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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对中国佛教教育的影响 ——以杨仁山和太虚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6-07-05

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受到了日本的诸多影响,相关事实已为学术界所熟知。限于篇幅,在此仅以居士佛教和僧侣佛教的两位代表人物——杨仁山先生(1837—1911)和太虚大师(1890—1947)为线索,略举一二史实,以为说明。

日本佛教在近代对中国的影响,是双向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日本出于各种目的的主动输出,另一方面是中国佛教徒的积极引进。早在1873年,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就派遣小栗栖香顶到中国传教。参阅:陈继东《小栗栖香顶の清末中国体验——近代日中佛教交流の开端》,山喜房佛书林2016年版。小栗栖考察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实际情况,并学习汉语,为下一步传教做好了准备。1876年5月,东本愿寺派法主大谷光胜在小栗栖陪同下赴外务省商讨传教问题。同年8月,日本在华的第一所佛教寺院,东本愿寺的中国别院在上海开张,小栗栖等六人作为第一批教职人员被派驻。1896年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在华治外法权,在传教方面也拥有了与西方列强一样的诸多特权,由此迅速扩大传教力度。他们敏感地注意到了兴办教育的重要性,针对中国人提出了“国家兴亡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这样具有煽动力的口号。1898年到1899年两年间,他们就先后在南京、杭州、泉州、厦门兴办了四所学校。学校用日语教授,学习内容是现代科目。参阅:[美] 霍姆斯·维慈著、王雷泉等译《中国佛教的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136 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净土真宗进一步在上海、杭州等地创办多所东文学堂,也创办有多种面向一般信众的讲经弘法机构。另外,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台湾地区,佛教全面受到日本影响,佛教教育概莫能外。1917年,日本曹洞宗永平寺派和总持寺派联合创办了台北佛教中学林,开启了台湾地区现代佛学教育的先河。该校校长为日本曹洞宗台湾别院住持大石坚童,台湾佛教界的一些人士也参与了学校的工作,如灵泉山住持善慧法师就担任了该校学监,中日两国教师各占了一半。其后,台湾地区创办的佛教学校以及由佛教徒创办的国民教育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影响波及到了毗邻台湾岛的福建、浙江等大陆省份。参阅:邓子美《20世纪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之回顾》,载《佛教文化》1999年第6 期。在此背景下,中国佛教徒开始关注日本佛教改革的成果,并重点借鉴了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

众所周知,杨仁山先生是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的开创者。先生名文会,出身于仕宦家庭,因病中偶读《大乘起信论》,甚为惬意,始信佛法。中年后弃政从佛,致力于佛教事业,在佛教教育方面居功至伟。

1866年,杨仁山先生创办了金陵刻经处。他认为,佛教教育至关重要,是佛法振兴的必由之路。他曾应日本净土真宗邀请发表演讲,回顾中国佛教的历史,特别指出:“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欲求振兴,唯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等不等观杂录·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一》)参阅:杨文会撰、周继旨点校《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40 页。1878年至1886年期间,杨仁山先生随同曾纪泽(1839—1890)两度赴欧洲考察,在伦敦结识了日本佛教学者、净土真宗僧人南条文雄(1849—1927)。其后,两人交往密切,南条氏曾帮助杨氏在日本搜集大量中国已经亡佚的佛教典籍,对金陵刻经处的事业予以了有力支持。二人虽然在佛教信仰,特别是对日本净土真宗的教义教理上有不同看法,但一直保持友情。杨仁山逝世之后不久,南条文雄与日本佛教界人士和正在日本讲学的章太炎一同发起了纪念杨氏的追悼会,南条氏在会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缅怀杨氏的功绩。由此可见二人在佛教事业上的惺惺相惜之情。

通过与南条等人的交往,杨仁山对日本佛教教育的情况有所了解。1908年秋,杨仁山在陈三立、沈曾植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创立了祇洹精舍。在办学宗旨方面,杨仁山明确提出要吸收借鉴日本佛教教育和基督教教育的成功经验。他说:“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日本佛寺,亦扩充布教之法,开设东文普通学堂,处处诱进生徒。近日创设东亚佛教会,联络中国、朝鲜,以兴隆佛法,犹之西人推广教务之意也。”他还由此建议:“为今之计,莫若请政务处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分教内教外二班,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读佛书半时,讲论教义半时,如西人堂内兼习耶稣教之例。内班以学佛为本,兼习普通学,如印度古诗学五明之例。”(《等不等观杂录·支那佛教振兴策一》)以上两条参见:杨文会撰、周继旨点校《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2 页。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一文中,还明确将“东文”(日文)列为必须课程。

