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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外交文件选译(二)

更新时间:2009-03-28

19580705, FD000101

经过对政策实行的理论考察,并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种: 动员模式、强制模式、交换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三种实行模式虽说都有自己发展的逻辑路径,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变性,三种实行模式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而是交叉重叠的。

戴高乐与杜勒斯在马蒂尼翁宫的谈话备忘录[注] 文献来源:DDF, 1958,Tome Ⅱ, pp.22-30。美国国务卿在签署了英美原子能领域合作协议的第二天就到了巴黎,于7月4日、5日在巴黎停留。在此期间,他与戴高乐和德姆维尔进行了会面。7月5日与戴高乐的会谈从10点30分持续到13点。

(1958年7月5日)

参加者:

推荐理由:以时间和空间为轴线,结合地图空间化、图表信息化等可视化呈现形式,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及时代特征进行立体化呈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注入了新的活力。

美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霍顿(Houghton)、莱昂(Lyon)、埃尔布里克(Elbrick)、卢拉姆(Looram)诸位先生;[注]杜勒斯,美国国务卿;霍顿,美国驻法国大使;莱昂,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副馆长;埃尔布里克,国务院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卢拉姆,国务院欧洲司西欧事务办公室。

法方:戴高乐(de Gaulle) 将军、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若克斯(Joxe)、阿尔方(Alphand)、蓬皮杜(Pompidou)、博埃涅(Boegner)、勒贝尔(Lebel)。[注]戴高乐,时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德姆维尔,法国外交部长;若克斯,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尔方,法国驻美国大使;蓬皮杜,总理办公室主任;博埃涅,戴高乐内阁外交顾问。

在表达了常规性的欢迎词后,戴高乐将军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与福斯特·杜勒斯先生进行会谈。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我记得十年前我们会面时的危机形势,那时法国就很需要您。全世界的自由法国的朋友很高兴在现在的情形下看到您。

相信您已经注意到我的到访恰逢美国独立日。而我在机场就表示,我们将在这一天回顾法国参与我们解放的壮举。法国是我国所有盟国中最受爱戴的国家。近几年,法国并没有在美国的舆论中享有与之相当的关注。但是我们希望,在您的领导下,法国在美国政府的行动、思想和心目中重新找到位置。

西方国家不得不面对其整个历史中最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来自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当然,对于苏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发挥的作用各方观点不同。我们认为,如果苏俄表现出帝国主义的某些挑衅性特征,其实质就是共产主义对全球的野心。最近有关南斯拉夫的事件正说明了这种现象。苏联对待共产主义之法如同异端。他们希望人类全方位地融入共产主义政党构建的模式中。他们接受的唯一有关和平的观念就是要(全人类都)接受这样的共产主义理念。

共产主义的巨大力量源于其本身是一种信仰。三分之一的人类秉承着这样一种逻辑信念。这会比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的野心强大得多。不幸的是,我们的西方文明在信仰上已停滞不前。或者,动力论总是居于主导地位。

首先,你们不能同一种信仰谈判。有关这一点,我回想起同苏联的李维诺夫(Litvinov)达成的协议,而这个协议被共产党破坏了。此事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所有的谈判中构成了一个明显优势。

另外,共产主义威胁还表现在军事方面。在这一方面,就是和国家军事实力相关了。共产主义能够发展强大的工业力量并在军事领域实现令人瞩目的进步。对于西方国家,如果没有紧密合作,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合作,是不可能应对这样的威胁的。北约的经验告诉我们,联盟的成员国间没有政治磋商就不可能有军事合作。北约近期的发展表明,在理事会面前,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我还要非常坦率地说,这些政治磋商的必要性有时会制造一些困难并包含一些不利因素,特别是会减慢(合作)进程的因素。但这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以至北约的各成员国会采取共同的政治路线。而在缺少真正的战争威胁时,这样的共同政治路线很难达成。

我们进行过一次苏联军事威胁的辩论。我们拥有一种“有效的威慑力”并且建立了有价值的防御区,即使我们认为防御区可以大幅度扩大。

有关“战略性威慑”,我们目前对于苏联具备很大的优势。苏联决定跳过远程轰炸机的阶段来专注于火箭。目前,我们拥有战略轰炸机,并且苏联还没有火箭,我们的优势依然会领先若干年。我们根据情报推测,苏联明年将会拥有一些造好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从我们一方来讲,我们将会拥有中程弹道导弹。而且如果(它们被)合理架设,将能够抵御制造中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在1960年底,我们也会拥有“北极星”(海底发射火箭)。我国军方认为,差不多在五年内,远程轰炸机将成为核武器最有效的运输工具,并且在这一阶段,我们还会保持优势。在彼此各方都拥有中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时,两个阵营的毁灭性力量将达到平衡。

今天,甲洛洛这么对小丁一说,下午领工钱时小丁就开口了:你们谁不愿意来卸货都可以,这年头想干这事的人多着呢!米九狠狠地瞪了甲洛洛一眼,甲洛洛假装看货物没有理会,可心里还是有些发毛:可别招惹上了这个穷光蛋。他赶忙走过去,对小丁笑笑:丁主任,他们三个卸货还是很认真的。小丁哦了一声,有些不明就里。米九的眼睛却笑了,看着甲洛洛,甲洛洛心里暗暗骂着:老子找到你是小偷的证据,看你还得意不得意。嘴上却笑开了:今天大家辛苦了。

苏联在星际空间领域领先于我们,因为苏联先于我们对该方向的研究进行了引导,并且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和资金支持。我们自己在这方面起步晚了很多。但是,我们认为我方能够迅速填补这种滞后。另外,(我们)还要发展区域防御能力。自由(世界)的人民对全面战争感到恐惧,因此引发出军事力量向局部地区行动转移。

美国决心使用战略性武器,而不是眼看着世界被一块一块地征服。但重要的是,不仅在我们的联盟中同样也在敌人那里,人们相信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因此必须用区域这样的表述来谈防御,并且需要创造我们的安全不仅仅是依赖于部署在唯一一个国家里的战略武器的局面,并且对于这个局面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战略武器不太可能被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较有约束力的立法限度内,我们为北约范围寻求发展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的授予制,以便相关国家可以明确,在符合事先规定的条件时,这些武器将得以确实有效的使用,并且并非是在一个唯一的外国政府的支配下使用这些武器。

我出发前在华盛顿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准备好和你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其他的进步了,为了使一个欧洲国家遭受进攻时,使用这些武器不会仅仅是一个外国政府的事务。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误解。

由表1可知,万家店村菌丝满袋后10~15天脱袋转色,其转色情况最好,菌棒转色均匀、完全,形成棕红色、有光泽菌膜,转色完全用时7~10天。纳黑村、王院村采用袋内转色的方式,转色用时10~15天,均存在边转色边出菇,形成的菌膜斑驳不一致,脱袋时仍有转色不完全的现象。

“别搞错了啊。我给自己叫Y o u n g不是向他妥协。我是喜欢N e i l Y o u n g才改名字的。”他说。

如果你们的政府有这方面的诉求,我们还打算帮助它安装海底原子能发动机。

我们认为,由于法国可能会采取创造性的行动,我们或许应当在北约内部发展这样一种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北约中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力量(除了美国)能够拥有足够的核力量。对于法国,由你们对此进行决定。但是对于北约全体成员国,可能会浪费掉一些或许可以更好地用于他处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北约拥有核武器。我刚讲过的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支配一种有效的原子军事力量。而我们,我们已经制造出绰绰有余的库存,并在可能相关的条约框架里将其装备给北约。

这些就是有关军事威胁的内容。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事实,共产主义越来越借助于政治和经济的颠覆。共产主义者非常擅长利用自由世界的摩擦点让一个又一个国家对其俯首听命。纳赛尔(Nass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仅在美洲大陆,共产主义影响就渗透到大学、工会等,煽动起对这个北半球超级大国的恐惧和仇恨,并成功地破坏了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你们的情报部门使你们了解到共产主义者通过叙利亚、埃及这样的国家向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提供了武器。共产主义者向叙利亚、埃及提供新式武器,这就可以让他们把旧武器运送给叛乱者。

有关黎巴嫩,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谈及此事,或者您希望我同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对此进行商谈。

人民中国在缅甸、老挝、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并且为印尼的共产主义发展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

同样的,在印度尼西亚,也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通过提供武器大规模地支持苏加诺(Soekarno),以便使他既能控制住反对共产主义的军队,也能控制反共的叛乱。这种局面使我们极为担心,因为印尼已落入苏联的掌控,由此会在该地区产生对自由世界安全的严重威胁,尤其会对澳大利亚以及“福摩萨”与日本的关系。

对于德国,我们的意见是我们利用阿登纳(Adenauer)政府掌权之机,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尽可能紧密地与西方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留给我的记忆就是,德国是一个很容易从和平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变成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

关于德国有三种未来:

——德国被苏联阵营吸收;

滨水动态人文景观的活动场所从性质上可分为滨水物质空间和滨水精神空间两大类。滨水物质空间主要指承载日常活动的必要性物理空间,一般具有固定性;而滨水精神空间则指具有一定信仰或意识基础,且具有一定影响辐射性的空间。

——德国保持中立,在两大阵营间保持平衡;

我们所关注的是裁减军备,但前提是在其全部范围内进行评估。不应该只处理仅占一小部分的撤除武器的问题。而且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比如说使自己受限于禁止试验。另外,我们并非野心勃勃,因为这会阻止我们变成一个核强国。我们将不会加入有关禁止试验的条约。关于此,我已经准备好经受日本人和挪威人的愤慨。我们将在撒哈拉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样既不会妨碍日本人,也不会妨碍挪威人。这并不阻碍我们支持全面的武器撤除。

另外,特别是有关北约,我们对其组织结构并不满意。您已经谈到要扩大北约,您是正确的。大西洋组织是在非洲和东方地区仍置身事外的时候成立的。现在呢,很明显,应该让东方地区和非洲加入到防御中来,至少是北非和撒哈拉。否则,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我们会感到欧洲安全与非洲安全被撕开了。这将必然导致指挥上的重新组织。

在第一种假设中,欧洲的共产主义阵地可能会占主导地位。

第二种假设代表德国参与到讨价还价和敲诈的政治中,这最终必将把我们引向战争。同第一个假设引发的结果相比,这可能是同样危险并且有可能是更危险的情形。因此,第三个假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此,重要的是使西德与其他西方国家紧密联系,以便排除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重新出现的威胁。但这个前提是其他西方国家要足够强大,不会被德国控制。

我现在还想说一些有关自由世界的大国的话。这些大国具有特殊的责任,并且在承担责任时应尽显智慧,以避免留下大国以民族主义行事的印象,并且还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能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人和事为数不多。但是,如果为数很少的强国侵犯了为数众多的小国,它们就会失去它们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印象中,法国是大国中的一员。我刚讲的表明,所有旨在领导自由世界的形式上的联合都可能会激起一片反对,但我并非要以此说明事实上不应该存在这样的联合。

对于有关峰会的内容,我认为苏联人想引导西方强国召开一个可能会以维持东欧现状为条件的大会。苏联阵营在东欧有很大的缺陷。一些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事实上并不接受莫斯科的操纵。这些国家有强烈的不满,而且我认为苏联人不太知晓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形。他们运用的自由方法已经失败,而且现在苏联虽然很反感,但是不得再次采用武力政策。可以这样说,苏联政府为了从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走出,可能会希望对其东部国家的控制得到西方的支持。

西方国家坚持将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和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个人权利的内容所涉及的东欧问题纳入峰会的议事日程,我个人认为苏联人对此极为失望。由于他们察觉到,有关此问题他们可能无法在论战中胜出,也就不再表现出对峰会一直以来的热情。另外,我看不到该次大会的巨大作用。只要莫斯科不要求我们承认东欧现状,我们对此也并非不准备认真探究存在的所有可能性。政府元首间的会面也可能只是一场大戏,而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事件。

戴高乐将军:我非常感谢您的阐述。对于您谈及的相关主题和内容,我理解您的想法。我向您表达一下我的立场。

您已经表达了您对法国的感受,而且您发现美国对法国的退步感到很失望。您了解其中的原因:法国在156年间遭遇了6次入侵,并历经了13个政权。除了这些,法国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如果所有这些在美国发生,也许这会在您的国家产生令人烦恼的后果。但是,法国依然屹立于此,法国又振兴了。法国是这个世界重要的一个成员,证据就是,您身处于此,而我也是。

但是,法国如何能够在世界当前的形势下获得其位置呢?因为法国如果不再是世界的法国,就不会再被称为法国。从领土和政治角度看,确实如此。

您已经谈到了我们正面临的威胁。我同意您的想法。可能是我对我们对于苏俄以及东欧形势的有关解释不是那么肯定。在我处理政务的时候,我对苏联政治中的民族主义也深感震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就会导致帝国主义。按您所言,存在一个苏联政府和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我认为存在的更是沙皇。当俄罗斯人谈及“政党”,有点像您在表述“国会”。您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问题在卫星国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那里,民族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占优势。而且您注意到的苏联在东欧的这个弱点是正确的。俄国人没能成功征服这些国家。

面对这样的威胁,您认为您该肩负最主要的责任,您是对的。您也认为您不能独自保卫自由世界,并且指出其他国家必然要担负责任,而其中就包含法国。从共同防御的观点来看确实如此,从法国本身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如果法国在其诚挚的请求下没参加到自由世界防御的领导中,那法国对此不会再有兴趣,对此既不会投入资金,也不会投入智慧。法国应该以确定之心承担对世界的责任。或者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点还未被予以考虑。北约只是保护了大西洋的一部分,而非整个世界。这种对世界的责任首先是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一切都是根据原子能的力量组织安排的。这种力量,你们具备,并且比苏联有优势。另外,该项内容自你们具备摧毁敌人的能力时就无关紧要了。

我们不具备这样的原子能力量。我们落在你们的后面,不如你们富有。但是,我们走在把我们自己变成原子能武器的强国发展道路上。很明显,这样的原子能武器和你们的或者苏联的将没有任何关系。目前只是按月算时间的问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将会拥有原子能武器。

您提到北约国家在制造原子武器过程中没有必要使用大量资源,原因是你们拥有这些武器。而且您说到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于把原子能武器分发给联盟成员国。这个想法我并不支持。我们认为,对于整个联盟来说,拥有原子能武器可能是有用的,而且我们认为如果你们给法国提供帮助,这将会既是节约又是支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拒绝你们的武器,甚至我们已经使用了你们的大炮,同时你们也使用了我们的。棘手的问题是,要知道谁将支配这些原子武器。如果使用这些武器的先决条件是美国政府和北约指挥部下达这样的命令,这就对我们意义不大了。因为不便之处就是在我们的领土上拥有的原子武器与我们在联盟中的角色不相对等。但是,如果你们在一个被各方共同接受的方案的框架内把原子武器交给法国军队,并且把这些武器置于法国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我就会同意。并且,我也会同意在北约的计划中使用这些武器,条件是这些计划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计划在相同的名义下是属于我们的。

为了能够确保法国在联盟中如是参与,华盛顿应该建立一种制度,比如说使法国参加到世界安全的方案中以及参加到战略性原子武器装备中去。

然后,在北约内部,如果原子武器安放在法国或在我们和你们以及英国人管控的德国,法国就应当拥有一些武器,而这些武器应该由法国政府承担管理和控制的责任,由美国参与检验工作。对于发射架要和对于核弹头一样,确实要如此。对于用于你们或我们飞机上的核武器同样是这样。

WO组合就是劣势与机会的组合。江苏省高等院校正努力利用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弥补自身的弱点。实践证明,高等院校在获取资源时,存在严重的“马太效应”:一流的高校能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源,它们不仅组建了一流的师资团队,还垄断了一流的生源。这使得一般的高校在发展上出现了瓶颈,比如资金不足、师资力量匮乏、办学水平不高等。因此,一般的高等院校应该认清自身在发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抓住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遇,才能在以后的高等教育发展上化被动变主动,处于优势地位。

您谈到了东方。您对纳赛尔和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差不多也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会倒向苏联一侧,应该试着在经济上帮助它们,甚至也许该给它们提供武器装备。但这一地区将一直是块问题之地。

图4研究了不同波形参数下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在轴闪烁指数随传输距离的变化情况,其中波形参数分别为p=0,2,4,6和8.参数设置为l=0,w0=0.07 m,λ=1 550 nm.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较近距离处波形参数越大则在轴闪烁指数越小,但是在较远距离处波形参数p=6和8的曲线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反超波形参数较小的光束.这一反转现象与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展宽变化一致,与文献[15]的理论结果一致.

对于黎巴嫩,您可以和顾夫·德姆维尔先生谈。我认为最好是什么都不推动。应该试着让一个东方的解决方法居于主导地位。一次军事介入很可能加剧冲突行动。我们应该发现一位共和国的新总统。我们应该寻求的不是一个军事解决方法,而是一个政治解决方法。

有关德国,在二战之后我们本想德国会成为一个联邦国家,而不是一个帝国。这本来会有一个好处,即不会将其引向民族膨胀之野心,也许这样的方法可能会在两个德国间进行一种妥善安排。

今天,我们应该适应面对我们所处的情形。我同意您的观点,即应该推动西德加入到西方阵营。德国和我们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当前的形势也要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认为,德国不会妨碍我们,并且也不会不利于欧洲的平衡。

对于有关峰会,我认为俄罗斯人尤其会以宣传作为行动方式。如同您一样,我认为,东欧的形势让他们很不舒服,而且他们还将能够找到一些波兰、匈牙利等国的部长,以说出和这些国家一样的话。无论如何,德国的统一问题或者东欧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并非峰会的主要内容。

——德国最终被纳入西方。

有关控制区方案,处理该事项的安排应该是真实的,不能作假。腊帕茨基(Rapacki)方案[注]指腊帕茨基计划,即中欧无核武器区计划,由波兰外长亚当·腊帕茨基1957年10月2日在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提出,在当时美苏核军备竞赛的背景下,其要求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四国领土内不生产、不存放核武器。——译者注的内容,其想法还是可接受的,但并非计划区域的限制范围。对于在其他欧洲地方裁减军备方案也是如此。我们非常想考虑这些方案,但条件是没有人被置于不利地位,并且西方的防御不会退到大西洋边缘,或者,在另一侧应该到达乌拉尔山脉。另外,也应该安置好波兰人。无论如何,我们不接受这样一份腊帕茨基方案。

排除标准:存在帕金森病患者、存在混合性痴呆患者、存在颅内肿瘤患者、存在脑卒中病患者、不能进行完成认知功能评定患者。

我做个总结:

为了使法国在西方处于其应有的位置,应该进行一些重要的改变。为此,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正式的或者经验性的安排,以此法国将加入到战略原子武器的准备和使用中去。

其次,在法国境内架设的武器要由法国负责,并且发射架、弹头以及核武器也是如此。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我们了解你们在黎巴嫩的重大利益。我和你们的大使说过,你们的加入可能会显得困难,因为这会把以色列的因素引入到该事务中——因为你们和以色列关系密切——也会把阿尔及利亚的因素卷进来。解决这个困难的最佳办法是不要介入。

最后,您提及北约应该按照该政治方案运转。是的,当然是,但如果在我谈到的峰会上构建一种制度,运转可能会容易得多。我见到了斯巴克(Spaak)[注]指保罗-亨利·斯巴克,比利时政治家,1938—1939年、1946年、1947—1949年任比利时首相,1957—1961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译者注。。他在这个位置上很合适。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全部问题。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您谈到黎巴嫩。如同您所想,我们认为应尽可能避免军事介入,因为这有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引发强烈反响。我认为,这样的介入应该避免,而且应该寻求一个解决方法来寻找夏蒙(Chamoun)[注]指卡米勒·夏蒙,黎巴嫩政治家,1952年9月至1958年任黎巴嫩总统。1958年5月,黎巴嫩爆发了反对夏蒙政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武装起义,夏蒙向美国求援,美军于7月15日年在贝鲁特附近登陆。——译者注。的继任者。另外,我们的三位大使已经同夏蒙谈了这方面的意思。

海域原油经济剩余可采储量为366亿吨,占油气当量经济剩余可采储量的41.6%,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巴西东部海域、几内亚湾、滨里海、墨西哥湾、北海等区域;海域天然气经济剩余可采储量为60.87万亿立方米,占油气当量经济剩余可采储量的58.4%,主要分布在波斯湾、澳洲西北海域、莫桑比克海域、南海、地中海、几内亚湾等区域。波斯湾海域的油气当量经济剩余可采储量在全球海域油气资源中占比达到36%,油气当量产量占比达到65.7%。

戴高乐将军:是的,但是夏蒙不打算离开。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他必须得离开。另外,(他)第二个任期可能是违宪的。前天,我和马利克(Malik)[注]指查尔斯·马利克,黎巴嫩政治家、哲学家,1945—1955年任黎巴嫩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大使,1956—1958年任黎巴嫩外交部长。——译者注谈过此事。我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就是为了人们能够负责找到一个夏蒙的继任者。我将和哈马舍尔德(Hammarskjöld)[注]指达格·哈马舍尔德,瑞典政治家,1953年4月当选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1957年连任,1961年9月因飞机失事殉难。——译者注先生就所有这些内容进行会谈。周一我会和他在华盛顿共进午餐。

