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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唐山水游记中的“物我合一”——以元结、柳宗元为例

更新时间:2009-03-28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游记在唐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贞观之治”以及“开元盛世”带来的社会风气的转变,人们的旅游审美观赏意识不断提升,开始注重游览观赏中主题审美作用以及景物的文化内涵,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主观感受投射到山水景物的特征中,并借此来抒发胸怀。中唐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最终成熟时代,前有元结的铺垫之功,后有柳宗元的继承突起,两者在探索游记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元结开拓了山水游记的表现领域,开始注重融情于景;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元结的创作经验,将唐代游记创作推向高峰,并进而引导中国游记文学走向成熟。两者将山水之美与主观情感融为一体,其游记创作中既有着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又夹杂着复杂的生命体验,这一切都体现在中唐作者对自然山水进行审美重构的过程与结果上。考察两者游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演绎出中唐山水游记中的“物我合一”。

中唐之前的游记发展状况

游记是特别受中国文人青睐的一种文学体式,《辞海》(1979年版)给游记下的定义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以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描写,记述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从“游记”这一词的构成来看,“游”是“记”的文学内涵,“记”是“游”的文学体式,彼此双向互进,最终成熟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这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

2016年6月的时候“char siu”(叉烧)已被牛津词典收录(见例3),而12月的报道还使用了“char siew”,这样容易使译文读者产生混淆。

古代山水游记散文正式形成于魏晋,但是对山川景物的描写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先秦人们并没有单纯为了欣赏自然而进行的旅游活动,其外出一般都是出于政治交往目的,书中对于景物的描写零碎而原始,如《山海经》中“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而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这些对于太华山的描写非常直观简单。

到了秦汉时期,帝国疆土扩大,社会经济繁荣,出行交通方便,文人雅士的出游活动也变得频繁起来,景物的描写慢慢地在赋体文章中出现,如西汉枚乘《七发》中关于潮水的描写:“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庸如三军之腾装。”[1]又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对宫殿的描述:“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阉;华榱壁璫,辇道纚属。”[2]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宣扬帝国的威严,景物并不是描写的主体,也没独立成篇,只是作为一个表现作品主题的附属品存在,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已具备游记文学的一些倾向,可以说秦汉是游记的萌芽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游记的正式诞生时期。“游记文学的诞生,需要的是‘游’的审美精神与‘游’的实践活动以及‘游’的文学创作的密切结合与同步出现,这是游记文学得以产生所必需的前提条件。”[3]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文人厌恶仕途,为了逃避现实将志趣转向了大自然,加上当时盛行玄言文学,文人与佛教徒交游,出没深山幽林,寄情山水,在游历山水的过程中追求种种精神境界,游记这种文学样式应运而生。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云:“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这是文学史上最早的写景名篇。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晋宋地志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古代最富有文学造诣和魅力的作品,其中山有山之容,水有水之貌,为后来的山水游记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侯仁之教授在《水经注选释·前言》中概括道:“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4]魏晋南北朝时期记游类作品在秦汉积累的基础上,内容更丰富,形式也开始多样化,其中许多作品已经具备了山水游记散文的特点,它们标志着古代山水游记散文的正式产生和形成。

“游”与“记”并非一种随意的结合,彼此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内在的契合点,它对物我与时空的组合有着严格的要求。成功的游记作品往往以“记行”为基点,依次延伸到写景、抒情、述志、说理等功能。魏晋时期,游记虽然逐步形成,但对其功能的处理仍然略显粗糙,这一点在中唐时期大为改善,到了柳宗元,已经有意识地处理物我与时空的关系。

元结游记的开拓

元结,字次山,洛阳人。天宝十二年(753)进士,曾官道州刺史,颇有政绩。作为身兼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和隐居全生的道家思想的文人,他生活在盛中唐转变时期,这一时期唐帝国由盛转衰,社会矛盾加剧,天宝年间,李林甫入朝为相,嫉贤妒能,在朝中大量培养党羽,蔽欺天子耳目,统治阶级腐化,“安史之乱”爆发,朝野混乱,民不聊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元结尤为注意在其文章中表达复兴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希望通过大力倡导儒家礼仪来纠正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然而现实并没有给他实现抱负的平台,元结选择道隐于林,在山水中寄托情怀,赋予景色以灵性、情感,从而使山水游记、铭文逐渐呈现情景交融之境。

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张大良认为,新时代中国要在未来世界上占据战略制高点,构建经济发展优势,构筑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就要大力发展以“四新”为特点的新经济,促进现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而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核心的关键技术进行支撑,因此工程教育应深化改革,主动作为,为打造新理念、新特征、新知识、新模式的新工科而努力。[3]

(1)组织相关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施工人员进行学习,将责任明确到每一个人身上,确保安全管理制度有效的落地执行。

[2]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64.