太虚大师(1890—1947)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他对日本佛教非常关注,曾两度赴日考察,与日本佛教界有密切的友好往来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阴影下,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太虚也不得不中断了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并且取消了其后的赴日计划。,其一生中多项弘法事业,如在庐山创办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也受到了日本佛教界的支持。同时,太虚又是近代中国佛教教育的伟大实践者、改革家,他提出的三大革命的口号,即“教理、教制、教产”革命,其中前两个方面都与佛教教育有关。

事实上。近代日本对中国佛教教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文革结束后,佛教界百废待举,当时主持工作的赵朴初会长明确提出,培养僧伽人才是第一要务,佛教教育再次被置于复兴中国佛教大业的显要位置。其后振兴佛教教育的举措,最重要的两项都与日本有关。其一是派遣留学人员,其二是恢复、新建佛学院。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例说明第一点。

祇洹精舍因经费不足,不到两年即被迫停办,但其影响至为深远,不但成为支那内学院的先声,还培养了诸如欧阳渐、梅光羲、桂伯华、李政刚、太虚、仁山等在其后的佛教界叱诧风云的人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与日本佛教界有密切的往来,代表人物如太虚、桂伯华桂伯华居士(1861—1915),名念祖,近代东渡学密求法第一人。他曾师从经学大师皮锡瑞,工于经学、词章,为时人所重。后追随康、梁变法,主持沪萃报馆。其后对时政失望,投身于佛教事业,1910年赴日本学习真言宗。留日期间与章太炎过从甚密。他在日本期间还著有多篇佛学论著,惜不存,逝世于日本。章太炎(1869—1936),一代国学大师、革命家,除经史之学以外,对佛学也有很深造诣。他与蔡元培、蒋维乔、太虚等人为友,并且都受到过出身于僧侣的日本哲学家、教育家井上圆了(1858—1919)的影响。

1922年,太虚大师在僧俗两界的支持下,于武昌佛学院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佛教高等教育机构,——武昌佛学院。这所佛学院无论是在教学理念、管理人材还是课程设置方面都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就管理人材方面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史一如居士,他是太虚大师早期弘法和创办武昌佛学院的最得力助手之一。史一如(1876—1925),原名锡绰,字裕如,又名靖和,法名慧圆。他幼承庭训,擅长经史之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他不但精通日、英文,对东西方哲学、佛学都有较深造诣,归国后受聘于多所大学任教。1919年,太虚与史一如等人创办弘法讲经团体“觉社”,发行会刊《觉社丛刊》,史一如负责常务工作。后《觉社丛刊》更名为《海潮音月刊》,史一如继续担任主编。武昌佛学院成立后,史一如先生自北京南下任教,除了亲自讲授日语、中印佛教史等课程之外,他还翻译了大量日本佛学著作,作为学院的教材。如《小乘佛学概论》上下册、《因明入正理论讲义》、《中华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等。其中,《中华佛教史》一书,后来经蒋维乔先生修订增补,更名为《中国佛教史》,成为民国时代影响最大的佛学著作之一。