戴高乐将军:我提醒一下,我们在黎巴嫩有重大利益。如果必须有美国和英国的介入,法国无论如何也可能会加入,或者是共同介入,或者介入是在你们和英国人之间。但是,我们希望不必介入。

另外,北约应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向非洲和东方扩大,并且还要重新组织其指挥。我见到了诺斯塔德(Norstad)[注]指劳里斯·诺斯塔德,美国空军上将,1956年11月20日至1962年11月1日任北约盟军总司令。——译者注,他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但他的体系不是令人满意的。

戴高乐将军: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黎巴嫩的形势更为特殊。这是一种人为的状态,囊括了两大阵营。我们不认为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情)会在相关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应该和其他国家一起或分开介入,这就超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整个西方可能都会受到质疑。阿拉伯人就不会在西方国家中做出区分,他们有理由不加区别。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我们同意你们(的想法),介入应该避免。我们还认为,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最接近西方的国家之一。如果黎巴嫩被吞并为纳赛尔的一个省,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也许会在伊拉克、利比亚、苏丹、阿比西尼亚[注]即埃塞俄比亚。——译者注甚至伊朗会造成灾难性影响。我见到了沙阿(Shah)[注]波斯语,意为君主,这里指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译者注,他也对我谈及此事。因此,应该找到一个可以保住黎巴嫩自由的解决方法,并且如果有可能,应避免军事介入。但是,纳赛尔的胜利也许很令人恼火。

(1)装备配置。质检过程中出现在不同软件数据格式转换过程中造成大量数据丢失以及诸多新产生的逻辑一致性等问题。立体采集技术是不动产数字线划图生产引进的全新技术,各生产单位所配备的立体采集、线划图编绘以及数据转换的软件各不相同,在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保障软硬件的配置及性能能够符合生产的要求,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及精度要求。

戴高乐将军:应该找到一位有能力的共和国总统,并且在外交上帮助他。这位共和国总统应该有能力重新控制摇摆不定的军队。夏蒙对此无能为力。人们应该找到一位合适的人来应对形势。黎巴嫩人并非好战者,并且他们保持独立会得到丰厚的经济利益。

我知道形势令人困惑不定:如果有人介入,很有可能会使事态变糟。如果没有人介入,在中东,局势将会恶化,而且会向近东发展蔓延。

我要提醒一下,应该存在一个解决黎巴嫩问题的办法,但夏蒙不是解决方法。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我们同意。

3.3 锚钉技术 缝合锚技术主要用于修复骨与韧带之间的连接,在骨科各专业组均得到广泛应用[18]。汤峰等[19]通过生物力学研究证实,缝合锚技术治疗下胫腓联合损伤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优于拉力螺钉内固定,应力遮挡率和下胫腓联合分离位移均小于拉力螺钉(P<0.05)。李业奎等[20]采用带线锚钉与踝关节水平分别呈30°倾斜角和平行方向仿生重建旋后外旋型踝关节骨折合并损伤的下胫腓联合前、后韧带,术后通过随访踝关节功能评分和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锚钉技术重建下胫腓联合是合并单纯前韧带损伤的有效治疗手段,较螺钉固定更能增加踝关节稳定性并促进踝关节功能早期恢复。

我现在想就您谈到的核问题和裁减武器的问题说几句话。

我对消除核武器的计划持怀疑态度。一旦有了核武器,将无法阻止其在战时被使用。如果所有的核武器已经被销毁,一旦一场将苏联和西方工业大国卷入进去的战争爆发,核武器到了第30天就会重新出现。当然,有公共舆论,并且不能无所作为。但是,从个人来讲,战时为工厂供电的潜在能力不能发挥作用,对此我表示怀疑。

戴高乐将军:我和您想法一致。但是即使有怀疑态度,也不应该避开尝试会有突破的可能性。我也认为如果开战,除非能消灭所有专家,摧毁所有的反应堆,否则核武器还是会重新出现的。

另外,我还认为,你们的军队应该完全与这些武器相匹配,并针对这些武器进行训练。所有这些将在我们的立法框架下、在北约的环境中及其战略宗旨中得到落实。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也会有积极的一面,就是也许可以进行防范突然袭击的部署。事实上,我不认为一个国家在确定自己会被毁灭的情形下会发动这样的进攻。有关该内容,上一次的苏联信函[注]通过上下文判断,这有可能是一封赫鲁晓夫于7月2日发给美国总统的信函,内容是有关防止发动突然袭击的内容。该文件在结尾提出了苏美共同发起旨在达成一项协议的创举。有关本信函文本见: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a Conférence dexperts pour étudier les mesures éventuelles qui pourraient contribuer à la prévention dune attaque par surprise (Genève, 10 novembre-18 décembre 1958),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59, pp.9-10。——原编译者注还是让我颇受鼓舞。我和您的看法一致,苏联方面有关在欧洲的控制区域范围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应该看一下是否还能对此进行商谈。

传统的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一味地对课文进行分析,学生通过老师的讲解记笔记,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不充足。所以,教师应使课堂变为自由活跃的课堂,让每个学生都能发表自己对课文的看法,教师也可以在教室中装饰有关课文内容的画,增加同学们对语文的兴趣。教师讲解课文时,可以多举一些课外的例子,让学生轻松学习。教师在课后可以组织学生一起读书看报,丰富学生课后生活,促进学生养成查阅资料的好习惯。另外,还可以定期在课堂上举办演讲活动,让学生把近期读过的优秀书籍分享给大家,让同学们丰富课外知识,体会语文学科的魅力,让学生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学习语文,鼓励学生敢于尝试、大胆创新。这样有利于学生对于语文知识的扩展和创新。

戴高乐将军:苏联方面一直在努力和美国启动特别会谈。您没有这样的想法吗?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确实如此。

戴高乐将军:他们借助这样的手段,使人相信英国、法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相对于您,如同卫星国相对于苏联那样的位置。这是一个陷阱,不可落入。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峰会中提出的均等主张。

戴高乐将军:我认为,最好只是三个国家来面对苏联阵营的十二个国家。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我认为,苏联掌握很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些装备和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装备势均力敌,但其生产能力只是这些国家的三分之一。在我从华盛顿启程前,我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会议:我国军备开销的增长幅度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认为相对于其普通的工业发展,苏联在军事领域里投入发展过多。我对双方在裁减武器上最终达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并没有失去信心。通过对发动突然袭击的审查,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也许苏联也这么认为。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发给我们这个新的记录。

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公报的问题?

戴高乐将军:在和麦克米伦(Macmillan)[注]指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1963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先生对话之后,我们已经发表了一份简报。我们或许可以做同样的事。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我们应该避免发表所有深入处理各项问题的公报。于我而言,我很庆幸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公报。

戴高乐将军: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就一起发表一个公报。如果您不愿意,那就不要发表。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我们会和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商议这件事。我们也许应该说的是,我们常规性地环顾了所有重要事项,但没有试图在本次对话结束时达成积极的结论。

作为结束语,我想表达的是我对这次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的对话是满意的。同时,我要阐述一个我个人的希望,这种希望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希望:衷心地希望戴高乐将军将能够解决他的政府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且法国将能够恢复它应该具有的崇高地位。

戴高乐将军:您刚才讲的让我很感动,我对我们刚刚进行的对话也感到很满意。我希望美国保持它的实力以及它的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我深信您会一如既往。我不认为在历史上曾经有人像您这样承担过如此重要的国家和国际的责任。此番话语也同样适用于您的总统。我很欣赏他和您在肩负起这样的责任时所采取的方式。

(沈练斌译、王珏校)

19580705, FD000102

德姆维尔和杜勒斯的谈话备忘录[注]文献来源:DDF,1958, Tome Ⅱ, pp.30-32。7月5日,杜勒斯在上午与戴高乐会谈后(19580705, FD000101),戴高乐设午宴款待。当日下午,美国国务卿来到外交部与法国外交部长进行会谈。

(1958年7月5日)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若克斯先生,阿尔方先生,塞比约先生(Sebilleau)、拉卢瓦先生(Laloy),德博马歇先生(de Beaumarchais);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艾默里·霍顿先生,埃尔布里克先生,莱昂先生,伯丁先生(Berding),法利先生(Farley),塔特希尔先生(Tuthill),卢拉姆先生,基德尔先生(Kidder)。

一、中东

1.黎巴嫩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指出,今早在马提翁宫[注]即法国总理府。——译者注的会谈已经显示出法国和美国就黎巴嫩问题的观点没有任何出入。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认为,可能双方在处理夏蒙继任问题的最优进程的构想上还存在一些分歧。

美方认为应为夏蒙找到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继任者。法方则认为问题的重点在于夏蒙应公开宣布他不再试图连任。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指出,不仅对于夏蒙来说他已不可能连任,而且他的继任者也不能公然成为仅仅是夏蒙唯一指定的候选人。

和夏蒙来自同一阵营的人将不会被接受。我们需要一个黎巴嫩的夏蒙反对党的协作。这个“反对”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他们得是一群政治上的温和派、黎巴嫩独立的信奉者和捍卫者,同时也信任和西方的关系,但是要反对夏蒙——比如可以是马龙派(maronite)主教。另一方面,纳赛尔赢得了一些简单纯粹的优势因素。在夏蒙的继任者这件事上,最重要的是战术问题。很显然,我们的大使们并不应该参与到黎巴嫩内部的政治阴谋中去,但他们可以有效地给出意见。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说,美国政府现在最大的疑虑在于谢哈卜(Chehab)将军。他很有可能成为纳赛尔(支持)的候选人。无论如何,这些均是美国国务院从半个月前的埃及的提议得出的结论。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指出,法国政府最初认为谢哈卜将军是一个可行的候选人。但是由于他的企图变得过分精明,他的地位有所下滑。

2.埃及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说,在他眼中,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就等同于希特勒和纳粹的泛日耳曼主义。纳赛尔已欲对外扩张。另外,他提出的口号也迫使他不断追求新的成功。对于他来说,停下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或者王朝的地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叙利亚,他还没有获得一次完整的成功。因此,他需要转移人们对这几乎可以称为失败的局面的注意力。如果我们可以在黎巴嫩将他逮捕,那么我们也许还可能挫败他的所有行动。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将法国和埃及的谈判定位为“目前来看还悬而未决、尚未重启的状态”。就这一点我们与英国方面进行了密切而持续的接触。如果这次谈判最终能顺利进行,那么该谈判终将促使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3.苏丹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就苏丹问题询问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的意见。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指出,如果苏丹政府可靠且能够抵抗纳赛尔方面的压力,他们仍然还是会拒绝美国方面的援助的。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询问原因。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回答这也许是一起借助埃及或者俄国资金的腐败案件。

4.利比亚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指出,在他眼中,利比亚是一个弱点。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表示赞同。

5.伊拉克和约旦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就伊拉克和约旦问题询问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的意见。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答道,约旦也是一个弱点。

在伊拉克,只要外部援助充足,情况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美国愿意承担约旦方面的财政亏损以便减轻伊拉克方面的负担。

目前,伊拉克政府非常希望将科威特纳入伊拉克—约旦联盟。这一结盟应该会给联盟带来一些使联盟可以维持下去的资源。英国政府不会为科威特进入联盟设置障碍,但显然,为降低酋长[注]指科威特酋长。——译者注对该计划的反对程度,英国政府也不会做更多其他的努力。

就巴林问题而言,伊朗政府对于巴林酋长去伦敦的访问已经非常不满。波斯沙阿[注]le Shah 是波斯语古代皇帝头衔名。个人对此也表示愤慨。

6.在沙特阿拉伯,沙特国王[注]即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1953年即位国王兼首相。1958年3月22日,王室会议决定,沙特国王必须将权力交给王储费萨尔亲王,以解决严重的经济危机。——译者注已经完全陷入困境之中。情况相当令人不安。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询问我们是否可以信任费萨尔埃米尔(l’émir Fayçal)[注]埃米尔,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指费萨尔亲王。1964年11月他接替其兄沙特成为沙特第三位国王。——译者注。福斯特·杜勒斯先生认为可以相信(他),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个国家已经完全被埃及所影响。国王认为只有在沙漠中接见西方代表,且不带任何随从,才能和西方代表进行秘密会谈。费萨尔埃米尔已经被认为是反美的。这可能不再是真相。他在美国有资金,但显然在埃及也有。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指出,像是阿拉伯世界所有其他重要人物一样,他在贝鲁特也有资金,这就为各方面利益相关的黎巴嫩的独立问题构建了一个相当好的保障。

二、印度尼西亚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指出,印度尼西亚的局势以一些自发的暴动为特点,这些暴动因军队内部某些成员反对苏加诺而起,因为苏加诺让他的政府一点点转向共产主义。在苏门答腊,暴乱者拥有足够支持抵抗运动的弹药和武器供给,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被挫败了。然而,暴乱者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们撤回到热带丛林,以便在那里开展一些游击战。因此,针对苏加诺的武装起义行动势必尚未结束。在苏拉威西岛,战斗的愿望更为强烈,苏加诺的反对者拥有更大的支持,甚至他们还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特别是源自海外的空中力量支持。空中力量很重要,因为在苏门答腊,能够拥有空中军事力量对于苏加诺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优势。

三周前,在华盛顿,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如果海外支持力度不够,那么(印尼的)起义活动终将失败。

我们认为,让苏加诺政府有机会远离共产主义化的趋势将会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我们一直坚信,苏加诺政策方针的调整将会终结这些起义活动。军队高官们事实上都是非常反对共产主义的。我们已经获得了保证,印度尼西亚内阁将进行重组,重组后的内阁将会是一个倾向于右派的内阁。然而这个保证并没有被付诸实现。因此,美国大使才接到会见苏加诺的指令,并向他明确表示,如果他和他的政府的政策无法脱离共产主义倾向,那么美国政府将不可能去对抗支持反叛运动的援助力量。事实上,正是苏加诺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政策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菲律宾——的巨大焦虑,这些东南亚国家都迫切地希望支持一切可以阻止印度尼西亚走向共产主义的活动。

在这些条件下,要么我们可以让苏加诺和他的政府走上正轨,要么我们无法阻止某些亚洲国家支持革命的行为。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就苏加诺和他的政策问题询问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的意见。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认为,可以将苏加诺比作纳赛尔。和埃及的国家元首一样,苏加诺想要获得“独立”。正是由于抱着这种期望,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帮助。然而这样一来,他反倒变得越来越不独立,甚至丧失了自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非常有组织的政党,并且拥有数量庞大的活跃分子和宣传人员,在普选当中,很有可能会获得最多的选票。另外不要忘了,该国经济状况实在令人担忧。

(王珏译、沈练斌校)

19580730, FD000103

阿尔方至德姆维尔电(第4515—4526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190-193。

(1958年7月30日)

当地时间7月30日17时30分,我被国务卿接待。

根据阁下和外交部秘书长通过电话给我传达的指令,我向杜勒斯先生指出,我们十分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必要的情况下考虑出访欧洲的可能性。这一点,尽管十分重要,然而现在来看也不是主要问题。在我们看来,必须被废除的是安理会的首脑会议方针。

这是一场法国政府首脑完全没有兴趣参加的说教式的辩论。但是,抛开这些基础性辩论不谈,我们认为一次就中东问题提出一些暂时性的解决办法的真正意义上的首脑会议仍然是有必要的。

美国政府坚持给这件事披上联合国的外衣,考虑到美国政府的担忧,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提出如下建议:

A.安理会会议可以在常任理事国范围内进行。每个与会国家就在欧洲举行的峰会的成员构成和日期提出意见。

B.之后,举行由各政府成员参加的峰会。

C.如果会议能够达成某项协定,如果必要的话,该协定将被提交安理会并由安理会批准。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回答我说,他对美国或者英国能够接受这些步骤持怀疑的态度。

周末,他和英国首相在伦敦[注]他在伦敦参加了北约理事会的会议。——原编译者注举行的会谈中,他已经了解到麦克米伦先生和赛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先生[注]1955—1960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希望能够尽快找到针对约旦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约旦,英国军队正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美国政府已经接到一个迫切的要求美国向约旦派兵的吁请。但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方面担心约旦河西岸地区被纳赛尔驱赶的巴勒斯坦难民会继续向阿曼移动,并且最终推翻国王统治。

因此,必须要尽快行动。英国方面认为局限于常任理事国范围内的安理会会议无法找到解决办法。赫鲁晓夫先生必须以个人身份参加,同时他必须提交承诺以使英国随后可以撤离。

至于美国方面,如果在安理会面前美国觉得自己被诉侵略,它希望能够通过列举不同的例子来提出颠覆和间接打击的问题进行迅速反击。因此想要将问题分开处理,或者在安理会只讨论黎巴嫩和约旦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问题需要作为一个整体仔细进行研究,并应该立刻着手进行。另外,我们必须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以这样的方式让人揭露苏联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间接侵略的事实,美国国务院对此有越来越确凿的证据。

借助于安理会辩论,美国和英国希望获得:

A.黎巴嫩和约旦问题的解决方法。

B.所有成员国就一致谴责间接侵略和用武力推翻政权的行为达成共识。

C.承诺着手进行针对中东所有国家的经济援助计划,以拯救生活在恐惧与不安的环境下的该地区人民。最后这一项可以被推广到一项国际性的技术会议当中,以保证该计划的实施。

我提醒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他刚刚跟我阐述的内容并没有将7月25日赫脱(Herter)先生在我们的会谈(见第4422—4429号电报)[注]7月25日,本书未收录。在他所提到的他会见美国副国务卿(赫脱)期间,大使(阿尔方)重申了法国方面对于峰会的反对。法国人希望能够召开一次针对中东问题的特别峰会。美国人则坚持他们先前对会议的构想,但是会议内容可以扩展到中东问题。另一方面,该会议应该将联合国排除在外吗?大使强调已经确定的安理会会议和峰会的区别事实上将不会被遵守。——原编译者注。中提出的差别考虑进去。安理会会议成为唯一的会议,会议仅有一个无足轻重的例外:为中东经济发展问题准备的技术人员会议。因此,我们的立场分歧很大。

我另外还补充道:如果我们建议的特别会议可以召开,安理会将能够更好地完成它被赋予的任务。如果我们希望的话,可以让安理会来负责那些紧急问题,将更深层次问题留给之后举行的峰会解决。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并不认为在这一点上能与我们达成共识。事实上,就像他在我们先前的会谈中已经提及的那样,他反对举行这样一个会议,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他认为在安理会上,类似这样的问题完全不该提出。实际上,他希望能够严格按照宪章第31条[注]根据该条款规定,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之任何问题,经其认为对于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联合国任何会员国之利益有特别关系时,该会员国得参加讨论,但无投票权。——原编译者注的规定开展事务。安理会应该将成员国限制在目前的11个国家,另外加上两个特殊国家——黎巴嫩和约旦,因为它们的利益已经被触及。

从个人角度出发,他可能认为见到印度的出席是有益的,并且可能希望能够了解尼赫鲁先生(Nehru)的观点。但是只能说印度在这件事上有特殊利益。应当遵循一个严格的规则……[注]编码缺失。——原编译者注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场时,其对范范尼(Fanfani)先生[注]范范尼先生最近去了华盛顿。——原编译者注。即阿明托雷·范范尼,时任意大利总理兼外长。——译者注的看法。意大利总理已经同意并且放弃参加会议的要求。另外,还有一个先例:在安理会的辩论最后……[注]编码缺失。——原编译者注针对苏伊士河的问题。虽然每股海上力量都说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但最终参加者的数量还是有限的。

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因此问我,法国政府如此反对在安理会的谈判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回答他,我们认为这样的辩论完全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但是如果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至少存在解决某些问题的机会。我问国务卿他对于斯巴克先生7月30日上午在北约理事会上提出的和解建议有什么看法。他回答我说,北约秘书长的观点在他看来并不能被接受——因为我们不可能像他之前跟我解释的那样分解问题。就美国而言,他们不可能在赫鲁晓夫先生发表声明前离开黎巴嫩,赫鲁晓夫先生的声明是问题解决的开端,另一方面该声明也可能是谴责开罗广播一直致力于宣传号召的谋杀行为和侵略行为。

美国的照会还没有成稿,今晚可能会定稿,在最后一次北约辩论后,于格林尼治时间31日15时照会将被送往莫斯科。

杜勒斯先生再次重申,希望他所有的回答和所有的动机的表达能够被法国政府理解,同时希望法国能够参与安理会最高级别的会议。他接着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安理会会议在纽约举行这一点上并不是不可动摇的,在欧洲或在加拿大举行也可以。