吊挂式导向灯箱(含部分贴附式安装的导向灯箱),用于向乘客提供进出站、线路换乘、服务设备设施位置等指向性及位置定位信息。

除了将自己的情感以及个人抱负投射到自然山水之中,元结游记的另一特色是将儒家理念与山、石融为一体。《七泉铭并序》云:“凡人心若清惠,而必思孝,守方直,终不惑也,故名五泉,其一曰惠泉,次曰孝泉、汸泉、淔泉,铭之泉上。”[9]文章很直接地将儒家中的惠、方、孝、淔等寄托于异美的石泉,将儒家道义渗透道山水景致中,借泉水来喻示希望儒家礼治与道德重建。在《异泉铭并序》中,元结又以“异泉”喻“君子之德”。由于元结的游记文创作时间相近,所写的地域也不出道州一带,因此许多篇目都具有可组合性,如《浯溪铭·并序》《峿台铭·并序》、《东崖铭·并序》等篇,皆联成一体,峿台在浯溪东北,东崖在峿台之西,如沿溪观景,一路风景无所遗漏。这种不同篇目间游记的内在组合方式是元结首创的,到柳宗元时期趋向成熟,直接导致了“永州八记”的组合式游记作品的问世。

柳宗元游记的发展与成熟

唐代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成熟期,这不仅得力于唐代古文运动的有力推动,更得益于唐代诗性精神的熏陶和孕育。唐代游记作家以诗心观照自然,以诗情创造意境,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六朝骈文体的一种散文传统,即自由写景、抒情、言志、说理,这种成功地将散文语体与诗情画意相结合的“诗人游记”,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模式。在唐代,处于盛、中唐之交的元结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右溪记》等,“文字幽眇芳洁,亦自成境趣”,这种游记创作实绩为中唐柳宗元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成功创造了诗人游记的典范,发展了山水游记的文体和写法,标志着中国游记文学的最终成熟。研究元柳二人对山水游记的开拓以及继承发展,能让我们把握中唐、甚至整个唐朝对于自然山水审美重构的脉络。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曾官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邵州刺史,途中加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十年,徜徉山水是柳宗元生活中重要的内容和唯一的精神寄托。他在永州游玩山水后所撰写的“永州八记”,既开创了独立完整的游记散文,又为游记散文开创了一种以山水抒写怀抱的传统。

珠江水运杂志社(以下简称“珠江水运”):共建“平安西江”是广东海事局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平安交通”行动的具体抓手,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请问陈局,该行动开展一年多来,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5]孙望.元次山年谱[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105.

游记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唐游记是整个古代游记发展史上的成熟巅峰时期。对游记文化内涵进行挖掘,不仅能促进现代新型游记的发展,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也不无裨益。唐代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成熟期,而中唐游记是整个唐朝游记的精髓,前有元结对于游记意境“天人合一”的开拓,后有柳宗元对于游记自然化与人格化的继承和发展,这使得中唐游记中对于“物”与“我”的组合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统一。正如元结《右溪记》中无人赏爱的右溪是作者坎坷身世的写照一样,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被弃荒州的小丘也是作者不幸命运的象征。这种“物我合一”的有机组合模式,不仅是对六朝简单的客体再现、借景抒情的一种传承与发展,更是对唐后山水游记的情景抒写一种开拓,它对我们现如今游记文学的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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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20.

元结“雅好山水,闻有胜觉,未尝不枉路登览而铭赞之。”[5]他的游记文大都作于任道州刺史期间,元结认为道州是“舜祠之奇怪,阳华之殊异,潓泉之胜绝”的好地方。元结的山水游记,现存篇目中完整的只有七篇,分别是《右溪记》《广宴亭记》《殊亭记》《茅阁记》等,其它则多以山水铭文前的小序形式出现。元结注重描写抒情,使主体的人和客体的景达到“天人合一”。其《右溪记》写于763-766,约永泰、大历年间,全文仅一百九十余字,却将右溪所处的位置以及景色描写得意趣横生。全文可分为两层,一为景,二为情。开头简要道明了右溪处于“道州城西百余步”,“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6]作者以清丽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怪石嶙峋、泉佳林幽的右溪美景,着墨不多,词语峻洁,毫无唐初以来的绮丽积习。紧接着,作者以右溪“若在山野,则宜益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为都邑之胜境”来反衬它在“置州以来,无人赏爱。”睹其荒凉之景,不由让人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作者写右溪虽是美景却无人赏爱的情景,实际上也是在写自己满腹经纶却不为世用的遭遇。同样,元结的《菊圃记》中写道:“舂陵俗不种菊。前时自远致之,植于前庭墙下;及再来也,菊已无矣。徘徊旧圃,嗟叹久之。谁不知菊也方华可赏,在药品是良药,为蔬菜是佳蔬。纵须地趋走。犹宜徙植修养,而忍蹂践至尽,不爱惜乎?”[7]开篇详细记叙了昔日爱菊、种菊,而如今所种之菊遭人践踏的遭遇,这令他不禁嗟呼叹惋想起了自己的立身处世:“呜呼!贤人,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择所处,一旦遭人不重爱,如此菊也,悲伤奈何?”两篇游记都是采用借景抒情的手法,依托山水景色来抒发自己的感怀。在《右溪记》中,元结写自己修理整治右溪,使之成为形胜之地,也暗含了他希望有朝一日如这右溪一般受到伯乐的赏识而一展抱负。清人吴汝纶称颂道:“放姿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8]在元结的笔下,右溪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而是经过主体的透视与折射,渗透了主体的思想情绪与精神情感,无人赏爱的右溪恍然已成为不遇于世者的化身与象征。正是从元结开始,游记创作中借景抒情的手法才慢慢向着主客统一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到柳宗元时期才完成定型。