太虚大师对日本近现代佛学研究成果非常重视。所以,由他所创办的佛学院,无论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还是汉藏教理院,不但大量采用了日本的佛学研究成果作为教材,还始终都将日语列为必修课程之一。这一举措影响深远,迄今为止为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的几乎所有佛学院所继承,成为了一种传统。1929年,太虚自欧美弘法归来,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视野。他特意将闽院改为“世界佛学苑华日文系”,将漳州另立分院,以期将来成立“世界佛学苑巴利文系”。1932年,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由此可见,他是将中日佛教(汉语系佛教)视为一体,期望以语系为划分,建立完整的佛学教育体系。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侧重于法律审。虽然税收预约裁定诉讼是针对税务机关不履行裁定之行为提起的诉讼,但仍然要对该行为的依据——预约裁定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预约裁定的法律性质为行政解释,税务机关应在不与上位法抵触的前提下对税法适用作出解释。然而,税务问题属于高度复杂的专业领域,在当前法院税务案件审判经验尚缺的情形下,法院是否尊重行政解释成为专业领域中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太虚大师在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中,一向特别重视对大学等教育机构的考察,与学者的交往互动,中日双方互派留学生等事宜。以下,兹举例说明。1917年十月,太虚首次赴日本考察,以“觇佛教与欧学调剂之方”。抵日之前,他顺访了日本占领的台湾,与台北佛教中学林教授熊谷泰寿等人进行笔谈,此即前文提到的日本曹洞宗在台北开办的学校。 “询明治维新来之佛教情况,布教欧美之成就,各宗研究及名学者等甚详。”抵日以后,他除了参拜寺院,还专程考察了净土真宗的佛教大学、真言宗智积院大学。以上参阅: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61 页。1924年,庐山举办“世界佛教联合会”大会,日本方面派出了法相宗管长佐伯定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为首的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中日双方还特别商讨了互换教授和留学生的事宜。1925年,太虚作为团长,率领中华佛教代表团再度访日,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访日期间,太虚密集参观了日本与佛学教育相关的机构,如东京帝国大学、立正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黄檗山临济大学、高野山大学,他还与诸多日本学者进行了会谈,如南条文雄、村上专精、大内青鸾、高楠顺次郎、铃木大拙、渡边海旭、常盘大定、木村泰贤、金山穆昭等。同上书,第137 页。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佛学界的代表人物,可见太虚行前已经对日本佛学教育和佛学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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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派出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前往的就是日本。1981年2月17日,应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邀请,中国佛学院教师传印法师、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员姚长寿居士应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邀请,前往该校进行为期三年的进修学习。以赵朴初会长为首的中国佛教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予以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学成归国后,又委派二人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在赵朴老的指示下,后来也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传印长老还向朴老和佛教协会进行了书面报告,以便总结、推广相关经验。2004年,传印长老将相关汇报材料编辑成书,他在序言中自述到:“本书是作者于1981年春至1983年末在日本国净土宗佛教大学考察日本佛教教育所写的一份汇报材料。当时中国佛教协会刚召开过第四次全国佛教代表会议,会议决议认为僧伽教育一事,为当代佛教第一要务。在这次会议上,赵朴初居士被正式推选为会长(原为代会长),他以中国佛教协会名义召我和姚长寿居士,告诉我两人应日方邀请要去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晋修,嘱传印晋修课题主要是考察一下日本的佛教教育情况;因为我们现在是值遇国家兴盛和佛教复兴的大好时期,在这一伟大的机遇中,我们首先要着手僧伽教育的事业,具体地说,便是要开办和办好佛学院。”赵朴老还进一步强调说:“佛教传统文化(包含文物)的继承和保护、佛教学术的研究和佛教教育方面,日本颇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传印《中国佛教与日本净土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3 页。参阅:张雪松《当代中国大陆地区汉传佛教公选公派留学问题研究》,载中国佛学院主办“佛教教育的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11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刀述仁在2002年9月16日发表的《继承传统、与时俱进、开创二十一世纪佛教事业的新局面——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总结指出:“为了多渠道培养人才,本会继续选派学僧出国留学。有多名学僧分别在日本、英国、美国、斯里兰卡、缅甸、韩国等国家学习,有几位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回国服务。”刀述仁《继承传统、与时俱进、开创二十一世纪佛教事业的新局面——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法音》2002年第10 期,第16 页。可见日本仍然是中国佛教界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家。