我向国务卿重申了法国政府对于这样一个会议过程的明确的保留态度,在我们看来,这个会议不会产生任何重要的结果。

附录

7月30日下午,斯巴克先生在北约理事会会议上发表的和解建议:[注]7月20日,北约委员会在一次峰会上讨论了赫鲁晓夫针对中东问题的建议。目前显示出的种种迹象表明,该建议将不会被原封不动地接受。7月22日委员会内部的讨论是在有利于法国的条件下进行的。代表们讨论通过了回应美国方面的主要原则,并对继续在联合国内部进行的程序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但是代表们对于在安理会内部设立更高级别的代表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反对,更不用说让政府首脑参加了,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会将安理会变成一个真正的首脑峰会。最终,除了联合国对于或者联合国大会或者有关近东的会议的开放性,为一个程序留出更大的开放性似乎更合适。北约委员会的这些决议成为了法国驻北约代表于7月21、22日发出的104号至110号电报的主题,同时也是华盛顿方面7月21日发出的4226号至4235号电报的主题,这些电报均未收录。——原编译者注

Ⅰ.如果各方面达成共识,将于8月12日在巴黎或日内瓦举行政府首脑层级的安理会会议。

Ⅱ.会议议题:保证黎巴嫩和约旦独立以便美国和英国军队撤军的措施。

Ⅲ.与会者:安理会和有意参加的国家(宪章第31条)。

Ⅳ.常任理事国下周于纽约开始此次会议的准备活动。

Ⅴ.如果这次安理会的会议能够产生一个有利结果,则10月15日在日内瓦举行针对中东问题的会议,所有有意参加的国家均可参加。该会议前,于9月末在巴黎召开四大国或五大国的会议。

(王珏译、沈练斌校)

19580821, FD000104

阿尔方至德姆维尔电(第4922—4926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277-281。

(1958年8月21日)

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外交部长于8月21日17时[注]顾夫·德姆维尔先生于8月19日抵达纽约,并将于次日发表针对在纽约所讨论的问题的讲话,主要针对近东问题及峰会问题。(Année politique 1958, p.405)。——原编译者注前往会晤。

艾森豪威尔总统首先提到了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涉及的辩论,之后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并特别强调他对日耳曼·蒂利翁(Germaine Tillion)夫人的作品[注]LAlgérie en 1957, Éditions de Minuit, 1957, p.128.非常感兴趣。

同时,总统先生还让顾夫·德姆维尔先生转达对戴高乐将军本人及他所从事的事业的衷心祝福。

部长先生询问总统先生将于次日发表的停止核试验的声明是否属实,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交给他一份有关此问题的计划书(发自纽约的1475号电报)[注]8月21日的电报,本书未收录。在该电报中,大使宣布一份在8月20日新拟定的针对暂停核试验的总统声明的计划已被提交。修订并没有改变本质问题,但是将英国方面进行的观察考虑了进去。声明当时计划于22日或23日公开发表。另外,大使先生提到,他离开纽约前去了一趟联合国;他将在华盛顿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和他讨论关于这份声明发表的问题;但他补充道,没有任何前景显示美国人在此问题上将改变态度。——原编译者注。总统先生回答,正是如此。外交部长明确表示,法国并不赞同发表类似声明,但无论如何,法国不认为自己与该声明有关。

美国总统提到,一旦读过日内瓦的专家们有关原子辐射问题的报告和联合国委员会的总结,就必须提出一个终止试验的建议。全世界在谈及此问题时都无比警惕。如果美国不回应这种期待,将会被安上“黩武主义”的罪名。

另外,美国的声明可以使其年复一年地对局势进行审视,并使其在控制系统尚未投入使用且裁减军备无实质进展时重获自由。

艾森豪威尔总统显然承认,虽然有预防措施,但是一旦接受了中止原子试验的理由,再重启该试验是很困难的。他最后强调,声明保留了为了和平用途进行原子能爆炸的可能性。

对于总统先生来说,重要的是,避免国际社会怀疑美国(维护)和平的初衷;另外可以开启第一次向苏维埃俄国派遣观察员的可能性。这些观察员不仅能够侦查核试验情况,同时可以对该国的总体条件做出汇报。

艾森豪威尔先生认为苏联将会接受协商建议,因为该建议其实是为它量身定做的。艾森豪威尔先生认为,在日内瓦的俄方专家,除非有政府方面的同意,否则无法和西方达成共识。

美国总统承认,裁减军备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暂停试验的方式就可以开始,应在控制裂变材料的生产和减少核武器库存方面持续努力。[注]在该电报附录中,收录了早先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对美国副国务卿赫脱访问的报告。——原编译者注

附录

德姆维尔8月21日访问华盛顿时与赫脱的会谈[注]谈话在赫脱的办公室进行。该谈话备忘录的整理时间为8月22日。

(1958年8月21日)

与会人员:

美方: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赫脱;经济事务副国务卿狄龙(Dillon);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埃尔布里克;中东事务局主任罗克韦尔(Rockwell);北非问题副主任博维(Bovey);法国事务办公室主任迪恩·布朗(Dean Brown);

法方: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法国驻美国大使阿尔方;公使衔参赞吕塞(Lucet);部长办公室主任吉莱(Gillet);

5时在白宫会面,在此之前进行了第一部分会谈,主要就中东问题进行交流。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指出,联合国的辩论令人满意。昨日一份意外提交的决议草案尤为引人注目。阿拉伯人似乎对这份决议已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新事实。对于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来讲,确定阿拉伯人最终做出这项决策的动机还相当困难。除了感觉被孤立的以色列、策略失败的俄国人以及未能通过各种尝试使其决议通过的印度人之外,各方面似乎都很满意。

伊拉克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巴格达电台对于西方的态度依旧很强硬,这很可能意味着该国领导人并不十分自信。我们似乎正朝着一条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道路前进。这样一来,阿拉伯国家联盟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重拾威望。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指出,石油问题仍然是主要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国务院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够将它们的石油资源汇集在一起,以便参与到一个经济发展基金中去。

狄龙先生于他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指出,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强调阿拉伯人应该要对于即将创建的组织做出自己的贡献。美国政府对石油开采的使用费并无觊觎。狄龙先生承认,阿拉伯国家一部分的份额将间接地来自于他们的石油收入,然而前提条件是这些国家接受这项计划。

在之后的讨论中,主要由中东事务局主任罗克韦尔参与。已被承认的事实是阿拉伯世界将会更快地向一种联邦制度演变,而非向在纳赛尔领导下的统一整体演变。该联邦制度由一项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联合的协定促成。之后,该制度也可以运用在伊拉克问题上。罗克韦尔先生表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甚至有可能解体,叙利亚会重获一些自治权。

但是,顾夫·德姆维尔先生补充道,阿拉伯人目前的诉求是让哈马舍尔德先生将他们视作一个完整实体与他们交换意见,同时要求哈马舍尔德先生承认阿拉伯联盟是他们唯一的发言人。然而,联合国秘书长不太可能就此问题做出让步。

在第一部分的会谈结束后,部长指出法埃协议签署后,法国和埃及将会恢复外交关系。在他到达纽约之后,他很希望就该问题与法齐先生(Fawzi)进行交流。

之后狄龙先生就日内瓦协议提出了几个问题。开罗方面给出的详细情况确切吗?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说明了协议的限制性条件。在回答罗克韦尔先生的一个问题时他指出,我们已经放弃了仲裁原则。只有对被冻结在英国银行的8000万英镑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决定性论据。另外,直到现在还坚持这种算法的英国人期待推出一种将仲裁排除在外的套餐式算法。

会谈的第二部分于18时在赫脱先生办公室开始。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谈到了在法国设置远程弹道导弹的问题。部长先生强调法国政府就该问题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法国政府希望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效仿美国,同英国于近期缔结的协议做出类似协定。但他认为,此问题涉及的政治问题将远远多于军事问题。

麦克布莱德(McBride)先生打断他的话提醒,3月21日诺斯塔德将军给埃利(Ely)将军提交了一份美国的计划书,法国政府对该项计划还未表态。

部长先生回答道,具体来说,我们希望军事层面的讨论能够暂时搁置,因为政治方面更有决定性,并且可以在外交基础上,或者在巴黎或在华盛顿对其进行讨论。

赫脱先生表示他并未见到反对意见,且就该问题美国政府已做好与我方会谈的充分准备。对话应尽快在——比如华盛顿——开启。

外交部长先生之后谈到了摩洛哥基地的问题。就我方来说,一个月前我们已经将我方意愿告知摩洛哥方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与之就一项协定进行谈判,该协定实质上与我方6月同突尼斯谈判的协定类似。摩洛哥方面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它们的反应都非常消极。此种消极反应应该主要归咎于摩洛哥国内政治因素:贝拉弗里杰(Balafrej)地位的不稳定,极端主义的诡计及分裂的独立党。

西班牙基地问题是次要问题,可以确定的是法美在基地问题上是利害一致的。在该问题上,双方必须了解彼此的意愿。任何法摩、美摩的单方面谈判都有可能会导致法国或美国不得不接受的单边让步。这样一来就正中了摩洛哥人的下怀。因此,部长先生很想知道美国方面的打算。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摩洛哥长久地保有基地吗?

赫脱先生请博维先生回答了该问题。博维先生回忆说驻拉巴特的法国和美国大使就此问题曾经有过接触。他强调,自从约斯特(Yost)先生到达拉巴特,美国政府就希望以一种全新的精神来重新处理此事务。如果最终不得已达成一项临时性协定,那是因为他认为目前达成一项长期性协定是不可能的。

在巴黎,杜勒斯先生重申道,我们同意美国同摩洛哥就美国基地问题进行直接谈判。我们应该对该协议做出怎样的实际操作呢?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希望和拉巴特方面的谈判能够更加凸显美国—摩洛哥特色。然而,直到现在,美国基地的规章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法国化:例如,设备安全、给养问题等。这个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感到别扭,美方认为该问题对于和摩洛哥政府进行坦诚协商是一个阻碍。博维先生能表达的一切归根结底即是:目前美国希望在摩洛哥尽可能长久地驻扎下去。

吉莱先生回忆道,据美国驻拉巴特大使提供的情报显示,美国政府已经向摩洛哥政府提出希望在摩洛哥的基地可以保持三年,其隐藏意图为在此期间,有可能出台一个针对今后维护基地的调整方案。博维先生说该建议并不是美国最先想到的,而是摩洛哥方面提出的。美国政府反对对该范畴的商讨,并认为一个过于精确的期限可能是危险的。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强调,事实上如果美国应该为它在摩洛哥的停留时间设置期限的话,从我们这方来讲会变得很难对此拒绝。因此,两国政府在此类谈判中必须相互协商。在拉巴特,双方已有过这样的谈判,在华盛顿可以继续增加为此谈判的协商。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指出,对突尼斯的武器供给问题将于明天在各部门间讨论。他强调,自从若克斯先生对突尼斯出访之后,法国向突尼斯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即被开启。相关谈判将马上开始。美国对于从现在起向突尼斯输送他们要求的所有武器表现得亟不可待,这样美国就不会损害谈判,这很有必要。

博维先生回应道,华盛顿方面同意由法国方面提供主要供给。然而,从现在起不满足警方和两个营的军队提出的供应要求也是很难的。22日一早美国国务院将重新讨论该问题。

外交部长指出,对于突然袭击的问题,总是借着专家会议的幌子,在这一方面将主动权留给俄罗斯人总是不妥。西方国家能够提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是(美国)所希望的。特别是我们非常期待建立一个专门讨论中断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裂变材料的委员会。赫脱先生总体上对此表示赞同。然而他并不确定俄罗斯人是否会接受美国日前提出的于10月1日就袭击问题开启专家对话的建议。

(王珏译、沈练斌校)

19580918, FD000105

阿尔方致外交部(第5443—5453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384-388。

(1958年9月18日)

今天外交部长与国务卿在纽约进行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交谈,从中总结出以下主要内容:

1.中国

美国政府还没有最终确定可能讨论台湾问题的条件,以备华沙谈判没有取得成果。[注]9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广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进行大使级的协商,旨在再一次保卫和平”。6日,白宫的公告注意到了这个声明,并指出美国驻华沙大使准备尽快在这座城市会见中国大使。9月11日,美国总统在一个重大广播电视讲话中提及了接下来的大使间双边对话,并不排除在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将采取“和平影响”措施。会谈将于15日在波兰首都召开。——原编译者注尽管如此,在杜勒斯先生看来,似乎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安理会审议后才能拿到联合国大会上。在相同情况下,美国或许会提出一个谴责以征服为目的而使用武力的解决方案。中国的两个政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都反对这样的一个程序,因为在它们看来(这是它们唯一的契合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不在联合国的管辖范围内。

2.摩洛哥基地

德姆维尔先生提醒了我们劝阻华盛顿政府与摩洛哥政府进行会谈的理由,而这个会谈是有关摩洛哥接受评估原则的原则,以补偿使美军在几年内能够维持这些基地的安排,并且王储将其委托给我们驻拉巴特的大使。因为如今的摩洛哥政府太过衰弱而不能做出任何一个决定,[注]关于王子给法国人“等待”的建议,详见DDF, 1958, Tome Ⅱ, 第144号文件。对于帕罗迪(Parodi)先生来说,“没有发现王子当着我的面很直率地表述的情况下”,正式地考虑这样一个观点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这里有我们在和美国的谈判对象打交道时能够利用一下的论据”(Télégramme de Rabat, n°4633-4634 du 8 septembre,未收录)。——原编译者注它无法面对这样的责任。杜勒斯先生表示他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也许最好不要提出问题,不要坚持从摩洛哥人那获得内容形式完全合法的协议,而且要满足于现状;但是五角大楼和一些美国行政部门,相对于现实来讲更考虑法律意义上的斟酌,它们要求启动有关这些基地的谈判。军队尤其希望收到关于延长它们占领时间的保证,以提前制订它们的防御方案。杜勒斯先生的观点,他自认为颇为正统,却不被他的这些部门赞同。朗特里(Rountree)先生出席了这次会谈,他表示希望已进行的谈判能继续,一方面是为了确定占领基地的期限,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它们的战略性应用的条件。但如果在这两点上不可能达成一致,国务卿主张的务实的解决方法可能会保留。

3.非洲的法国领地

福斯特·杜勒斯向部长询问关于非洲的部分领土的情况,以防它们在下一次全民公投[注]9月28日,只有塞古·杜尔在任的几内亚投了反对票。——原编译者注中投反对票。国务卿担心这些领土走向独立的进程如此迅速,而它们又没有管理人才,没有传统,亦没有经费来支持它们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他同样担心放任它们,这些国家将迅速变成共产主义的战利品。此外,杜勒斯对于我们过早地接受一些不具备真正国家资格的领土进入联合国感到遗憾。向所有自荐的候选国敞开联合国的大门,难道不是损害了这个机构的特点和宗旨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遭遇了很多困难,摆脱了孤立主义,成为国际秩序和法律的捍卫者。如果之后联合国的运作有缺陷,那么美国政府的努力将是徒劳的,恐怕(它)就会重回孤立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国务卿今天在联大大会讲坛上要这么说:“美国,作为强国,将继续维护全球秩序。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应该被轻易搁置的优势。”

据我所知,这是杜勒斯先生第一次如此真挚地承认了犯过的错误。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指出对自由世界的平衡有威胁的后果。

4.原子武器问题和裁减军备

国务卿对于会谈产生有利结果一点都不乐观,这个与苏联展开的会谈的主题是对于暂停核试验的检查。他尤其不相信俄国人会接受美国人的要求,将暂停爆炸与裁减军备的进度结合起来。前天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交的解决方案,目的在于将终止试验内容从裁减军备的整体方案中分离出来。

至于考虑用来评判避免遭遇突然袭击方法的会议,国务卿对苏联的最后一个照会[注]这份9月15日的公文建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在数量均等的基础上参加会议(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此份建议文本,见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a Conférence d’experts pour étudier les mesures éventuelles qui pourraient contribuer à la prévention d’une attaque par surprise. (Genève, 10 novembre-18 décembre 1958),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59, pp.12-13。—— 原编译者注进行了回复,有意向联合国机构提议设立两个代表团,即西方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

德姆维尔先生提醒,法国不会接受这样的程序,而且他觉得注明不同参与国国名是符合常规的。我们预测,自由世界国家和苏联阵营国家数量一致并不具有重大弊端。外交部长建议由大西洋理事会负责列出西方参与国的名单。这个想法被国务卿接纳了。杜勒斯先生补充道,防止突然袭击的问题对于美国专业人员来说是很复杂的,同样在这个领域,他质疑我们事业的成功。如果这次会议召开,将由格伦瑟(Gruenther)将军代表美国。

最后,德姆维尔先生建议西方最先采取主动建议苏联进行减少和控制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裂变物质的适宜方法的研究。国务卿似乎没有驳回这个意见,关于莫斯科对这个方案赞同的回复,他表达了他的怀疑。

外交部长坚持,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将从提议中获得战术优势,本质上讲这是唯一可以启动真正核裁军的建议。

5.塞浦路斯

国务卿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进展表示担忧。他确信英国人,尤其是首相,不会背离土耳其[注]6月19日,麦克米伦先生在下议院阐述了英国针对塞浦路斯的方案,这个方案否决了极端的解决方式:土耳其主张的瓜分和希腊宣扬的自决。这个方案给了塞浦路斯内部自治,但联合希腊和土耳其与英国管理塞浦路斯。每个政府将任命一个代表与英国政府合作,并且每个团体享有处理事务的自治权,预计这种状态将持续七年。伦敦向雅典和安卡拉提议召开一个三方会议对其进行讨论。希腊政府于6月22日拒绝了英国的提议,因为它不承认土耳其是岛国政府的相关当事方;土耳其也拒绝了。8月15日,英国决定不再顾及这两方的要求,在为了取得希腊人民的支持而做了几处明显改变了方案的本意和行政方式的修改后,立即将其实施。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阁下(Mgr. Makarios)明确反对,雅典政府仍然拒绝协作来实施这个方案;相反,安卡拉于8月25日接受了。——原编译者注已经提出并接受的方案。当安卡拉政府对这个解决方法表示赞同时,雅典政府却将它抛弃了。国务卿担心希腊的政府危机,中间派的掌权可能标志着希腊参与大西洋组织的结束。德姆维尔先生询问是否可能再一次向英国施压来避免相同的进程。杜勒斯先生不相信如今这样的手段会获得成功。

(房珂珂译、沈练斌校)

19580922, FD000117

联合国和国际关系副主任的纪要[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472-473。本纪要应秘书长要求撰写。

(1958年9月22日)

裁军

最近一次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后,在裁军问题方面,法国的形势每况愈下。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联合英国和美国提交了一份完整的裁军方案,称作8月29日方案。这份文件体现了我们的基本诉求,尤其涉及对裁军的监督、普适性以及核军备裁减和常规军备裁减的对等性。该方案把停止核试验、停止生产和库存调整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于美国人提出的关于停止试验和生产的时间问题,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轻微的让步。另外,兵员的限制问题没有得到令我们满意的解决。

1957年11月14日,该方案在联合国大会上表决通过,并列举了我们提出的不同意见,得到了57个国家的赞成。

苏联人自那时起采取行动,使得联合国没有再次从整体上谈及裁军问题。他们拒绝出席现有人员组成的裁军委员会,认为问题应该面对不同诉求,尤其是在委员会组成上西方代表应和“社会主义”代表均等。

莫斯科方面试图通过这些花招实现其自身意图,以便能够在落后国家,甚至在英国和美国的公众舆论中达到塑造其和平主义者的宣传效果。实际上,他们是在维护他们的立场,在这份方案中挑选最有利于他们的部分,即:

——停止核试验;

——无条件放弃使用核武器;

——欧洲限制区的裁军和监督。

随之,他们接受了分阶段裁减兵员。

他们最后提出了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成员国之间互不侵犯的公约,并建议取消国外军事基地。

俄国人是这样实施他们的分散战术的:自3月份起,他们要求将“禁止太空用于军事用途”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议程,并加上了取消在别国领土上的国外军事基地的要求。5月份,他们在安理会上攻击美国人,理由是一些搭载核武器的军用飞机在北极地区朝苏联方向飞行。美国人则建议按照8月29日方案,在设定的北极限定区实行空中管制。苏联人对此建议直接否决。在峰会筹备期间,莫斯科政府向西方提出了相当数量彼此分割的议案,在东西方代表人数对等范围内,老调重弹。

这样,西方政府就被引导参加了一个关于核试验探测研究的专家会议。鉴于此会议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注]原子能专家日内瓦会议8月21日闭幕,并达成协议。更多细节参见lAnnée politique 1958, p.407。——原编译者注英国人和美国人于10月1日接受了启动停止核试验的谈判。最后,西方人和俄国人似乎同意了自11月10日起就防止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讨论。

在小心维持的混乱状态中,面对形形色色的诉求,俄国人继续他们的图谋,提议就他们关注的重点进行审查,其目的是:

——削弱西方核武器的效率;

——撤销国外军事基地;

——维持严格的裁军限制区,特别是在欧洲;

——尽可能忽略常规武器裁减问题,以便从根本上接近西方部署,同时削弱其威慑力。

在程序方面,莫斯科政府坚定地维持其东西方国家代表数量对等的立场。

如果说8月29日方案没能令我们完全满意,但也保住了我们所坚持的原则。现在看起来似乎主要是美国人的行动受到了破坏。

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辩论很快就要进行了。我们最好和我们的同盟在预备性会谈中找出过去的一年里在共同防御问题方面究竟彼此距离有多远,并向它们论证面对苏联的手段建立统一战线的利益所在。