[3]梅新林.俞樟华.中国游记文学史[M].北京:学林出版社, 2004.7.

[4]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水经注选释.前言[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9.4-5.

“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在政治改革失败被贬之后,柳宗元一次比一次更远离政治中心,同时也更贴近自然。他在游览自然山水的过程中,不再将景物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他更注重自然的人化,强调将所至、所见、所感通过物我与时空的有机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他的“永州八记”中的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记述了作者发现和宴游永州西山的过程,并且在描述西山景色的同时抒发了自己的感受。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西山,而是从登西山所见所感,用比照映衬的手法来突出西山的高峻峭拔。文中先写“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因此“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作者极目远眺,发现“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用自身所见所感来承托西山之高。随后运用反衬的手法,“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用“尺寸”和“千里”形成强烈的对照,千里之内,容纳于尺寸。四周望去,如“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云天相连浑然一体更衬其高,方知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来描写西山的高峻,而是采用“客笔主意,主笔客意”[10]这一艺术手法来衬托出西山的峭拔。作者站在西山之巅,面对奇异景观胸怀顿觉开阔,“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作者与自然界万物不知不觉中融为一体,达到了物我合一而忘我的境界,这才明白以前的“无远不到”“皆我有也”为自我感觉,其实没有真正地游过什么地方,真正的游赏应从《始得西山宴游记》开始。这篇文章是柳宗元精神上升华到一个新境界的表现,他从政治上的失意、被贬谪的消沉中解脱出来,将自身被贬谪的失意与偶识西山的喜悦完全融合到了景物的描写之中,“以我观物”,达到了物我的统一。这种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较之六朝以来的模山仿水、借景抒情的游记手法大不相同,是中唐山水游记“物我合一”的一个重要特征。刘勰曾指出:“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窃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11]这一点形成六朝山水游记的通病。柳宗元的游记一改六朝游记的山水客观再现描写,以“有我之眼观物”,将山水景物人格化,投射以自身强烈的思想感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描写小石潭清冷幽寂的环境,透露的是作者被贬后抑郁悲凉的心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对“货而不售”的小丘的怜惜正是对自身不受重用的哀叹,买下小丘后“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使其“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更是暗含着作者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被重用的期盼。无论是怜惜或者喜爱,都是笔带感情。《小石城山记》借小石城山“列是夷州,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抒发被贬蛮荒、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陈郁在《藏一话谀》中提到:“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作家在状物写景时,必须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精神面貌,才能写真传神,感人至深。柳宗元善于捕捉景物的特征来表现自己的人格品质,使山水景物都有着自己的思想品格,这种对于自然山水的人格化,正是中唐山水游记中“物我合一”的成熟化表现。作为游记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匠,柳宗元不仅以杰出的艺术创造促成了游记的成熟定型,而且将游记中的自然山水与主观情感融合,达到了物我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唐、乃至整个游记发展史上对于“所至、所见、所感”的完美结合。

情感教育指的是在具体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不仅凭借各种教学手段来激发和培养受教育者积极的社会性情感,使之处于最佳状态,而且把情感培养视为教育的目标之一,帮助受教育者在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中激发自己的情感,净化自己的心灵,从而实现知、情、意、行的高度统一[3]。 有专家断言:情感教育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因素,是个体生存的必备条件,也是人格健全的重要保障,情感教育更应被应用于护理本科生教育领域[4]。可通过角色扮演、提问、情景演练、小讲课、案例讨论等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学习。

[6]元结著,孙望点校.元次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0.146.

[7]元结著,孙望点校.元次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0.136.

[8]张绍民.牵着灵魂去旅行:与史上游记名家的心灵对话[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12.75.

[9]元结著,孙望点校.元次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0.147.

[10]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41.

[1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694.

 
徐汝瑄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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