以上略以杨仁山先生和太虚大师为例,以证日本之于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的影响。总结如下:其一,日本佛学教育,历史悠久,自成家法。尤其是江户时代学林蔚为规模,颇有可观之处,参阅:王颂《日本佛学教育的历史传统和意义》,载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第二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55—261 页。这也成为了日本近代得以顺利引进西洋现代学术方法并予以发扬光大的内在因素。日本的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目前在世界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值得我们继续借鉴、研究。其二,日本经验对中国近代佛教教育有重要影响,相关史实是中日两国佛教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三,了解日本佛教教育在近代对中国的影响,对我们反思当代的佛教教育,特别是佛学院教育也是有借鉴作用的。因为我们现今大部分佛学院的办学理念,仍然是承续太虚大师等人所奠定的近代路线,而如上所述,这一路线受到了日本的强烈影响。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日本佛教的近代佛教改革,有几个特点:其一是西化或曰现代化,这与日本社会的整体转型相一致,自不待言。其二是世俗化。这一趋势原本在江户时代就非常明显,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一步推动了世俗化。僧人变成了职业,寺院变成了公共服务机构。其三是去中国化。集中体现在教育与研究中对汉传佛教以外的佛教传统的“偏重”或推崇。这三个方面都是有利有弊,站在中国佛教本位的立场而言,甚至在有些方面弊大于利。在中国佛教的改革阶段,先行者如太虚大师等人不能不一边借鉴日本佛教的经验,一边结合本国的国情进行探索。例如在僧教育方面,太虚以及受其影响的佛学教研机构都加强了对印度佛典的研究,对南传佛教也表现出了赞赏的态度。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梵文、巴利文成为了佛学教育的必修课,乃至延续至今。欧阳竟无、吕澂等人创办的支那内学院较为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学术”的追求。例如吕澂说:“本院的创设,是要由学术方面去研究和发扬佛教文化的。当时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至少做到真实之学和‘为人’ 之学。(见《内学》年刊第一辑所载《法相大学部开学讲词》)因为我国传播的佛学乃经翻译而来,文字上、理解上,种种隔阂,一向是多少走失了原样。必需先把研究资料彻底整理得其真实,才会见到佛学的本来面目。其次,大乘佛学的实践本系积极地利益世间,但传来我国却走上超然自了的途径,要矫正它,必得重行发挥大乘为人的精神。我们的工作,就是朝着这样目标前进的。”(吕澂《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划》,载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 页)。参阅:赖岳山《考论:“民国教育部‘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1941—1949)”与“吕澂、柳诒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审查书》,载《汉语佛学评论》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21 页。这一动向对于中国佛教界拓展视野、丰富学识固然有所裨益,但是否人人都需要印欧语系的佛教文献语言的训练,值得考虑。特别是佛学院不同于大学等纯粹从事学术研究的科研机构,其教育的核心目标在于培养适宜在中国乃至世界弘法、续佛慧命的僧才。那么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无疑比这两门孤僻的学术语言的学习更为迫切。近代也不乏认识到这一点的有识之士,例如继华严大学之后续办的法界学院就为学员开设了《左传》《古文观止》等课程。但是,如何把传统文化的教育落到实处,予以加强,仍然是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佛学教育道路时要反复思考的问题。

《释氏要览校注》

([宋] 道诚编/富世平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8月)

全书分为姓氏、称谓、住处、出家、师资、剃发、法衣、戒法、中食、礼数、道具、制听、畏慎、勤懈、三宝、恩孝、界趣、志学、说听、躁静、诤忍、入众、择友、住持、杂纪、瞻病及送终共27 篇,收录679 个条目,引经据典介绍了佛教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历史沿革、仪轨制度等,以类相从,简明扼要,既是一部以类书形式编撰的解释佛教重要词汇的辞书,也是佛教徒修行入门的指导书,对当代普通读者了解佛教文化知识亦有重要意义。其引证广博,收录了当时有关佛教制度、风俗的大量资料,尤其是作者所见南北不同习尚,并保存了一些佚书,对理解佛教常识、研究当时佛教状况及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此次整理以日本宽永十年(1633)本为底本,校以明刻二卷本、《佛学备要》本、世界书局刊行本等,详加校勘标点,以简体横排面貌呈现。注释以考见引文出处、解释佛教术语为主,对出处可考的引文皆注明经名、卷数,并适当征引原文,做出具有集校集注性质的定本。书后附有条目索引,以便读者查阅。

在2 D培养水平,紫云英苷可明显抑制糖酵解相关蛋白Glut1、Glut3、HK2、PDK1和PDK3的表达(P<0.05)(图4A)。与此相似,在3 D细胞培养水平,紫云英苷可明显降低糖酵解相关蛋白Glut1、Glut3、HK2、PDK1和PDK3的表达(P<0.05),且均呈一定剂量依赖效应关系(图4B)。此外,紫云英苷可明显降低HK2活性,并呈一定剂量依赖效应关系(图4C)。

王颂
《佛学研究》 2018年第02期
《佛学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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