(吕军燕译、校)

19581002, FD000118

德让致德姆维尔电(第3692—3695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460-461。德让(Dejean),法国驻苏联大使。

(1958年10月2日)

1.昨天,10月1日,苏联外交部就美国9月10日关于下次停止核试验会议的照会向美国大使馆做了苏联政府的回复。[注]联合国大会第13次会议提及的问题。——原编译者注

2.苏联政府注意到,对苏联关于10月31日在日内瓦召开本次会议的建议,美国政府表示接受,并同意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参考其8月30日的会议纪要,苏联政府认为,会议的主旨是达成各国最终终止核试验的协议,以及就该协议的执行进行相关的监督部署。

当前文件明确指出,目标协议应该适应当前拥有的核武器力量。可是在第五段指出,“作为一个涉及全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应立即全面终止核试验”。苏联显然要依靠全世界舆论压力在自身、美国和英国之间扩大某个所谓的协议适用范围。苏联10月1日的纪要与华盛顿、伦敦的观点还存在分歧,对他们来说,停止核试验仅仅是暂时的,如有必要则会重启。

另外,苏联政府注意到,日内瓦专家会议已经证实,核试验是完全可探测的,缔结永久停止各类核试验条约不应该再有障碍。这或许对苏联人来说是一个提醒,在他们眼中,国际监督是无用的,他们原则上加入监督是要表明一个良好的姿态,他们或许尽可能努力地减少其实际意义。

苏联政府在会期方面做出让步,它希望尽可能简短,但也像8月30日的照会一样未做限制[注]此为赫鲁晓夫就停止核试验问题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的回答。(Télégrammes de Moscou n°3206-3214 du 30 aout et n°3232 du 1er septembre,本书未收录)。——原编译者注。此外,它建议会议由外交部长参加,而美国政府在其9月10日的照会中表示,它希望委任一位大使詹姆斯·沃兹沃思(James J. Wadsworth)先生[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为代表团主席。

3.事实上,赫鲁晓夫先生8月30日在真理报上的声明尽管令其猜疑,但是美国国务院9月30日批准、昨天送交的照会没有任何影射苏联或许会重启核试验的行为。[注]10月3日第3700—3702号电报(本书未收录),其依据事实上来自苏联重启核试验后莫斯科的官方通告(塔斯社声明),以表明苏联决定终止核试验的单纯的宣传意味,于3月31日启动(参见DDF, 1958-I, n°247, 纪要)。直到会议召开,磋商仍在继续,苏联人要求立即、完全停止核试验,美国和英国则希望在限定的时间内逐步停止。10月30日,苏联政府再次对10月20日英美两国政府此前发送的纪要做了回复。未收录的莫斯科第4096号电报节选了苏联纪要的一部分。完整的翻译参见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Articles et documents,n°0724, 8 novembre, Textes du jour;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ocuments sur le désarmement, pp.64-67。——原编译者注

(吕军燕译、校)

19581017, FD000119

肖维尔致德姆维尔电(第3359—3366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536-537。肖维尔(Chauvel),法国驻英国大使。

(1958年10月17日)

参照我的第3334号电报[注]10月15日,见前文DDF, 1958, Tome Ⅱ, n°249。——原编译者注

根据我和赛尔温·劳埃德先生的会谈,我特别记下如下几点:

1.如同我对外交大臣所说,一年期满时,如果最初提出的条件未被履行,我们怀疑英国政府可能会重启系列核试验,对方回答我说他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想法。中止的爆炸不会重启;

2.实际上,大臣对我说,无论美国政府怎么做,英国政府方面都不打算继续核爆炸;

3.他非常干脆地承认,1958年8月22日的决议已经与1957年8月29日方案的原则决裂;

4.他肯定地说,舆论运动已经迫使英国政府背离自己的立场。

这个“肯定”需要某些解释。

根据大臣所说,舆论运动主要来自国际、英国方面,也有来自其政党内部的压力。

在此,我不会提及任何尤其是在纽约出现的国际舆论。

至于英国的舆论,我近期曾经指出(第3292号电报),最近一段时间,它并未显示对这一点的特别担忧。

尽管如此,我并不排除保守党自己内部进行的工作。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公共舆论当前之所以未有不安,肯定是因为知道,本月31日将预计召开一个三方会谈。如果这个会议取消,或者假设英国政府显示出阻碍会议召开的迹象,或者显示出谈判的势态,舆论担忧就会卷土重来。外交大臣有一天对我说:“空气中的锶太多了。”

然而,从现在起,我们被选举前的气氛包围。由于做出推迟大选数月的决定,外交大臣承担了“可预计的风险”。这种预计会加入不同因素。英镑的坚挺以及刚刚决定的退休金的提高对保守党来说都有积极的意义。失业显著增加以及在实施新军队征兵体系过程中的明显困难则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在这种前景下,在终止核试验的谈判中政府所追求的实际利益则是一个积极因素。这种利益的表达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所有可能被理解为放弃寻求谅解方式的立场都可能成为消极因素。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赛尔温·劳埃德先生对我说的要带着万分小心处理困难势态的必要性的。

在会谈过程中,英美双边协议对于英国立场演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重新显现出来。

(吕军燕译、校)

19581106, FD000120

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主任的纪要[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644-651。

(1958年11月6日)

第13次联合国大会及日内瓦会议(1958年9月中旬至11月)前夕的裁军问题

根据第十三次联合国大会议程,谈到以下几部分议题时将涉及裁军问题:

a.裁军委员会成员的任命;

b.禁止空间站的军事用途,取消建于别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及空间站国际合作研究(苏联提案);

c.裁军问题(秘书长提案);

d.电离辐射效应(该会谈可能对停止核试验问题产生某些影响);

e.停止核武器和氢武器试验(苏联提案);

f.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事预算裁减10%—15%,部分节省资金用于援助不发达国家(苏联提案)。

对第a、c、e、f点提案的审查已于11月4日完成。禁止空间站的军事用途和电离辐射效应两项提案须在本月内进行辩论。

联大召开期间,相关国家同意在日内瓦召开两次非联合国会议:

——自10月31日起,召开三国会议(美国、苏联、英国)商谈核大国中止核试验以及以日内瓦专家方案(1958年8月20日)为基础建立国际监督体系;

——自11月10日起,召开某些亲苏国家和亲美国家参加的另一个会议,从技术层面研究防止突然袭击的问题。

关于这两个问题,各国的立场如下:

A.核试验的管理问题

美国的立场:

华盛顿政府已经准备好暂时中止核试验,唯一条件是苏联在第一年中止核试验;中止核试验会逐年延续下去,只要“苏联不重启核试验,而且约定的监督体系能够成立并有效运行,还要认真推动缔结一项协议,以便制定一些武器监督的基本政策并保证其执行”。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已经对该声明广泛关注,8月2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该声明表示在某些条件下接受了按年中止核试验的原则,即美国从未放弃延续期限以促进裁军领域的进步。这最初给了人们一种希望,但事件的后续发展则令人产生极大的怀疑。

关于监督站点的建立,美国不反对逐步完成:然而,人们希望第一年先在这三个国家一直进行核试验的区域附近建立监督站点。

他们肯定了在技术方面逐个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但其目的是不打算放弃最终的整体方案的概念。

英国的立场:

英国的立场显得更加温和。伦敦政府声称“已经准备好第一年中止核试验后在未来新时期持续放弃核试验,条件是苏联不重启核试验,而且人们认真推动建立有效的中止核试验国际监督体系和通过并执行真正的裁军政策”(10月20日纪要)[注]实际是10月22日:Document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A/3955; Documents sur le désarmement, pp.61-62。——原编译者注

他们似乎倾向于某种粗放式的监督,更希望其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进行部署(用几年的时间在核试验区设立监督站点,用十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全球网络)。

其实,自从签订英美核合作协议以来,英国政府似乎就倾向于放弃去年设想的一揽子交易,并弱化按期延续中止核试验协议和其他裁军政策的联系。

苏联的立场:

苏联方面,大家都知道,它要求核大国之间约定最终终止核试验,但指望的是舆论压力,并将其范围扩展到所有国家。监督方面,它当前其实只提出了原则方面的问题,因为西方国家考虑的检测,对它来说,就是“间谍”。

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佐林(Zorine)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委员会上声称,苏联明确拒绝英美中止一年核试验的提案,如果这两个大国为缔结全面终止核试验协议设置障碍,它就准备进行和英美3月31日以来同等的试验;终止核试验不应该取决于在日内瓦会议上是否会缔结协议。[注]关于10月31日苏联的相关声明,参见:Documents sur le désarmement, pp.64-67。——原编译者注

B.突然袭击的问题

美国人认为,防止突然袭击问题的研究应该依据一个总规划,重点在于对监督目标即突然袭击设备的甄别,在于检测和观察的监督技术,在于对应用检测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的评估,最终在于以降低突然袭击威胁为目的的监督体系的特征。如果仅想找一个试点,那么现阶段任何区域都不会被考虑。

关于依据日内瓦设定体系的适用区域,杜勒斯先生设想了一个基本区域:北极地区,或许包括欧洲的广大地区以及苏联领土的部分重点区域。

英国人认为应该把会谈重点放在防止突然袭击的技术条款上,目前不宜谈论区域的界限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明确排除在一定时机再谈这个问题。

对于苏联人来说,他们不同意仅限于技术讨论,认为会议应该制定一些关于防止突然袭击可执行的政策方面的实用建议,“和裁军领域的决议联系起来”;他们建议在一些从突然袭击危险防止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建立一些地面和空中图像监督站点,这无疑是针对界线两侧的800公里区域以及西伯利亚、远东和美国西部地区。

联合国大会关于裁军的一般性辩论

联合国大会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了。73个代表团团长在一般辩论上发言,61个人谈论了裁军问题,其中43个人谈到核试验问题,其中又有36个人要求临时或最终停止核试验。除了苏联集团和一些亚非国家外,这36个国家还包括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英国、意大利、日本、挪威、新西兰、荷兰、土耳其、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葛罗米柯(Gromyko)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在会议进程中,他将认真关注三个特别问题:“即时和全面”停止核爆炸,禁止外层空间用于军事目标及取消军事基地,以及削减军事预算。

杜勒斯先生仅仅提醒说,技术监督是整个裁军所必需的,他希望大会通过决议鼓励未来的停止核试验谈判,并强调了减少突然袭击危险性政策的重要性。

最后,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清楚地表明了法国的立场:停止核试验,甚至仅仅中止核试验,应该将停产和库存调整结合起来;我们准备好了参加真正的核裁军研究,而不是采纳假惺惺的、不完整的政策。所有试图建立监督区域和裁军区域的不完整规划都只会被当作依据整体方案达成普遍性政策的一个阶段。

第一届委员会上的辩论

10月10日,第一届委员会开始一般性讨论,同时关注裁军问题(第64点)、停止核试验问题(第70点)以及削减军事预算问题(第72点)。

最令人感兴趣的发言首先来自卡伯特·洛奇(Cabot Lodge)、佐林、诺布尔(Noble)和朱尔·莫克(Julles Moch)等诸位先生,他们陈述了各自政府当前的立场,然后温登(Unden)(瑞典)、帕迪利亚·内尔沃(Padilla Nervo)(墨西哥)、贝朗德(Belaunde)(秘鲁)以及其他几位先生提了一些需要注意的建议。

A.三个大国的立场

美国代表特别就已经举行及将要举行的关于停止核试验和防止突然袭击的主题会谈展开论述。他着重强调了对解决真正技术和实践方案问题的方法的关心(没有政策方面的担忧),并建议以这种方式研究对以下问题的监督: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问题,停止生产核武器以及库存调整问题,太空的和平利用问题。关于中止核试验的问题,他明确表示,对其政府来说,第一年的中止试验是无条件的(前提是苏联也停止其试验)。然后,他仅仅把中止核试验和监督体系的运行以及合理推动其他方面的裁军问题连在一起,但未明确谈论这两个话题。

作为交换,他提出了真正全面裁军的基本原则:监督,逐步推动,平衡。

英国的立场似乎稍显不同:中止核试验可以采纳卡伯特·洛奇先生提出的方式,但是他们最终停止核试验要和真正的裁军联系起来(受控的、约定的核武器削减)。诺布尔先生对苏联强迫核大国做决定的要求表示抗议:他希望三个国家在日内瓦达成协议,并且其他国家可以参与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些国家如果缺席则不能加入。

苏联代表则要求自10月31日起无条件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联合国大会在此日期之前就这一问题表明立场,以避免核俱乐部成员数量的增加:他这么说是为了抗议法国准备在撒哈拉沙漠里试验原子弹,此事已经激起非洲国家的反对,也是为了抵制西德在此领域的努力。他还声称自己的国家接受日内瓦专家会议的所有结论意见。他断言独立政策的应用可以推动裁军的进展。

佐林先生还批评了其称之为裁军问题新“技术方法”的东西,他认为,该方法会促进监督技术的研究,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朱尔·莫克先生强调了法国政策的连续性,认为核大国如果增加核武器或者保持核武器库存,那么仅仅暂时停止核试验不会真正地推动和平:“这不是真正的进步,不过是一个借口”。如果核大国在国际监督下停止增加核武器并开始减少库存,那么法国愿意放弃核武器。

法国忠于1957年8月29日四方协议的明确立场:直接利益国家应该在整个裁军协议上保持一致,协议应该同时涉及所有领域(即便范围受限)以增加彼此的安全;应该做好严格监督的准备以建立信任,不要规定那些不可控的政策。

最后,朱尔·莫克先生主张建立技术、军事、法律及财政专家委员会以研究以下诸多问题:军事预算,武器及兵员削减与监督,停止生产可裂变物质,库存调整的初步和平利用,防止突然袭击,以及外层空间监督和国际太空法律等。

B.其他代表的观点和建议

瑞典代表非常赞同终止核试验,(认为)美英提议的一年期限对于实现裁军路线的监督和推进显得时间太短,明确禁止核试验将迫使那些还没有生产核武器的国家放弃生产核武器。最后,温登先生又说,一旦停止核试验的监督体系实验成功,那么对更复杂的裁军协议展开监督就有了可能性。

相反,赞同中止核试验的秘鲁反对不将停止生产和库存调整联系在一起的终止核试验。帕迪利亚·内尔沃(墨西哥)和贝朗德(秘鲁)两位先生提出了程序方面的近似建议:帕迪利亚·内尔沃先生建议召开四国会议,由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乌尔基亚先生(Urquia),萨尔瓦多]主持,秘书长参加。他还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机构,负责永久裁军问题以及协调技术会议工作。贝朗德先生认为,四国谈判是必不可少的。为利于谈判,他建议选出来自四国的两三个成员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行使办事处的作用。调停工作也可委托给秘书长。

芬兰和南斯拉夫代表对于裁军问题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担忧,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整体解决。这也是西班牙和以色列的发言主题。

印度代表认为终止核试验和其他政策没有联系,他主张由81个成员组建一个裁军委员会。

加拿大外交部长认为核武器试验不是问题的核心,主要问题在于尽量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普遍裁军。他对爱尔兰代表的建议持保留意见。爱尔兰代表建议只禁止和裁军实施政策有关联的核武器附属材料。

阿根廷代表承认停止核试验的紧迫性,他认为联合国大会的任何决议都不会改变现有的力量分布:不过,把核试验和整体的裁军问题割裂开来会改变两大集团的平衡。同时,对缺乏核武器附属材料的国家进行限制,从法律上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他觉得是不可能的。

日本代表认为中止一年是不够的,美国人应该推动裁军进展,英国人则把中止期限的延长和裁军问题联系在一起。

大部分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利比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对法国在撒哈拉沙漠中的核试验表示抗议。

决议草案

没有任何提交或准备的决议草案涉及整体裁军;相反,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是它们都具有的共性。

关于停止核试验的草案有:

a.来源于美国的一个17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丹麦、厄瓜多尔、美国、伊朗、意大利、老挝、挪威、新西兰、巴基斯坦、荷兰、英国、泰国)草案(A/CI/L.205)提到了计划在日内瓦举行关于监督停止核试验的会谈,并要求各方在谈判期间不要进行核试验。同时该草案赞同大会关于突然袭击的设想,不将这两个问题和总裁军计划在事实上联系起来。

b.苏联的草案(A/CI/L.203)请求实施核试验的国家立即结束,并为此缔结一项协议,同时邀请其他国家加入。没提任何监督问题。

c.亚非国家(阿富汗、缅甸、柬埔寨、锡兰、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摩洛哥、尼泊尔、阿联、也门、南斯拉夫)的草案(A/CI/L.202,修订版1)和前者的唯一区别是委婉提及了可能出现在协议里的监督技术条款,并拟定了草案。大会将根据此草案制定一些政策,以便将三个大国参与的协议推广到所有国家:还未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将被要求放弃核试验,直到上述的政策得以制定。

d.南斯拉夫草案(未提交)与苏联的草案仅有两点区别:委婉提及了协议中预计建立的监督体系,但对还未进行核试验的国家未有提及。

另一部分草案的主题涉及削减军事预算问题:

e.苏联的另一项草案(A/CI/L.204)要求美国、法国、英国及苏联政府至少削减军事预算10%—15%,并将部分节约的资金用于不发达国家。

f.一项源自荷兰、依据17国草案(见1.)的修正案,由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危地马拉、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乌拉圭提交,其类似1957年11月14日的1148(Ⅻ)号草案,将邀请这些国家利用裁军政策产生的资金改善世界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A/CI/L.209)。

希望避免核俱乐部扩充,爱尔兰提交了:

g.一项依据17国草案(见1.)起草的修正案,要求停止核试验会谈,各方在谈判期间以及在即将达成的中止核试验期间不要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其他国家在同期应该完全放弃生产核武器(A/CI/L.207,修订版1)。

h.一项草案(A/CI/L.206),委婉要求制订一个总裁军计划,并指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增加”的危险:建议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核武器更大范围扩散的内在危险以及负责在第十四次会议上做报告。

某些草案来自前面提到的对程序的担忧:

i.墨西哥的草案邀请苏联、美国、英国及法国代表在本次辩论结束时开会,由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乌尔基亚先生,萨尔瓦多)主持,秘书长参加,以研究在联合国范围内重启谈判的程序及可能性(A/CI/L.208,修订版1)。

j.印度—南斯拉夫草案(A/CI/L.210,修订版1)决定,在1959年由联合国所有成员组成裁军委员会。

面对如此多草案引起的杂乱局面,一些人努力尝试彼此妥协,尽管不可能成功。印度和南斯拉夫代表就核爆炸试验起草了一个文本,要求核大国立即停止核试验,尽快寻求一个国际监督下的停止核试验协议,并要求其他国家等待缔结协议,不要“卷入”核试验。此材料应该是由一项美国草案补充而成,该草案希望日内瓦会谈达成降低突然袭击或其他袭击的危险性的政策,要求根据当前技术计划的谈判形势制定裁军协议。

对我们来说,印度—南斯拉夫草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美国的两个草案不利于各方面独立解决裁军问题的普遍意向。

由于苏联想明确将印度—南斯拉夫草案设计的停止核试验方案作为最终和无条件终止方案,所以它拒绝附和这种意向,这三个草案最终未能提交。

关于裁军问题的投票(10月31日—11月3—4日)

四份草案在下列情况下被第一届委员会通过:

1.号称17国制定的英国草案由拉美修正案补充而成,它要求参加关于停止核试验的日内瓦会议的三个大国,不要忽视任何达成一个受监督的协议的努力,并在会谈期间放弃进行核试验,另外强调了防止突然袭击协议的重要性。该草案仅仅获得49票赞成,9票反对,23票弃权(包括法国)。

2.由奥地利、瑞典和日本提交的折中草案(附件2),希望停止核试验大会获得成功,并达成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协议。该草案获得52票赞成, 9票反对,19票弃权(包括法国)。

3.印度—南斯拉夫草案(附件3)提到,关于防止突然袭击可能性政策的技术层面的研究即将启动,希望研究期间达成最广泛的协议。该草案获得73票赞成,7票弃权(包括法国)。

4.印度—南斯拉夫关于补充程序的草案(附件4)以78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法国和古巴)得到通过。该草案决定,作为特例,1959年度的裁军委员会将由联合国的所有成员组成,由秘书长咨询所有成员国后召集:作为联合国大会的辅助机关运行。为避免委员会过于庞大的不利因素,提高工作效率,我们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建议委员会成立一个核心小组,另外,专家组能够根据需要随时举行会议。由于还不具备投票的时机,我们撤销了修正案,但是在对印度—南斯拉夫草案投票时,我们的代表称其为“幌子”而投了弃权票。

