中对其学术、学科、话语体系主体地位的追求,能够使我们越过障碍看到目标和希望,同时为社会工作者埋下头来用对社会的关怀之情和自身的优势推动个体和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而提供动力。当然,强调社会工作自身的主体地位并不是与社会治理“分庭抗礼”,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宏大的主题下去探讨社会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作用的发挥,最终有利于社会工作专业理想的实现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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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向梅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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