几个被拒绝的草案:

a.墨西哥的草案邀请四国代表在本次辩论结束时开会,由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主持,秘书长参加,以研究在委员会范围内就裁军问题寻求重启谈判的方法。由于苏联代表此前已经声称拒绝参加这么一个核心小组的工作,墨西哥代表建议修改他的草案。佐林先生说,他之所以拒绝参加一些被一项决议“固化”的会谈,并非是反对和其他国家进行半官方会谈,而帕迪利亚·内尔沃先生声称因为其寻求的目标受到限制而最终撤回草案。

b.苏联削减军事预算的草案仅仅得到共产主义集团和印度尼西亚的赞同(10票赞成,39票反对,32票弃权,包括法国)。

c.在印度—亚洲草案的主要段落只获得26票赞成,36票反对(包括我们),19票弃权之后,印度和苏联分别撤回各自立即停止核试验的草案。

d.爱尔兰反对核俱乐部扩张的草案的第2段,指出这种扩张的危险,由于获得37票赞成、44票弃权,也被撤回了。

11月4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批准了委员会决议:

a. 17国草案(附件1)获得49票赞成,9票反对,22票弃权;[注]文件注释:投反对票者:苏联集团九个代表团。投弃权票者:锡兰,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色列,日本,利比亚,摩洛哥,尼泊尔,沙特阿拉伯,瑞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南斯拉夫,阿富汗,奥地利,缅甸,柬埔寨。——原编译者注。

b. 奥地利、日本、瑞典的草案(附件2)获得55票赞成,9票反对,12票弃权;

c.印度—南斯拉夫关于突然袭击的草案(附件3)获得75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法国,古巴);

d.成立81国成员裁军委员会的草案(附件4)获得7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包括法国);

最后,大会否决了亚非14国草案(27票赞成,41票反对,13票弃权)。

联合国大会的辩论和决议进一步肯定了(1957年)8月29日伦敦协议曾艰难遏制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第十二次联合国大会之后的元首峰会和日内瓦会议筹备的整整一年里都被公开表达,得到重点强调。受控制的、符合逻辑的整体裁军方案被放弃。寻求部分裁军措施本身并不能形成真正的裁军措施。核心工作小组的消失、裁军委员会扩大至大会全体成员,大大减少了客观工作的可能性。

不止如此,自从第一次在联合国讨论裁军问题以来,西方联盟在根本问题上公开分裂。由于还未拥有核武器,法国不能接受被俱乐部成员国区别对待。从它们中止核试验而不放弃核武器生产那一刻起,就注定在裁军的道路上不会取得任何进步。尽管公然反对蛊惑人心的、因停止核试验引起的潮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论点并没有把法国拖入明显的孤立境地。然而,不要对投票结果产生错觉,它并未揭示出弃权的真正原因。事实上,那些不愿举手赞成或反对的人是觉得17国草案不够彻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全面停止核试验本身就是目的,是全人类的福音。如果核大国之间能实现共同决议的妥协,那么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我们应该庆祝英国人诱导趋势的失败,其目的是试图让苏联人按照他们的意图立即、无条件停止核试验。我们的盟友事实上将要面对一个未曾实施核试验的国家打算进行新的核试验的惩罚。

然而,因为朱尔·莫克先生的具体落实,法国政策的以往无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幸的是,很多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过于软弱,唯命是从。但是,10月23日[注]在这次新闻发布会期间,戴高乐将军发表了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文章:《勇敢者的和平》。参见DDF, 1958, Tome I1, n°285,会议纪要,文章收录于lAnnée politique, 1958, pp.563-566. 理事会主席已经在纽约就停止核试验阐明了法国代表团的立场。他曾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从未像他的盟国一样改变过态度,并且说:“当他们为了利益成为超级武装的时候,巴黎绝不允许巨大、持久的劣势存在”(p.565)。——原编译者注理事会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及我国代表的发言有时也会让他们承认这一点。

附件

11月4日1252A(ⅩⅢ)号决议

联合国大会:

再次肯定联合国在裁军问题上始终如一的关注和责任感,这些在联合国公约及此前的众多决议中已经体现,

决议衷心接受负责研究减少或许会发生的违背中止核试验协议可能性的专家会议达成的协议,

注意到,10月31日,关于中止核武器试验、国际监督体系实际运行、基于专家报告的会谈即将展开,

决议还注意到,一些专门人士将很快汇聚起来,就防止突然袭击措施的方方面面展开研究,

决议意识到,在不断揭示相关信息的道路上,这些活动将会促进技术和军备的进步,有助于联合国在裁军领域基本目标的实现。

1.恳切地要求由实施过核试验的国家组成的谈判各方,不要忽视任何努力,以尽快达成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中止核试验协议;

2.恳切地要求各方在谈判期间,不要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

3.决议强调在即将启动的、对防止突然袭击可能性措施的各方面技术研究过程中,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协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决议肯定最近一段时间令人鼓舞的创举,包括从技术角度谈论问题的方式,这种导向应该继续,为建立一个平衡的、受到有效监督的世界裁军体系做出贡献;

5.要求负责研究核武器试验及防止突然袭击措施的大会邀请秘书长列席,并向其寻求援助,要求大会告知联合国组织相关信息;

6.请求秘书长通过和相关政府的磋商提出建议,其列席符合愿望,将有利于当前形势发展,有利于启发涉及裁军问题的新思路;

7.要求将已经就各方面裁军问题进行了辩论的第一届委员会会议报告,通过秘书长转给负责研究核武器试验及防止突然袭击措施的大会成员;

8.再次要求1957年11月4日第1148(Ⅻ)号决议中的相关国家,通过扣除裁军活动节约基金以及随着该领域活动的推进增加的援助贷款,为全世界,尤其是为不发达国家生存条件的改善做出贡献。

11月4日第1252B(ⅩⅢ)号决议

联合国大会:

决议衷心接受负责研究减少或许会发生的违背中止核试验协议可能性的专家会议的报告,

并衷心接受曾经实施核武器试验的国家做出的、自1958年10月31日起在日内瓦召开关于核武器试验问题会议的决定,

1.希望本次会议取得成功并达成各方接受的协议;

2.请求相关各方向联合国大会汇报他们经过谈判达成的协议;

3.请求秘书长列席于1958年10月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并给予会议帮助。

11月4日第1252C(ⅩⅢ)号决议

联合国大会:

注意到一些国家同意召开会议,以研究制定防止突然袭击措施的各方面技术,

1.希望在即将开展的研究期间能够达成最广泛的协议;

2.请求秘书长列席会议,并为会议提供可能寻求的帮助;

3.请求参加研究的各国就完成的进展情况告知联合国组织。

11月4日第1252D(ⅩⅢ)号决议

联合国大会:

考虑到在全世界促成真正和平的普遍愿望,以及为避免武装冲突造成破坏而制定的措施,

再次肯定联合国组织努力寻求裁军问题方案的责任感,

坚定联合国组织所有成员国继续为该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1.决议决定,1959年作为特别年度,裁军委员会由联合国组织全体成员国组成;

2.向裁军委员会转交所有第13次联合国大会审议的关于裁军的材料,提案及报告;

3.要求裁军委员会在合适的情况下召开会议,向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以及根据需要召开的特别会议介绍关于裁军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4.决议决定,裁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秘书长征求会员国意见后召集,由于本委员会已经根据联合国内部制度第162款规定展开工作,决议要求本委员会根据该条款制定自己的工作制度。

(吕军燕译、校)

19581107, FD000121

皮科致德姆维尔电(第2013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659-661。皮科(Georges-Picot),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1958年11月7日)

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关于裁军问题的辩论、通过的决议以及选票的分配,从整体上来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人们也能够通过一些迹象预测出来。外交部对代表团下达的指令考虑到这一点,当时的气氛不利于法国整体解决裁军问题的观点。

事实上,法国代表团完全遵守8月29日西方国家方案的建议未得到其他任何一个代表团的支持。

尽管好几位发言者都认可受到监督的、有效的、平衡的裁军的必要性,并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工作小组,那么由81个成员组成的裁军委员会毫无意义,但在投票选举的时候,他们几乎都随波逐流。法国代表团不是唯一对十七国草案以及三国草案(日本、奥地利、瑞典)投弃权票的国家,但是只有法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文本偏离了正确的道路;除了以色列代表团以外,其他代表团认为这些文本还不够彻底。绝大多数代表团都把全面终止核试验本身当作目的,当作人类的福音。多数人没有兴趣辨析“中止”和“终止”两个词的区别:美国人和英国人也难以坚持,确实,当大家在原则问题上屈服以后,就很难不被牵着鼻子走。

第十三次裁军会议上的辩论是问题演变的转折点:是面对有利于苏联的公共舆论的投降,我们希望它是暂时的。

苏联并非大获全胜。尽管得到苏联支持,十四个国家提出的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印度草案以41票赞成,27票反对,13票弃权而遭到否决。佐林先生在其最近一次讲话中表达了对该结果的不满。总之,由8月29日西方国家方案形成的严密整体不再完整,不平等的伦敦小组委员会被彻底放弃。

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们试图尽可能地控制损害程度。它们在中止核试验的草案中小心翼翼:由于它们的谨慎,最终获得微弱优势(49票,比去年的西方决议少了8票)。它们只接受“限于1959年特别年度”的81个成员组成的裁军委员会。我们的盟友对当前发展趋势的评估认为,和去年“过时的”立场相比,现在的弊端和危险更小。美国和英国代表团向我们表达了对朱尔·莫克先生的谢意,说他让人听到了正确的声音,但是他们尤其满意的是不需要亲自行动。

到目前为止一直勉强维持团结的西方阵营出现了裂痕也是事实,但考虑到盟友内心的迟疑和小算盘,彼此之间的鸿沟也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态度,也不排除双方拉近一下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附和一下美国将要在首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上提交的议案是有好处的。在进行电离辐射效应辩论的时候,以及稍后未来的裁军委员会的工作开展的时候,我们还要和他们共同协商。

应该注意印度代表团的作用,在整个辩论期间,他们展开了大量的活动,起草了多种议案,不停地寻求贴近西方和苏联的观点,尽力为二者提供支持。他们和在本次活动中结盟的南斯拉夫,一起得到了亚非老客户的声援。

需要强调一个新现象。“核俱乐部”概念在辩论期间得到证实,它一直事关“三个大国”。另一方面,那些不能或者不想加入俱乐部的国家之间,即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显示出了一定的团结。它们中间习惯上对我们比较善意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不很理解我们的积极态度,它们认为我们部署核武器的愿望要多于对某些原则的执着。同时,尽管莫克先生对此做了解释,我们关于81位成员组成的裁军委员会的态度仍常常被赋予为一个过气的大国的怀旧情结。如果之前我们谈及建立一些而不是一个核心小组,某些代表团,比如挪威,本来已经准备支持我们的修正案:“它将建立一个核心工作小组”。即便那些最有理智的人也抑制不住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欲望,奢望那些大国失败后捞上一把。面对这个浪潮,英国人不愿抵抗,他们在等待时机的到来,以便给予致命一击。

佐林先生发出警告,如果建立这么一个工作小组,他威胁说将抵制未来的委员会,他的警告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则令人觉得意味深长。即便墨西哥的草案未付诸表决,其支持者也不在意本次失败,他们高兴的是苏联代表做出保证,说已经准备好“和所有国家进行谈判或者官方对话,包括在墨西哥草案中涉及的国家”。

有印度和其他力量参加的类似对话某一天或许会发生,也可能会发生在新裁军委员会的秘书长可能的召见之前。但在裁军问题或者其某方面的问题摆在联合国面前之前,还要等等看正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此之前,或许并不排除,在当前辩论中正接受考验的西方国家的团结性会重新发挥作用。否则,我们加入新裁军委员会的条件问题就会提出来,并会受到深刻的考验。

(吕军燕译、校)

19581121, FD000122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6744—6748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Ⅱ, pp.720-721。

(1958年11月21日)

参考我的第6690号电报。[注]11月19日发往华盛顿的第6690—6693号电报,未收录。阿尔方先生的助理被委托会见法利先生,法利先生没有掩饰,(他指出,)如果在日内瓦大会上达成中止核试验协议,美方认为有必要在协议中增加一项条款以使美国政府不能帮助第三国进行核试验。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使苏联政府不对中国或者任何一个附属国提供帮助。对法利先生来说,这一约束只涉及美国政府,不涉及法国政府。——原编译者注

我和秘书长已经告知麦钱特(Merchant)先生[注]利文斯顿·麦钱特,美国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译者注法国政府对苏联、英国、美国中止核试验协议中可能增加新条款的担心,新条款为缔约国保证不帮助第三国进行核试验。我们问他,达成这样的协议会不会禁止法美在原子能武器领域的所有合作。

麦钱特证实了美国政府在协议中添加新条款的打算,同时他要求出席会议的法利先生[注]负责原子能与裁军事务的国务卿特别助理。——译者注回答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

法利先生对协议中添加新条款给出了两大理由,第一是阻止苏联帮助中国及其附属国进行核试验;第二是防止苏联可能因谴责美国通过第三方进行核试验而提议废除协议。

关于生产核武器方面可能展开的合作,法利指出,与苏联签订的中止核试验协议不会影响新的核立法已经同意或者禁止的内容。因此,“实质性发展”的标准会始终有效。

若克斯先生询问美方对日内瓦谈判[注]指关于防止突然袭击的日内瓦会议,更多会议进程的细节参见:lAnnée politique 1958, pp.469-472。——原编译者注进程的看法。美方回答道:谈判始终围绕一点,俄国人坚持立即中止核试验的协议,而美国人则坚持把中止核试验和监督联系在一起。

美国国务院认为,俄国人不打算接受西方国家希望的监督方式,美方已经证实美国的态度不会因此缓和。如果没有苏联对真正的国际监督详细、具体的承诺,就不可能就中止核试验达成共识。

相反,法利先生补充说,如果能达成一个详细的监督协议,美国国务院将重新考虑在其他裁军领域遇到的进展问题,以使核试验中止期限再延长一年。若克斯指出,在这一领域对苏联做出让步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美方指出,问题首先在于要针对核监督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但是现在距此还差得很远。

(李东旭译,吕军燕校)

19581226, FD000123

德让致德姆维尔电(第4958—4967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237。

(1958年12月26日)

葛罗米柯于12月25日在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声明的第一部分有关停止核试验问题和防止突然袭击问题,这两个问题成为日内瓦谈判的主题。

1.葛罗米柯首先强调停止核试验的至关重要性,他把苏联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比作苏联对外政策的试金石。他阐述了自1955年以来苏联对该问题的观点。他着重强调苏联政府的决定依照最高苏维埃的决策,即自1958年3月31日起单方面停止核试验。在提到28国政府已经明确同意这个决定后,葛罗米柯解释了美国和英国的态度是如何迫使苏联不得不重启核试验的,以使其他大国不会取得单方面的优势。关于对停止核试验协议的执行进行监督的可能性,他长篇大论地回击了西方国家的质疑。就这一要点,他提醒说,1958年7月至8月专家们在日内瓦已经达成协议,该协议彰显了苏联观点的合理性。不管怎样,美国和英国都在加速进行其核试验。葛罗米柯还提到,在上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应苏联要求进行的辩论,苏联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受到否决[注]参见苏联常驻代表1958年10月31日的信件: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Documents sur le désarmement, 1959, pp.64-67(n°69)。——原编译者注

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尽管西方大国并不情愿,苏联同意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2.葛罗米柯先生继续说,在日内瓦,苏联提出其议案,主要条款为:停止核试验,建立国际监督,包括在协议涉及的国家领土上设置观察站。然而,日内瓦会议已持续半年,英国人提出的四个主要条款成为了阻止协议签订的障碍。

1)停止核试验期限限制在1年以内。

2)延期取决于对整体裁军的监督是否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而这个话题西方大国已经毫无意义地讨论了超过十年。

3) 要求在停止核试验的监督机构中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一条款使该机构完全依赖于英美集团。借用著名的巴鲁克计划,接受这样的要求会使所有缔约国都处在美国富豪的控制之下。

4)西方大国试图避免停止核爆炸,声称这些核试验是用于和平目的。苏联政府担心此类核试验也同样可以用于战争目的。因此它建议,如有必要,此类核试验的数量应该受到限制,并且英美方面和苏联方面进行的核试验要数量同等。

3.葛罗米柯先生接着又把话题转到防止突然袭击的会议上。他表明苏联方案的核心在于,建立航空检测区,其实现取决于减少欧洲大陆上的外国武装力量和放弃在东德和西德建立核基地和弹道导弹基地。他谴责说,西方大国对获取苏联核武器和弹道武器情报的兴趣远远大于达成协议。他只是含糊地说,希望西方大国更加合理地衡量局势,在该领域选择合作的道路。

4.其发言回到停止核试验的问题上来。他参与了几个关于德国装备核武器及美国将军们对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声明的论战。他希望西方政府可以聆听一下人民的呼声。他再次重申,只要美国和英国同意,苏联已经准备好明天就签署协议,立即、全面、永久地停止核试验,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注]苏联外交部长12月25日发布了关于外交政策的声明之后,最高苏维埃5位议员发表了讲话(讲话内容发表在了媒体上)。其中有科学院院士洛伦季耶夫(Laurentiev)、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Sokolovski)元帅。他们讲话的译文已经由我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外交部。这篇对西方国家充满攻击性的讲话是对苏联关于柏林主张的辩解(Télégramme de Moscou, n°4982, du 27 décembre,本书未收录)。——原编译者注

5.大使馆将会清楚地转达葛罗米柯先生声明中关于两次日内瓦大会的最主要章节的译文。[注]此次葛罗米柯讲话之后,苏联政府关于核试验的政策被批准采纳(n°4970,12月27日,本书未收录)。——原编译者注

(李东旭译,吕军燕校)

19590113, FD000032

肖维尔致德姆维尔电(第118—126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46-48。

(1959年1月13日)

英国外交部裁军部门的主任昨天向我的一个助手提供了关于上周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注]指1月5日恢复的停止核试验会议。——原编译者注的一些说明。

总的来说,在伦敦停留几天的奥姆斯比·戈尔(Ormsby Gore)[注]大卫·奥姆斯比-戈尔,英国外交事务联席秘书长。——译者注先生表达的整体印象是,在会议的第一阶段结束时,苏联代表团表现得比以前更难交流。但是,英国代表对察拉普金(Tsarapkine)先生[注]谢苗·察拉普金,苏联驻联合国副代表。——译者注所表现出来的温和而不容置疑的强硬的个性和动机难以清晰地分析。他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或临时或长久的战术,也不知道困难是否来自于所交流的话题的特点。反正他的判断悬而未决。我补充说,弗雷德里克·霍耶·米勒(Frederick Hoyer Millar)[注]1957—1962年任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Permanent Under-Secretary at the Foreign Office)。先生刚刚向我表明,国务大臣对会议最终达成协议继续持乐观态度。

对苏联行为的分析仍然面临困难,因为苏联代表对新闻界发声越来越多,又因为很难分清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是出于宣传的目的还是其作为一个谈判者真正的意图。

根据近几天的要点,该英国官员指出以下几点:

1.否决权。再次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并未就这个关键点给出基本的解释。但是,上周末察拉普金先生承诺很快会提交一份系列决定清单,这些决定将会统一做出。依据这份清单包含的内容,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更可以看作是一个好兆头。它对英国代表团抛出的理念给予回复。后者认为如果会谈从原则领域转向具体情况,那么双方交流将会更加顺畅。

2.条约期限。察拉普金先生在新闻界充分报道的情况下又回到这个话题。我们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据,从英方角度思考苏联代表团提出一个已经被彻底搁置的问题的原因。我们想到了一个词,声东击西。

3.地下核爆炸。苏联代表团在媒体上就美国新提交的文件[注]1月5日,关于停止核试验的日内瓦会议恢复召开以来,美国代表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对其同事说,美国专家刚刚得出结论,目前,区分核试验和地震的难度超乎想象。美国代表团已经就此议题正事提交照会,竭力主张通过机动小组展开调查。作为答复,苏联代表团1月7日发布一份文件,声称美国照会没有任何新元素,并建议未来的监管委员会负责处理此类性质的问题。——原编译者注表示欢迎,就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充满激情,其观点体现为两点,一是正在召开的政策会议应该基于专家的报告,二是所有新的技术问题都应该在条约规定的监督机关的能力范围之内。因此,研究了美国提交的文件之后,他们拒绝和美国现场安排的专家进行合作。

4.高空爆炸。和各类报纸报道的相反,这方面的问题未有涉及。然而关于此主题仍有质疑:假期之前,英美代表团建议对这一章节进行深化。专家只是在此章报告中总结说此类爆炸应该是可控的,并未做出充分说明。这条建议看起来得到了察拉普金先生的默许。但是,最近的几次会议显示,在这一点上,苏联打算严格遵循8月份的报告,对条约草案就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提供的参考进行研究,这和英方提议的程序并不一致。

5.苏联条约草案的第4款。这款条文明确表示,三个大国有义务接受在各自的国土上建立监测站,奥姆斯比·戈尔先生建议这项义务应该扩展到其他的缔约方,并且这项义务不仅仅包含监测站,为了方便,还应包括监测组织的地方机构,包括联系方法,尤其是空中的联系方法。

俄国人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并拒绝就此商议。

6.自日内瓦会议恢复以来,关于“机动小组”的话题几乎没有研究。

(吕军燕译、校)

19590129, FD000033

肖维尔致德姆维尔电(第333—338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115-116。

(1959年1月29日)

我参考了我的第288号电报[注]1月28日电报(本书未收录)。该电报记录了奥尼尔先生的回忆,他在日内瓦曾经列席,后又代替奥姆斯比·戈尔先生一段时间。据他说,会议重新召开以来,磋商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电报列举了谈判过程中的重重困难。——原编译者注

奥尼尔先生提供的说明,我记录如下:

1.关于永久终止

关于永久性禁止条款,美国和英国对察拉普金先生一直孜孜以求的论题表示赞同。正如我此前指出的,我们的盟友在裁军问题上放弃联系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如果条约不能正确地实施,英国人和美国人自然想将之通告废除。在他们眼里,遵守条约意味着:

(1)任何一方都不能违反规定的禁止条款。

(2)最初的监督业已启动并且正确运行。

(3)监督体系按照既定标准逐步展开。

剩下的工作就是起草条约的条款,条款要涵盖这些隐忧并对条约规定的义务可能被放弃提供担保。这项工作非常微妙,英美代表团似乎对这项工作还未下定决心。苏联代表声称谈判遇阻,只有对方告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重启核爆的情况下谈判才会取得进展。因此,他拒绝提交曾经承诺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应该根据条约统一解决。

2.关于监督

因为此事又引起几篇新闻报道,察拉普金先生渐渐支持监测站录用国际监督人员,(人数)从一到三名直至最后五名。但是,让步并非重点,重点其实是就这些“监督员”的性质、权限和职能达成共识。在俄国人的设想中,后者只能是观察者,他们只有核实监督机关人员工作的资格。只有后者可以使用仪器,准确地说是负责监督的操作。这些人员应该从设立监测站的国家的公民里面选取。为了维护这种根本上与英国人相左的观点,苏联代表团声称他们不会将真正监督任务的执行托付给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建议吸收中立者加入。为了驳回这个建议,察拉普金先生使用了很多刺激中立者的论据,当中立者在会议笔录中读到这些论据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因为可能制造各种导致条约失效的意外事件而受到指控。

关于监测站应该配备通信设施的问题仅仅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可以预见这个问题困难重重。[注]1月30日发自伦敦的第362—366号电报,未收录,对现在收录的第333—338号电报(19590129, FD000033)做了完善。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小组”,自美国提交关于地下核爆的文件之后(关于这个文件,参见19590113, FD000032),这一问题显示出新的重要性。自从英美两方发现探测此类爆炸以及和地震现象相区分比最初预计的困难之后,他们就倾向于要么增加固定监测站的数量,要么借助机动小组的调查。他们之前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在他们看来,机动小组整装待发、能快速自由地进行现场探测非常重要。苏联人提出异议,指控英国人暗中干扰会议并试图秘密监视苏联。他们建议,只有提出申请之后,机动小组(该国公民组成)才能组建,而只有在形成统一决议,并且当事国家履行咨询程序之后机动小组才能开始运转。——原编译者注

(吕军燕译、校)

19590205,FD000141

关于远东问题华盛顿三方会谈备忘录[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Ⅰ, pp.163-166。美国、英国和法国就东南亚问题于2月5—7日在华盛顿召开大使级和专家级会议。

(1959年2月5—7日)

第一轮大使级会议

(华盛顿,1959年2月5日)

出席人员:

美国:墨菲(Murphy)先生、罗伯逊(Robertson)先生、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先生、埃德蒙·马丁(Edmund Martin)先生、麦克布莱德先生、迪安·布朗先生、丹尼森(Dennison)上将、米勒(Miller)上将;

英国:哈罗德·卡恰(Harold Caccia)爵士、丹尼(Denny)上将、德拉马尔(de la Mare)先生、尤德(Youde)先生;

法国:阿尔方先生、热莱(Gelée)将军、达里当(Daridan)先生、温克勒(Winckler)先生、朗迪(Landy)先生。

墨菲先生首先提出了提供信息的问题,他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应向媒体提供会谈信息。媒体一定会将三方会谈报道作为政府间的常规会谈。另外,记者们很有可能认为会谈涉及德国。

会谈决定每天组织一次专家级会议,并组织两次大使级会议,以商谈最重要的政治战略议题。

涉及大西洋非成员国的情况,法国代表团建议重新启用三国与斯巴克先生,或者与与此相关的大西洋理事会代表国间的非公开对话过程的方案。英国代表指出,涉及英联邦成员国时应采用同样的方案,因为各成员国在该区域有特殊利益。

阿尔方先生定义了在这些对话中的原则,这些对话对三国来说是维护战略利益的前奏。同时,他对于军事代表参与会谈表示欢迎。会谈的目的是三国在世界主要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三国具有共同利益的地区问题上,采取共同的态度。阿尔方先生明确了法国在远东的利益。法国的利益不仅仅涉及政治方面,还涉及判断战争爆发以及确定使用原子武器的标准。大使提到了金门危机,在危机过程中三国没有使用这种类型的对话机制。他认为互相交换意见应该成为三国间的长久机制,并且在特别对话之后,应该建立专家级意见交换机制,如果情况允许,还应建立更高级别的对话机制。

在会谈中,众多有可能导致战争的问题均被提到:沿岸岛屿、台湾岛、朝鲜、越南对老挝的威胁以及新几内亚问题。

罗伯逊先生随后做了有关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的报告;中国忠实地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事业,作为回报,苏联方面则允许中国对金门进行轰炸,并在台湾海峡危机期间成倍增加了派往中国人员的数量。甚至在人民公社方面,克里姆林宫方面虽然并不支持,但它不得不显得与北京一致。罗伯逊先生提到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可能性,他同时认为“大跃进”尽管没有达到中国预想的结果,但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罗伯逊先生随后提到红色中国的对外交流、贸易攻势以及中国在亚洲的军事威胁的增加。他描述了中共在各个方面极大的活跃性,例如对外通过其外交人员和贸易活动,控制当地报刊、学校、社会,同时进行工会渗透和文化巡展。

随后,罗伯逊先生回顾了金门问题的过程:为期三年的有效停火随着8月23日中方突然意外开火而中断,中方随即播放广播,要求解放台湾、金门和马祖。共产主义中国要求美国撤军,关于这一要求,此前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件中已有所表述[注]指1958年9月19日苏联第一书记在信中措辞严厉地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及威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报复:LAnnée Politique, 1958, pp.423-424; DDF, 1958, Tome I,第178号。——原编译者注,随后总统也给他回了信。在华沙会谈期间,双方没有谈到岛屿问题,而是涉及了台湾问题。比姆(Beam)先生从没有孤立地谈到金门和马祖问题。因此,苏联的攻势是为了将美国从太平洋驱逐出去。在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甚至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神圣责任。美国从沿岸岛屿撤离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放弃这几个岛屿将是放弃自由的中国,也会使苏联的影响进入太平洋地区。

关于威胁的范围和性质问题,哈罗德·卡恰爵士认同罗伯逊先生的观点,他们都认为中国与苏联保持了紧密联系。英方并不排除某一天中国人会对苏联人产生排外情绪的可能性,但这一点并不确定。苏中两国的经济对抗是令人意外的,而在军事方面,苏联和中国在金门和台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英国方面有一点不同,即英方承认北京政权,同时认为沿岸岛屿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旧金山条约开始,可以与中国讨论台湾的实际隶属关系。即使开罗会议的决议有此意,[注]自开罗会议第一次会议(1943年11月),盟国认为台湾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原编译者注 但日本并未改变它对台湾的控制。

阿尔方先生同意罗伯逊先生关于威胁的评估。如果不保卫金门,那么台湾很有可能受到威胁,甚至有可能陷落。这与承认中国的法律地位问题无关,因为放弃金门影响到美国以及自由世界在太平洋的地位。

达里当先生介绍了在承认中国这一问题上法国方面特有的因素,以及政府就这一问题在巴黎所承受的压力。对于巴黎与台北间互换大使的问题,他陈述了相关的优缺点。墨菲先生问到中国共产党是否与巴黎有稳定联系。达里当先生向其提供了中国商业代表团访问巴黎的情况。

罗伯逊先生随后讲到在金门危机期间亚洲各国深感担忧。很明显,自由世界的抵抗令人印象深刻。他谈到美国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原因,虽然美国在十六年后出于自己的利益撤销了对克伦斯基(Kerenski)政府的承认,但美方认为北京政府至今仍没有具备苏维埃政府令人放心的特质。共产主义中国永远不会履行国际承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权。

墨菲先生指出,以上对中国的这一评价并不是对大不列颠立场的批评。哈罗德·卡恰爵士对此表示感谢,他宣称承认中国事实上是一个“深奥的领域”。即使美国在法律上不承认中国,但经过日内瓦和华沙的上百次会议,美方无论如何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同时,承认中国这一事实也不妨碍英国在金门和马祖危机期间避免“不可挽回的后果”。在伦敦,英方仅仅出于不同的法律基础,以道义甚至美国宪法[注]难道不需要再读一下《联合国宪章》?——原编译者注的名义,反对对中共施行军事手段。

墨菲先生提到,承认北京政府为英国带来了一些益处,针对这一问题,罗伯逊先生比较尖锐地抨击了英国的这一惊人举动。罗伯逊先生指出他比英国代表团本身更了解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的活动,他知道代办处与周恩来会晤的次数,同时他对英国代办处在中国首都的活动的作用不抱任何幻想。

哈罗德·卡恰爵士回答道,从长远来看,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有可能会产生裂痕。如果在中国的西方势力不能促使裂痕产生,那么这一势力也不能阻止裂痕的产生。英国大使承认英方对经济计划的结果很失望。罗伯逊先生对1950年1月(英国承认北京政府)、1950年6月(朝鲜战争)和1950年10月(中国军队直接介入朝鲜战争)的经济情况做了一番严苛的比较。哈罗德·卡恰爵士回答,承认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像罗伯逊先生那样做长时间的研究,也可以立即承认,就像美国人在古巴问题上刚刚做出的决定那样。墨菲先生指出,承认古巴的决定是在“最后事件发生之前”几周进行研究的结果。哈罗德·卡恰爵士认为承认一个国家总是要冒一些风险。

达里当先生提到了关于沿岸岛屿上民族主义势力减弱的问题。蒋介石是否决定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留在岛上?如果共产党攻打他们,我们是否会走向战争?如果是,是什么样的战争?根据美国的反应,苏联会怎么做?罗伯逊先生认为台湾及沿岸岛屿上士气高涨,生活水平令人满意,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关于大陆的状况,岛上的居民明确知道应坚持什么。在从岛上招募一支年轻的军队并不困难。蒋介石永远不会放弃岛屿,岛上的居民也不会放弃蒋介石。在从大陈岛撤退的时候,18524名居民中有18505名居民跟随国民党!台湾问题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为了放弃武力就放弃55000名居民。台湾是盟军太平洋安全线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另外,正是借助台湾岛,日本人攻陷了菲律宾。对原子战争的恐惧不能诱使我们屈服于对手,他们正是以此威胁毁灭我们。共产主义中国永远不会区分对待金门和台湾,如果中国对金门开战,那么目标就是台湾。但是,哈罗德·卡恰爵士指出,没有军队希望自己必须去保卫这些岛屿。

罗伯逊先生保证不会将沿岸岛屿用于针对大陆的联合对抗。他随后回答了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战争爆发以及针对战争将使用的方法的问题。一旦沿岸岛屿受到以直接威胁台湾为目的的袭击,总统拥有的特别权力允许对沿岸岛屿进行防卫。总统对情况和时机的判断具有决定权,也由总统决定使用何种方式进行防卫。罗伯逊先生强调在第一阶段的反击中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缓冲作用。关于台湾,中美双边防卫协定规定美国对被袭岛屿具有防卫义务。另外,美国将采用一切方法捍卫这一立场。哈罗德·卡恰爵士提醒道,英国只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美国不能向英国要求更多,英国也不为美国提供任何东西,但宪章对英国所规定的义务则是另一回事。”

达里当先生询问,根据美国的估计,在中国出击的情况下,苏联将怎样做。罗伯逊先生和墨菲先生认为除非苏联自己愿意,否则苏方一定不愿意被中国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但苏联会向中方派军队。除了一些旧的美式炮弹,所有落在金门的炮弹以及经由美国炮兵分析的炮弹都是来自苏联的。中国所有的喷气式飞机都来自苏联,中国与莫斯科的通信线路也很长。中国在重大事项上应该要苏联“开绿灯”才行;因此,有必要对苏维埃集团实行封锁政策。

法国代表团提到了香港问题。哈罗德·卡恰爵士认为,在不考虑未来红色中国对香港观点变化的情况下,目前的香港并没有危险。但是,他区分了处于中国租约下的外部领土和官方殖民地的不同。他评价目前香港为中国带来的好处要比如果中国拥有它带来的好处更多。哈罗德·卡恰爵士表示完全支持实行“将中国人封锁在中国”的政策。

墨菲先生简短地回顾了中苏关系。他提到,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尤其是莫洛托夫(Molotov)先生,对中国的发展表示担忧,苏方无论如何会对可能的风险保持警惕。

阿尔方先生重新提出在战争情况下三国如何磋商的问题。他提到1913年挚诚协定的例子,当时没有任何字面协定,但英法两国明白一旦比利时被攻击,即开战。罗伯逊先生回应大使说,他明白如果台湾受到攻击,战争不可避免会爆发,这一判断是准确的,这一判断也适用于其他所有地区,条约规定美国使用武力捍卫受到攻击的盟国。他补充说,沿岸岛屿是台湾当局统治区域的一部分,其有办法应对各种情况,至少在第一阶段是这样的。

三国对韩国问题进行了简短的分析,对美国而言,尽管李承晚(Syngman Rhee)总统最近实行了一系列令人不愉快的举措[注]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权力,李承晚总统领导的自由派通过政变施行外部安全法,加强了警察的权力。该法案也被称为地方自治法,该法将市长选举制度变为官方直接任命制,是对法官指定制度的官方修正案,也是保证党派能在上议院获得多数席位的法律。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这场政变给人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原编译者注,但这个国家的民主并没有受到威胁。当然,对韩国的情况应进行监督,使之不被红色宣传所利用。至于军事方面,任何针对停战线的袭击都会引发报复行动,甚至在韩国边境以外也会采用任何可能的军事手段。

第一次专家级会谈

印度支那

(华盛顿 1959年2月5日)

出席人员:

美国:帕森斯(Parsons)先生、科克(Kocher)先生、科科伦(Corcoran)先生、格林先生、比格尔(Beagle)先生;

英国:德拉马尔先生、尤德先生;

法国:达里当先生、朗迪先生。

亚洲事务副国务卿帮办帕森斯先生强调了印度支那半岛在整个远东政策中的重要性。印度支那目前的状况是西方能够在这一地区保持势力均衡的一个要素。因此,三国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区域防卫,巩固各国防卫力量,稳定经济以及支持民族政府。经历了最初的不稳定状况,目前印度支那各国情况比较稳定。美国遵循两个目标:保护年轻国家的独立,巩固它们的经济和现行政治,旨在使它们成为完全独立和主权国家。

目前,老挝所受威胁最大。因此,大使级会议将对这个国家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日内瓦协议签署以后,美国曾经希望共产党能够真诚履行协议。于是华盛顿支持统一的观点,但很快发现越盟并没有真诚地履行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不应该建议老挝接受重新统一,因为这种统一建立在王室政府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基础之上。当时,在权衡老挝面临的风险问题上,英国、法国和美国达成了一致。即使三个国家分别行动(也许这更可取),三国的努力也是朝着一个目标,只是在重新统一的紧急程度上观点有所不同。美国对重新统一的反对比它的两个盟国持续的时间更长。然而,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个性问题,而是当时在华盛顿,在法律的托词下,梭发那·富马(Souvanna Phouma)亲王可能比他想象的卷入得更深。美国并不力求成为老挝的“拯救者”, 甚至哈塔(Khatay)先生也不这样想。尽管1957年统一进程[注]1957年11月2日,越南政府与巴特寮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旨在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北部两省重新融合,老挝中立,部分巴特寮部队加入皇家军队,其余部队遣散。11月19日,民族团结政府建立,梭发那·富马亲王任总理。——原编译者注仍有待改善,但其条款已经比之前好得多。由于老挝政府意识到了在此期间受到的威胁,因此政府赢得的时间有利于推迟对抗。尽管老挝人民和他们的外国朋友们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如果五月份的选举结果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有利,那么盟国的意见分歧将再次得到修正。但共同政策的路线已确定,这一政策自此将被一直执行。王室政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政府排除了共产党参政。[注]1958年7月22日民族团结政府被推翻,随后于8月15日培·萨纳尼空(Phouy Sananikone)领导的右翼政府成立。——原编译者注一位新的政治精英在领导政府,正是他最终决定改变货币和汇率制度。同时,政府清除了某些破坏新政府的成员,“这些成员曾在一段时间内是有用的,比如哈塔先生”。

美国的态度主要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

a.在老挝事务上,美国是新手。美方赞赏法国存在的价值,法国的存在是西方的一个主要王牌。所有的情报以及老挝一切行动的信息,都来自法国。在离开万象时,帕森斯先生说过,法国不认可美国在老挝的行动是法国行动的补充,对这一点他本人深感遗憾,美法两国并不是以竞争的方式互相对立的。

b.在老挝以及在其他两个国家,美国尊重印度支那政府的中立。华盛顿不会迫使这些国家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非挑衅”政策的好处很明显,尤其是在老挝。

c.在经济方面,印度支那国家完全依靠外国援助。美国向东南亚国家所提供的援助规模迫使美国避免一切不利的情况,因为这些不利情况可能会使国会更难使用必要的资金。但无论如何,美国政府一直努力寻求保障这些国家的存在,但不干涉它们的内政。印度支那地区是敏感的,因此应该在该地区保持谨慎:无论地区内部还是外部,都应该避免没有必要的挑衅。在这方面,帕森斯先生相信避免三国公开磋商是明智的,因为这种磋商有可能被看作是西方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例如1957年4月),三国也应该在共同商讨后分别行动。协调一致很重要。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的密切磋商是必要的,帕森斯先生已做好一切准备以为之提供便利。

达里当先生赞赏目前三国间卓有成效的协作。他回顾说,作为曾经的统治者,法国在老挝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谨慎。法方特别了解梭发那·富马亲王,法方给予他支持是基于相信他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途径,他会成功完成这一重任。培(Phouy)值得鼓励,他正直,并且忠于他的祖国的利益。老挝的中立化被保留下来,老挝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与越南关系,得到了改善。老挝愿意保持与自由世界的联系。老方在其领土上为减少和打击共产主义的颠覆做出了重要的努力。最终的胜利取决于对政府的维护,但政变可能会影响政府地位、军队改革和经济稳定。政府、军队和经济的目标将会实现,三国会为此努力,其中金融改革尤其有必要。

达里当先生随后提到法国在1955—1958年完成的项目的情况,以及将要启动的新计划,新计划显然涉及贷款问题。在地区问题上,法国和美国应密切协商,共同努力。

帕森斯先生提及艾森伯格先生的任务[注]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商务参赞罗伯特·艾森伯格(Robert Eisenberg)先生应万象当局要求,一直是监督老挝经济管理的专家(Dépêche de Washington, n°147 du janvier, 未收录)——原编译者注。。帕森斯先生认为目前赋予他的权力应该可以保证王室政府在老挝的权威。看起来尼奥·劳·哈克萨尔(Neo Lao Haksat)的颠覆运动已经受到阻碍,甚至得到控制。对少数派采取行动尤其重要。

由于整合已经完成,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日内瓦协定的真正目标上。日内瓦协定的目标是致力于国家的重新统一,还是未来以限制老挝主权的方式建立国家?美国并不是签约国,在这个问题上美方赞成老挝政府的意见。达里当先生回应道,即使法律问题不是首要问题,王室政府也不应该预先推测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科克先生指出,苏联同意老挝国际管制委员会延期。[注]由于加拿大和印度代表团投票,波兰代表团成为少数,老挝国际管制委员会决定于1958年7月19日暂停行动。这一决定符合老挝政府的意愿,政府担心国际管制委员会插手其内部事务(Note de la sous-direction d’Asie-Océanie du 1er aot 1958, non reproduite, 未收录)。——原编译者注英国大使馆的德拉马尔先生表示,苏联如此容易同意该决定,着实令人惊讶。英国专家基本赞同以上的情况介绍。他询问关于军队的确切情况:“法国人训练军队,美国人支付军队费用,英国人看着”。但英方认为举行三方会谈将会有好处,会谈用以讨论老挝军队情况以及军队应该怎样。老挝军队无法击退外部袭击,但可以遏制地方入侵,并在游击战争过程中确保国内和平。德拉马尔先生认为,老挝的现任政府具有许多令人质疑的因素,他希望了解美方关于该政府价值的看法。帕森斯先生认为(他“总是恨不得对老挝领导人做出评价”),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一个理想的团队,那么它至少也是一个好的过渡政府,该政府具有很明显的进步。国务秘书相对于反对派的部长占明显优势,老挝各种力量的平衡已经实现(老牌政治家、青年团体、军队)。帕森斯先生随后强调军队的作用,军队的交流非常好,他评价军队是“国家组织中最好的工具”。德拉马尔先生想知道美国的援助有没有鼓励老挝生出某些惰性,而使这个国家具有某些超出自己能力的行为习惯。他认为应该努力使政府和军队保持更适当的规模。帕森斯先生回答道,军事专家会评估老挝军队的规模,直到目前,尽管美国一直支付军事开支,但并没有任何缩减开支的建议。但很明显,在老挝军事力量的效率和训练方面仍需提高。在这方面,达里当先生对法国的计划做了必要的澄清,同时保证各盟友对未来发展能够了解相关情况。色诺问题被提及。帕森斯先生以个人名义表示希望在谈判之后,法老两国能够就该问题达成一项长期协议,在协议基础上确认法国的存在,“撇开其法律来源”。

三国代表参加了对柬埔寨情况的分析,结论是西哈努克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三国有必要与他合作并劝说邻国也这样做。三国应在西贡和曼谷努力,要求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结束新闻攻击,本着和解原则审视边界事件。英国认为柬埔寨不存在共产党。至于西哈努克,尽管他的反应不可预测,但似乎他仍然反对共产主义对柬埔寨产生影响。

贝克-弗赖斯的任务[注]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瑞典大使贝克-弗赖斯(Beck-Fries)男爵作为观察员,他调查了两国在高棉—泰国边界地区情况,两国在这一地区存在争议。——原编译者注可以给柬埔寨其他问题(比如柏威夏问题)的解决提供范例。

在经济方面,已经建立起的协调一致应予以保持。在柬埔寨能力不足的方面,重要的是为柬方做出长期的规划。

最令人担忧的是曼谷和西贡对西哈努克的敌意。这种敌意可能使冲突一直持续下去,比如刚刚提到的事件。首先有必要提醒柬埔寨和它的两个邻国,共产主义对它们国家的威胁将会促使各国平息争端。帕森斯先生对于西哈努克亲王不再相信美国的友谊表示遗憾。在西哈努克亲王上次访问华盛顿期间,“亲王不知道美方多么努力取悦他”。因此,帕森斯先生呼吁,在未来,就像他过去一直做的那样,所有友好的介入都能使亲王相信没有人希望他受到伤害,所有人都将与他合作。

关于柏威夏事件,朗迪先生提供了他与农·金尼(Nong Kimny)先生会谈的详细资料,其部门通过1月29日第312号函了解到相关情况。

帕森斯先生提到在越南西南部持续发生的暴力和袭击,尽管情况十分严重,也令人遗憾,但无论如何这不构成真正的危险。此外,帕森斯先生还简要提到了越南国内情况。英国代表团特别强调了越南的经济形势。达里当先生注意到,越南的国内和国际状况比1954年预期的要好很多,他建议三国应就某些关心的方面共同进行研究。事实上,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必要采取一致的步调,比如企业问题或者保证外国投资的问题。科克先生注意到,美方已经获得了部分保证,但这对于吸引美国资本投资越南还是不够的。在此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将越盟打造成工业典范,而南越则只拥有次要工业。

英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在不破坏日内瓦协议总体框架的情况下,对国际管制委员会的协议进行修订。为此,十分有必要保证与印度的合作。伦敦还强调加拿大政府对该事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印度似乎希望在老挝重启管制委员会。英国、美国和法国赞同老挝作为主权国家的意见,老方不想重启委员会。印度声称老挝议会的休会期没有给瑶-劳·哈克萨尔留任何表达异议的途径。如果情况恶化,必须找到其他方法解决问题。如果放弃管制委员会,那就必须找到替代方案。三国可以领导直接谈判,商讨替代方案。

2.在柬埔寨,管制委员会不再起作用。只要印度同意,西哈努克本人愿意接受结束委员会的方案。在印度领导下的越柬联合委员会有可能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

帕森斯先生认为,重要的是应关注老挝和柬埔寨的边境事件,这些事件与之前促使管制委员会建立时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3.在越南,国际管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过多,在过去,这些工作人员发挥了巨大作用。三国同意在不完全撤除委员会人员的情况下,有必要大幅度削减工作人员。为了达到削减的目标,是否需要投票一致同意?达里当先生详细介绍了资金方面的问题,并总结说应将资金问题转达给印度和波兰。科克先生认为,加拿大将促使柬埔寨完全取消管制委员会。

第二轮大使级会议

(华盛顿,1959年2月7日)

出席人员:

美国:墨菲先生、帕森斯先生、麦克布莱德先生、埃德蒙·马丁先生、戈登·米恩(Gordon Mein)先生、迪安·布朗先生、丹尼森上将、米勒上将;

英国:哈罗德·卡恰爵士、丹尼上将、德拉马尔先生、尤德先生;

法国:阿尔方先生、达里当先生、热莱将军、吕塞先生、温克勒先生、朗迪先生。

在会议开始时,哈罗德·卡恰爵士同意通过程序将会议情况告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并非正式通知大西洋组织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可能会对会谈感兴趣。他明确指出不通知大西洋理事会本身。阿尔方先生同意这一立场,同时他指出,涉及北约,这一做法有众多先例。美国代表团也对这一程序表示同意。

阿尔方先生指出了在上一轮会谈中美国在主要战略利益问题上的意见要点。

Ⅰ.台湾

A.美国不会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攻击行为。

B.关于台湾问题,如果台湾受到共产主义中国的直接攻击,美国将采用一切方式援助国民党,包括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

C.关于沿岸岛屿,最后的决定权取决于国会赋予总统的权力,但并不能提前说明在何时、怎样、什么等级下使用该权利。因此,战争的可能性来自沿岸岛屿的报复性防御,这种防御可能或多或少地延伸到中国大陆。

Ⅱ.韩国

如果38度线受到共产主义者侵犯,那么美国将使用一切拥有的手段进行防御,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甚至跨过韩国边界。

在这方面,法国大使提到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McElroy)先生最近的讲话,部长先生明确提到使用原子弹保卫38度线的可能性。[注]2月4日,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之前,国防部长警告说,针对类似朝鲜战争规模的冲突,美国并不仅限于使用常规武装力量,有可能使用装备原子武器的部队。(Le Monde du 6 février, p.6)。——原编译者注

墨菲先生和帕森斯先生同意关于美国立场的表述。哈罗德·卡恰爵士说道,麦克尔罗伊先生在讲话中曾提到,1953年联合声明指出停战中止将引发一场不仅仅局限于韩国境内的战争。

关于台湾问题,英国大使指出,如果要遵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义务,那么他希望对袭击使用合适的方法进行回击。他希望在和平破裂时,不会自动使用最关键手段。

墨菲先生回答说,在第一阶段,驻扎在岛上的民族主义力量起缓冲作用。这将给盟国提供时间,以便根据情况决定应该怎样做。

阿尔方先生询问,如果需要做出决定,将以怎样的方式通知各国,也就是说磋商将以什么方式进行。墨菲先生回答,美国会好好考虑盟国的意见,但在有必要立即行动的情况下,美方不能保证不使用所有手段,这些手段有可能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他称“不能为承诺所束缚”(绑住手和脚)。

阿尔方先生询问一旦台湾海峡爆发冲突,美国对苏联给中国提供援助问题的看法。帕森斯先生认为,苏联可能会像在危机第一阶段所做的那样,以提供装备和武器的方式进行援助。阿尔方先生问道,美国是否认为苏联会对欧洲大陆或美国大陆采取报复行动。墨菲先生认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当然,他并没有“赫鲁晓夫先生脑袋里的秘密”。但他可以确定的是,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中国炮轰沿岸岛屿是赞成的。

哈罗德·卡恰爵士注意到“蒋介石关于沿岸岛屿价值的观点”;但是,鉴于在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在这个问题上保留英方的观点。

达里当先生询问沿岸岛屿的国民党力量是否明显减轻。帕森斯先生回答说,第一阶段已经撤回了20%,但此后没有任何行动。这个问题还有待对军队进行评估。墨菲先生说,美国政府从来不支持向沿岸岛屿派驻大量军事人员。墨菲先生考虑到在沿岸岛屿仍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撤出人员是否是恰当的。但他也指出有一个“比较敏感”的缩减计划,但何时实施是另一个问题。

阿尔方先生指出,他将就各方在台湾海峡和韩国的不同战略立场向法国政府报告。法国政府保留出席三方后续会谈的权利。

Ⅲ. 老挝边界

阿尔方先生提醒,法国对远东地区的军事情况尤其担忧,他询问美国如何看待越南独立同盟和中国对老挝边界可能带来的威胁。如果爆发一场真正的侵略,三国将怎样做?国际局势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帕森斯先生说,中越两国对老挝边境的干预是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去年12月那种试探性行动,另一种是北越使用一切方式进行全面攻击。他请丹尼森上将详细介绍美国在这方面掌握的信息。

丹尼森上将认为如果北越愿意,它完全有能力攻陷老挝。北越拥有武器、运输工具和现代化火力。北越拥有20万人的军队,再加上75000人的地方部队,总共14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师。云南铁路已经投入使用,这条铁路保证了北越与中国的联系。两国曾经设有中越联合参谋部,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信息证实中国军队在北越的存在。空军进攻的可能性不大,海军进攻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老挝只有25000人的部队,而且“组织得并不好”。在任何情况下,老挝都不是越南独立同盟行动的障碍。总之,如果北越想要开战,它就可以做到。

达里当先生随后介绍了国际管制委员会的问题、老挝政府的立场、联合国援助问题、河内与万象的直接谈判,以及各个方面的优缺点。印度政府是国际管制委员会成员,或者在必要时由它领导联合委员会。帕森斯先生提出,美国政府认识到不同解决方案的不足之处。自12月以来,越南入侵老挝的局势并没有恶化,越方仍然保持不动。越方的行动好像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华盛顿政府想知道目前采取十分明显的行动是否合适。美方建议老挝驻新德里前大使坎·班·班雅(Kham Pan Panya)先生给德赛(Desaï)先生[注]印度自治领财政和经济部长。——原编译者注或者给他最了解的印度人写信,阐述老挝政府的观点,恳请印度政府的意见,以避免国际管制委员会事实上的回归。同时,如果印度愿意,也不排除让它发挥某些作用的可能性。英国大使知道加拿大政府和法国一样,均反对国际管制委员会回归老挝,大使认为这是“一种说‘不’的友好方式”。

阿尔方先生根据丹尼森上将提供的情况重新询问了在直接袭击的情况下三国应怎样做的问题。墨菲先生问道,法方的情报是否能够使法国确信有可能发生袭击。达里当先生认为在某些时候,法方相信越南独立同盟意图建立与柬埔寨的联系。帕森斯先生对法国提供的越盟侵略者的确切位置非常感兴趣。事实上,由于该地区的边界状况难以明确,法方对越盟占领的地区并不确定。亚洲事务助理副国务卿帮办同样提到北越的挑衅有可能引发针对老挝的战争,但这个问题不重要。事实上,共产党总是在有需要的时候采取挑衅行为,而老挝王室政府采取的行动一定不会被看作直接挑衅,因为政府目前的行动是理顺内政。比如说,如果美国在老挝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如果老挝政府要求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那么越盟领导人将会表示担忧。但是,没有人试图引发这种局势。在与老挝关系方面,美国表现出“真诚和合理的谨慎”。另外,苏联似乎并没有这么担心。根据伦敦的最新消息,作为日内瓦协定的联合签署国,苏联刚刚接受了老挝国际管制委员会的无限期推迟。如果发生侵略,第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当然是老挝政府的反应。老挝是联合国成员国,它受东南亚条约组织议定书保护——因此老挝政府可以警告一个或另一个当局。如果情况允许,三国都应该商讨援助老挝政府。另外,在老挝事务方面,法方有幸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这令人十分满意。

阿尔方先生表示,老挝问题在法律方面与台湾和韩国问题完全不同,因此有必要对老挝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墨菲先生说老挝问题不是典型的军事问题。到目前为止,越盟更喜欢传统的渗透方式,即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帕森斯先生就这一议题继续说道,越盟在老挝组织的活动是具有颠覆性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保持老挝军队的效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保证王室政府在整个领土上的权威和抵抗颠覆政府的行为。

哈罗德·卡恰爵士谈到与老挝有协议的不同国家的立场,老挝同时受到联合国协议、东南亚条约组织地区协议以及与法国签订的一项特殊协议的保护。因此,不存在三方军事方案。同时,鉴于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提供了一个稳步推进的联合军事方案,那么是否有必要再拟定一个军事方案。英国大使宣布,在涉及老挝的特别条约和军事方案的问题上,他需要向英国政府请示。阿尔方先生询问条约能够在多大限度上对方案在各种情况下的确切可能性进行限制。墨菲先生回答他,由于该地区已经建立普遍的联盟,因此很难保守准备特别方案的秘密。一旦特别方案被知晓,比如方案涉及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外,那么对西方在该地区的利益是十分不利的。

丹尼森上将指出,东南亚条约组织被批评干涉老挝政府内部事务,这是毫无根据的。该如何处理该地区的关系呢?与菲律宾政府的联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该国的基地是本地区防御的根本。英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有同样的问题。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别计划应该在东南亚条约组织框架下进行仔细研究。

哈罗德·卡恰爵士询问法国是否能够对老挝边境情况提供详细的说明。在发生袭击时,谁负责援助老挝?是否只有三国?墨菲先生认为,有必要预先研究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参与,这些国家能够提供军事合作,他再一次提到菲律宾政府。

帕森斯先生随后提到色诺的价值,它可以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后备基地。达里当先生纠正道:不,色诺是法国在老挝的基地。在讨论最后,阿尔方先生要求确定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何种级别上讨论老挝问题的准备工作。英国大使再次重申,在三方重提该问题之前,由法国代表团通过资料评估老挝目前的确切情况。

Ⅳ.印度尼西亚

阿尔方先生认为,印度尼西亚事件提出了两个问题:武器供应问题;新几内亚问题。如果印度尼西亚攻击新几内亚,怎么办?

1.关于第一个议题,达里当先生回顾了荷兰在北约以及对友邦政府采取的持续行动。有必要认识到,对印度尼西亚的完全拒绝将会把这个国家推入共产主义者的怀抱。北约已经达成协议,支持荷兰的立场。英方和美方为印度尼西亚提供飞机和武器。这给法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印尼为法国工业界提供了大量订单,工业界正在试图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

2.帕森斯先生认为,截至目前,荷兰政府是唯一一个认识到袭击新几内亚是一个迫切危险的政府。帕森斯先生强调他对于印尼从苏维埃阵营和西方阵营购买武器表示担忧。获得的信息使美国相信,在雅加达,一个针对新几内亚采取行动的军事和政治集团受到了支持。这就是美国政府与印尼当局保持持续接触的原因。印尼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向华盛顿做出“特别”保证,印尼无意诉诸武力。苏班德里约(Subandrio)[注]印尼外交部长(1957—1966)。——译者注甚至对杜勒斯先生说,他的政府意识到诉诸武力的意图一定会搅乱整个自由世界。美方向雅加达清楚地表明,如果印尼政府诉诸武力,美国将会反对它。杜勒斯先生在西雅图再次对苏班德里约先生这样说过。国务卿在北约理事会也做出过同样的表述,他最终让伦斯(Luns)先生[注]约瑟夫·伦斯,荷兰外交部长(1956—1971)。——译者注就这一议题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印尼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并不能被完全排除。但目前为止,美国相信印尼做出的保证,因此关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相关的特别计划。

墨菲先生补充说,美方对情报的来源和伦斯先生担忧的基础并不确定。帕森斯先生指出,事实上这只是第二手或者第三手情报,三国不应该轻信苏加诺[注]印尼总统(1945—1967)。——译者注,因为应该考虑到印尼国内宣传的必要性和苏加诺的性情。哈罗德·卡恰爵士认为,英方掌握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大使强调澳大利亚的利益,英方对印尼发动袭击的军事性质表示忧虑,同时对防止印度尼西亚投入共产主义阵营表示关切。墨菲先生补充说,新几内亚战争对印尼来说意味着一项它绝对承受不了的财政负担。

再次回到武器供应的问题上,哈罗德·卡恰爵士指出,英国的关切在于要坚持“中间道路”,即应该给印尼提供一些物资。印尼至少要有两个军需来源,也就是说,要给它提供一些东西来阻止印尼与共产主义者联合,但是又不足以支持印方发动袭击。

帕森斯先生注意到,印尼关于共产主义阵营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沿岸岛屿危机时,印方领导人的态度尤其明显。目前,印尼人民似乎意识到中共和苏联对他们的命运所构成的危险。在期待良久之后,印尼军方仅仅部分求助于共产主义者,并充分证明了军方对西方的依恋,这的确令人欣慰。

关于北约的地位问题,哈罗德·卡恰爵士认为,英国不受北约理事会条约的约束,英国仅仅与直接相关的大西洋各国有联系。英方不同意听从大西洋理事会的安排。哈罗德·卡恰爵士认为,英国和美国只需通知理事会成员国两国对印尼交付物资的情况。

在会议结束时,阿尔方先生建议就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问题召开三方会谈。美国和英国代表团表示在就这一建议表态前,需向上级部门请示。

第二轮专家级会谈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华盛顿,1959年2月7日)

出席人员:

美国:戈登·米恩先生、马歇尔·格林先生、麦克布莱德先生、迪安·布朗先生、弗朗西斯·昂德希尔(Francis Underhill)先生、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先生;

英国:德拉马尔先生、尤德先生;

法国:达里当先生、朗迪先生。

达里当先生提出关于印尼政府的稳定和纳苏蒂安(Nasution)将军所起的作用问题。

印尼事务办公室主任昂德希尔先生首先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对美国来说,纳苏蒂安将军仍然是一个政治谜题。将军的思路将会越来越清晰,也许六个月以后三国会更加清楚将军所起的作用。纳苏蒂安将军四十岁,在殖民时期受过荷兰人的训练,在占领时期受过日本人的训练。在抵抗战争中,他战功卓著,尤其是领导了1948年打击共产主义革命的行动。1948—1952年纳苏蒂安任参谋长,他致力于印尼军队改革。事实上,他的理论更倾向于职业军队,而非游击队。他将印尼军队送往国外训练,并于1950年使荷兰训练队伍重返印尼。在远离军队数年之后,纳苏蒂安于1955年重新成为参谋长。纳苏蒂安在《印度尼西亚军事政治评价》中指出,印尼的群岛地理状况使之与自由世界紧密相连。他强调共产主义中国是印尼面临的最大军事危险。他认为共产主义首先是苏维埃集团的附属,而且他认为颠覆的危险更多的在于印尼的爱国者而非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纳苏蒂安是一个投身国家事务的缺乏有效政治能力的职业军人。纳苏蒂安将军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苏加诺的对手。也许有些听命于将军的人私下有这样的希望,但他本人只是一个爱国者,并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以拯救印尼。可以说,纳苏蒂安—朱安达团队在某种形式上填补了自1952年以来哈达(Hatta)离职的空缺。实际控制印尼命运的三巨头是相互依靠的。苏加诺是领导者,主导政策者;朱安达领导政府,但能力一般;纳苏蒂安领导的军队是中坚力量。直到1958年军队力量在印尼政府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但如今已经变得有限。领导人之间关于印尼体制问题的争论是公开的,可以预见1945年宪法的回归。该宪法将赋予苏加诺行使权力,而事实上,如今苏加诺也是这样做的。

自1952年以来不断增强的共产主义趋势如今变得平静,但并没有减弱。政府甚至采取了相当数量的措施,包括军事措施和政治措施,向公众强调共产主义的危险。六个月以来,关于共产党能够利用公众利益这一点,苏加诺没有任何表示。印尼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形势,财政状况比以往更糟。目前,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应对灾难性的经济状况。

如果不过分乐观的话,我们可以期待在六到八个月内政治是稳定的。如果政府保持原样,应该很自然仍由三人领导,但政府也可能被彻底改变。刚刚四十岁的年轻军人获得高级军职会导致政治后果。他们的前任已经从荷兰人那里学会了不守军纪。年轻军人更急于付诸行动,他们将新的不安定因素引入印尼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

法国代表团提到了叛乱的问题。昂德希尔先生指出,也许说多起叛乱更确切一些,因为叛乱不仅数量多,性质也不同。在爪哇中部,苏拉威西岛以北,游击队活动的前景很难预料。不时有政治解决叛乱的传言流出。局势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动荡的状况要求政府必须维持相当数量的部队,对部队的供给是国家经济的负担。但目前并没有军事反抗表现出有效的武装叛乱的特点。叛乱者不太可能取代印尼现任政府。

达里当先生同意英国的观点,认为法国掌握的情况不如美国国务院的情况乐观。昂德希尔先生把印度尼西亚的基本政治生活比喻为变形虫,变形虫能够吸收更多的冲击,比其他更高级生命形式的生物更加缓慢地进行自我转变。

达里当先生提到了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联合的问题。德拉马尔先生认为联合不具有直接的可能性。诚然,联合一直是英国政府的目标之一,但问题在于新加坡的中国人有可能将年轻的马来亚联邦置于严重的困境,马来亚联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吉隆坡政府目前没有相关表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对未来获得新加坡没有兴趣!我们需要缓慢而谨慎地解决问题。新加坡新宪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英国因此保留废除宪法和重新直接管理的权力。但是,鉴于政治原因和亚洲宣传的原因,也许英国会避免使用这一权力。

至于同时将马来亚、新加坡、英属婆罗洲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领地共同组成联邦的问题,德拉马尔先生认为英方与相关各方已经谈得不错,但其并不是正式谈判。

英国使馆代表宣称英方有意保留在新加坡的基地,以备在情况变化时做特别安排。问题并不在于将海军武器库转移到英国或者在婆罗洲重建基地,因为马来亚联邦即使不接纳新加坡,为了自身安全也希望英国保留基地。

达里当先生询问英国目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新部署该地区防卫到了何种程度。德拉马尔先生澄清说,政治变化已经使英国重新审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地区防御条约,同时他明确指出英国并没有将东南亚防卫责任交到两个南半球的国家手中。

德拉马尔先生重提印度尼西亚问题,如果苏加诺由于政治原因,甚至健康状况意外失踪,那么在印尼有相当数量的“合适的领导人”可以进行合作。米恩先生指出,印尼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仍是个谜,而且当事人本人并不在意。德拉马尔先生认为无论如何,关于苏加诺失踪的情况还是预见一切可能性为妙,而不要给共产党人留机会。米恩先生认为应首先关注宪法问题。也许有人试图让哈达回归。哈达与苏加诺同时当选,尽管哈达意图退出,但他仍是副总统。事实上,议会并没有批准他的辞呈。对权力的争夺将会在哈达、日惹(Djogdjarkarta)苏丹、纳苏蒂安和朱安达之间展开。如果改变是以和平方式进行,那么赌注将是支持哈达和苏丹。一切都取决于对总统和1945年宪法可能回归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哈达的机会是最大的。目前,哈达承认苏加诺的个人地位剥夺了他的主动权。经过十年,如今哈达拒绝活在苏加诺的阴影中,他希望所有的条件得以满足,并且众所周知,朱安达会继续忠实地为哈达提供政府的情况。

法国代表团询问叛乱存在的方式。昂德希尔先生认为叛乱依靠这个国家而存在,比如1950年以来的达尔伊斯兰教。该组织没有大量人员,根据某些情报,他们甚至可能缺乏弹药。需要指出的是,该组织在国外仍很活跃,他们在新加坡有一个办事处,主要从事经营活动,但美方并不了解该办事处与新加坡政府的关系。

昂德希尔先生重新指出美国对印尼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并强调其性质有限和其“反毒”的作用。美国谨慎地关注印尼政治局势发展。至于武器供应,即使美国不向其出售武器,印尼无论如何都会找到其他的途径。

对英方来说,即使对印尼军队完全信任,但在空军,至少在上层军官中,已经受到了极左因素的严重影响。昂德希尔先生同意这一观点。但他并不认为依靠5000—6000人,印尼空军就能试图打击2万人的军队,而后者具有决定作用。

法国代表团询问,目前马尼拉政府与华盛顿政府对抗,这一对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在菲律宾基地的未来。布朗先生回顾了该问题的发展历程,他提到波伦先生也被召回华盛顿解决这一僵局。很明显,1947年协议[注]1947年3月14日协议规定菲律宾向美国出租基地;随后于3月21日签署相互防御协定。——原编译者注应该被保留。即使在菲律宾有一小部分中立分子反对美国的存在,但菲律宾政府很明显倾向于西方。在战争情况下,菲方会提供合作。因此,对于美国基地保留在菲律宾岛屿上这一点不必过分担忧。问题的主要困难来自于马尼拉政府的习惯,在谈判中该政府从来不讨论明确的要点,而是时不时情绪不好地把有关议题的所有方面都提到。当谈到基地问题时,同时也会谈到海关事务、糖、菲律宾货币、新闻攻势、财政问题等等。直到目前,仍没有解决管辖权问题,这对马尼拉来说是一种“情感的重要性”,而美国希望在大西洋协议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关于基地未来协议的期限,菲律宾政府也没有任何表示。

第三轮专家级会议

日本——共产主义亚洲经济攻势

(华盛顿,1959年2月7日)

出席人员:

美国:贝恩(Bane)先生、科尔曼(Colman)先生、默多克(Murdock)先生、戈登·帕尔默(Gordon Palmer)先生、斯奈德 (Snyder)先生、麦克布莱德先生、迪安·布朗先生、贾维斯(Jarvis)先生、埃德蒙·马丁先生;

英国:德拉马尔先生、尤德先生;

法国:达里当先生、朗迪先生。

Ⅰ.日本

法国代表团提出美国提议修订与日本的相互安全条约的新协议问题。

贝恩先生提醒道,岸信介(Kishi)先生和藤山(Fujiyama)先生[注]日本首相岸信介和外相藤山爱一郎(Fujiyama Aiiehiro)。——译者注曾提议对条约进行修订,当时美方也认为有此必要,但没有首先提出建议。杜勒斯先生明白,到秋天时应该准备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谈论这一议题。但是,日本政府的内阁危机使该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谈及。

直到当时,实际上美方在日本掌握着自由度。但显然,如果日方想的话,它就能够通过撤出基地人员的方法阻止美国基地的运转。这表明,对美方来说,未来有必要就美国军事力量在日本基地实施的行动与日方进行协商。

贝恩先生赞同法国代表团的意见,他承认核武器装备在未来的谈判中影响很大。根据最新分析,空军战术力量分布将取决于日本政府。根据大量信息,美国认为应将日本的大型岛屿基地作为过境平台、货物集散地和后勤基地,尤其是重要的船舶基地。基地和军工厂的支援不仅有益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同时也有益于日本所有盟友在亚洲地区的利益。

考虑到日本反对驻放核武器,以及根据旧金山条约,美国将继续承认日本对冲绳列岛和小笠原诸岛的主权,法国代表团询问美国是否在未来的安全条约中将冲绳地区包括在内。

贝恩先生认为,如果美国在日本的基地的作用像刚才所描述的那样,那么美国在该地区拥有一个进攻基地就很重要。这就是冲绳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对安全条约的修订不影响旧金山条约的条款,也不影响美国在冲绳的存在状态。

英国代表团询问日本是否承认这一条约。贝恩先生相信日本政府和领导人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虽然他对公众意见和某些政治因素并不确定,但是,日本能够保留基地的原因在于与它最密切相关的利益。不仅仅是这些基地每年能够为日本带来5亿美元的净收益,而且日本能够得到显而易见的军事保护,这对于一个财政上并不宽裕的政府来说并不是没有益处的。美国的存在事实上保证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日本在这一地区正努力重建它的市场。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并不打算如流言所说,把基地和在日本的武器库转移到太平洋或者火奴鲁鲁。

关于日本的“去核化”,也可以做同样的推测。有理由相信,日本政府目前已清楚地明白“核威慑”在亚洲的作用。

英国代表团询问岸信介政府的未来,并对日本内阁首相表现出明显的保留。岸信介的权力被“派系主义”回潮所利用,需要在首相的继任者引发问题时有所觉察。

美国代表团认为岸信介先生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身处困境,但他仍是在派系影响下最合适的人选。政府可能被改组,但社会党人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仍有待怀疑。至于“反核化”的中立派,他们并不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对日本与北京关系的这一考验可以视为日本政府“合理反应”的举措。

Ⅱ.中国的经济攻势。

中国处处长马丁先生强调了共产主义中国迅猛的经济攻势。1957年中国对外收支不利,1958年收支达到平衡,同一年,北京发起了大规模经济攻势。在亚洲主要贸易地区——新加坡(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0%)、马来亚、香港——中国的攻势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中国购买工业设备提供足够的外汇;另一个是扭转北京对于海外华人贸易活动的依赖。其方法是采用最低价拍卖和倾销价格。中国的活动首先导致了各国政治措施的改变。很明显的是某些国家,比如泰国和马来亚,在本国禁止或限制北京的贸易和金融活动。英国认为由于与北京的关系不睦,缅甸也将会这样做。各国共同政策的实施给中国贸易带来的骚扰是短暂的,但今年会引发合同违约。另外,中国也出售其他国家想出售的原料,中方想完全占据市场。意识到这一困难,北京在与各国进行贸易的同时也提供大量援助。绝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尤其是柬埔寨,并没有利用共产主义中国或苏联提供给它们的全部援助,这一点令人满意。印度是唯一一个将所提供贷款的最大限额用完的国家。一年来,中国开始出口现代产品,甚至出口带有明显亚洲风格的汽车。最后,中国的援助本身出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政治、装备和技术方面给美国带来了大量难题。

在讨论期间,美国代表团没有忽略强调对亚洲不发达国家提供各种援助项目的重要性,美方强调坚持在远东地区严格按照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要求进行管控。

法国代表团强调寻求遏制北京经济渗透方法的必要性,法方提出东南亚条约组织经济复兴以及对在东南亚的日本商业企业提供支持的建议,因为这些企业是对抗中国企业的良药,但法方的建议没有获得明确答复。

(邱琳译校)

19590306, FD000034

肖维尔致德姆维尔电(第793—802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283-285。

(1959年3月6日)

麦克米伦先生刚刚在莫斯科表态,支持就或有可能在欧洲某区域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限制进行研究。有意思的是,这令人想起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立场。

我不想多谈我们收集到的各种迹象,其实它们已经暴露了英国部门玩弄脱离接触概念的倾向。我已经就这一点在第3480号电报[注]通过1958年10月30日的第3480—3482号电报,大使汇报说,英国外交副大臣奥尼尔先生确定说,英国代表团在本次会议上就防止突然袭击接到的指示非常清楚:限制区的界限或概念要排除在讨论之外。然而,对于奥尼尔先生来说,英国的政策拒绝把控制区或检测区排除在外。——原编译者注以及第6125号[注]通过1958年10月17日的第6125—6129号电报(未收录),阿尔方先生指出,经其询问,杜勒斯先生表示了对欧洲狭窄的检测区的反对,认为它会在短期内导致德国的中立化以及美国部队回归美洲大陆。相反,北极地区的控制他觉得很有必要,以避免苏联从北极对美国发动袭击。——原编译者注、6148号[注]通过1958年10月18日的第6148—6150号电报(未收录),阿尔方先生提到欧洲检测区的问题。杜勒斯先生的意思是,如果建立一个这样的区域,那么它的范围要足够广阔,并且要包括一部分重要的苏联领土。美国国务卿声明说,一般意义上讲,在限制区界限范围内,他觉得法国和美国的观点相比英国更加接近,他希望英国不要再回到艾登(Eden)先生提出的区域观上来。——原编译者注阿尔方先生的电报里做出汇报。我还记得,英国外交部年初曾打算在日内瓦会议上就针对武器限制的反对意见展开讨论(我的第89号电报[注]通过1月12日的第89号电报(未收录),大使指出已经通过其助手和英国外交部恢复联系。俄国声明恢复1月15日会议的照会文本刚刚收到。法国外交官声称,授权三国大使陈述西方观点将会避免和莫斯科交换照会时的分歧:这些观点公开后,在舆论眼中有助于会议的召开。英国外交部代表声称已经准备好支持这些观点,并宣布在仅由美国大使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参考条款谈判上不会看到反对意见。他还说,只要保持坚定的原则,使会议严格维持在技术范围内,大家就可以考虑扩大在武器限制方面的协商范围。——原编译者注)。杜勒斯先生上个月曾指出,他的英国谈判者对不同的“离间”方法很感兴趣。大家后来知道,保守党媒体几个月前曾向政府建议仔细研究腊帕茨基新计划。

抛开猜测的政府倾向,根据其主要的公开声明,可以确认以下两点:

1.在12月4日辩论期间,赛尔温·劳埃德先生在重提关于德国的老话题(自由选举条件下的统一,统一后德国的联盟选择自由)之后,确定了以下三点欧洲安全体系要素:

(1)避免西德从统一中获利。外交大臣提醒说,阿登纳总理此前提到过东德非军事化的可能性。

(2)欧洲应建立防止突然袭击体系。该体系应基于足够广阔的区域,而且不仅仅限制在欧洲范围。(劳埃德先生提到了北极地区)

(3)在允许德国统一的规则下,应该在尽可能广阔的区域禁止现有力量和武器。但是,劳埃德先生又说,或许检测的想法即便在欧洲总规则之外也是可行的。

外交大臣驳回了腊帕茨基第一计划,认为它会改变力量平衡,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解析版本,认为它将降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能力,会违背联盟成员之间的互不歧视基本原则,可能造成美国驻欧部队撤离的局面。劳埃德先生最后还对脱离接触提出批评,声称不会考虑任何超出欧洲政治规则背景之外的措施。

2.外交大臣因为塞浦路斯谈判而没能最终召开1月19日的外交政策辩论,是奥姆斯比-戈尔宣读了他的领导准备的发言稿。即便发言稿的好几部分都只不过是重复其12月4日的发言,我们仍然觉察到,除了在自由选举主题方面的温和态度外,在安全领域方面也有进步。同样的标准被用于判断所有的安全措施:力量平衡的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维护,即使它的某些力量受到削弱,以及美国驻欧力量的维护。整个导致德国中立的政策也被措辞严厉地废除了。相反,在12月4日的发言中,一件偶然的与发言中的其他内容自相矛盾的事情变为一种肯定,兵员和武器限制区或许先于总规则在欧洲建立。其建立将会是消除紧张局势进程的一部分。盖茨克尔(Gaitskell)先生[注]休·盖茨克尔,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1955—1963)。——译者注问外交大臣,政府是否准备在德国统一之前执行裁军政策。奥姆斯比-戈尔先生回避说,对他来说明确在何处建立限制区不合时宜。他的话模棱两可。他们允诺考虑限制区(与防止突然袭击的更广阔范围区域不同)在政策规范之前建立。

(吕军燕译、校)

19590313, FD000035

德姆维尔致法国驻华盛顿、伦敦外交代表电

(第2942—2947号,第2676—2681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340-342。

(1959年3月13日)

沃兹沃思先生3月12日就日内瓦会议[注]此处日内瓦会议指停止核试验会议。——原编译者注工作向德罗斯(De Rose)先生给出如下指示。

几周来,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人似乎觉得西方人所做的让步是他们更进一步的预兆。察拉普金先生则稳如泰山。美国外交官认为,莫斯科正在等待麦克米伦先生出访华盛顿[注]此次出访将于3月19日至21日在戴维营举行(Année politique, 1959, p.340)。——原编译者注的结果,希望英国首相强调的理念在与赫鲁晓夫先生的会谈中能够具体化。

关于这些理念的具体内容,沃兹沃思先生说未被完全告知。然而他指出,其基本内容是建议对监督部门每年在成员国领土上可能实施的检测数量早做限制。作为交换,苏联应该对这些任务不再行使否决权。

这个新想法在华盛顿受到批评。大家认为这种对检测数量的理解便于弄虚作假,而且会不断地将监督部门置于窘境,因为它们不得不在许可的任务“配额”和放弃未经核实的嫌疑迹象之间的担忧中做出选择。

关于麦克米伦先生追求的程序问题,沃兹沃思先生补充说,在出访莫斯科之前,英国人已经就此理念和其美国伙伴做了探讨,但是未签署协议。似乎今天英国人否认此前已经把它作为一项坚决的建议提交给赫鲁晓夫先生。苏联政府首脑则因为英美非常尴尬而急于将其公开备案。

美国外交官还给出了如下信息:

英美双方现在几乎已经完全向苏联方面解释了它们关于监督体系的概念。近几日它们承认,除非受到严重破坏,条约缔结的期限为无限期。察拉普金先生不接受这种保留的条件。

英国人设想的监督委员会将由三个西方国家、两个共产主义国家和两个中立国家组成,以使苏联人明白,西方国家不会占据多数席位。这条建议也未获得成功。

苏联人只说在参加会议的三个国家的领土上建立监督。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不想谈及中国,或者不愿引起他们已经提前达成共识的遐想。美国人试图不久后再给他们提供一张地图,上面会标注专家会议预计的170个检测点,以试探他们的反应。

对于完全分歧的部分,特别是在委员会核实嫌疑迹象来源的检测上的否决权和法规方面,美国人不会考虑任何让步。他们完全不敢肯定,参议院是否会批准在他们的建议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五角大楼和原子能委员会已经在日内瓦会议成员国方面完成了大量工作,特别强调了自然地震和低于5000吨地下爆炸的辨别困难。面对这种联盟,美国国务院由于首脑的缺席[注]由于患上癌症,杜勒斯先生于4月15日辞职;5月24日辞世。——原编译者注而感到无力。

沃兹沃思先生被问到,是否估计苏联人在高峰会议上会保持让步。他回答说,在当前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这样的一个会议谈论这个话题不会“超过25分钟”,日内瓦会议主席一直坚持不要谈论已经充分[注]是否应该为:未充分?——原编译者注准备的主题,以确保达成协议。

(吕军燕译、校)

19590320, FD000036

肖维尔致德姆维尔电(第975—986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383-385。

(1959年3月20日)

根据今天3月20日从英国外交部原子能事务及裁军部门领导收集到的信息:

1.日内瓦会议昨晚休会。4月13日复会。苏联代表团在前一段时间率先同美国人交谈,并谨慎建议说,每个政府代表团或许都需要休会几周,以便做总结和准备后续工作。美国代表团昨天在会上建议休会三周。察拉普金先生以其惯有的方式面对速记员答复说,他已经准备好继续会谈,但是他对其同事的建议没有明确异议。

为了研究恢复工作的条件,英国外交部在等待其日内瓦代表团,尤其是首相返回后的下一步战术以及提出的建议。

由于要仔细研究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进展和外交部长会议及政府首脑会议之间存在的联系,海恩沃斯(Hainworth)先生并未排除利益相关的三个国家的部长在部长会议之余提出继续区分两个阵营的主要观点的可能性。

2.对于莫斯科会谈显示的东西,英国官员补充了以下细节:当麦克米伦先生提出规定检测配额的建议时,赫鲁晓夫先生表示欢迎,并声称:“这证明您不会特别优待某一个阵营。”后来,葛罗米柯先生询问劳埃德先生是否能够提供目前其掌握的涉及检测配额的数字,外交大臣避而不答。

英国在华盛顿会谈中抛出其提案。海恩沃斯先生对这一提案只是显示出一种适度的乐观。他未做任何发声,仅说大家在这儿只是介绍4月13日日内瓦会议重启后的一些形式上的建议。在日内瓦,俄国代表未向其同事提及这一提案。

另一方面,在提出其提案之前,首相似乎对专家的研究未做筛选。海恩沃斯先生表示,对于每年检测的数量没有任何概念,随着深入考察,这个数量将被认为是最小数值。并不排除这个由技术研究得到的数字非常高,因此从政治上来说这很可能冒着被指控破坏谈判的风险。据他来看,平均两到三周检测一次似乎比较合理。他补充说,关键在于执行的频率,频繁检测导致被抓到的风险会让打算违背协议的政府退缩。

3.一些人提出,如果排除弱国核爆以及外层空间核爆,减小范围,那么将大大方便协定的执行,况且彼此的监督显得如此困难。被问及这项提案时,英国外交部官员回答说,不会研究弱国导弹试验的监督,并评估了俄国人接受美国在1月份的日内瓦会议上提交的议案时的困难性。他补充说,某些禁止的核爆逃脱检测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会在政治上显得非常敏感。内阁也持这种看法,然而五角大楼和其日内瓦代表非常明显支持这种区分。(这儿我注意到劳埃德先生在佩拉(Pella)先生面前影射议院内阁制,说它会影响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行动。)关于外层空间核爆,其监督难度众所周知,去年的专家报告对此既未隐瞒也未解决。但是,我们未考虑到俄国人试图令困难变得无法克服。

4.我的助手提醒注意说,苏斯洛夫(Souslov)先生面对工党议员宣称,其政府不反对监督站人员同时由站点所在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的监督者组成。海恩沃斯先生承认,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另外,美国代表团在这方面……[注]译码缺失。——原编译者注有保留地妥协,但其认为,在关于某些重大问题的协议确保制定之前就解决这个分歧或许是一个错误。对于除了两三个主要问题外其他一切皆能解决的观点,他们坚持表示怀疑。对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他们似乎必须要么屈服,要么承担责任。

(吕军燕译、校)

19590409,FD000037

德姆维尔致勒杜克电[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468-469。

(1959年4月9日)

下面是总理写的您要转交给阿登纳总理的信:

“总理阁下,我认真拜读了您3月25日的信件,对您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部分媒体,尤其是英国新闻界,就某些涉及或许在欧洲设立武器限制区的提案做出的反应令您感到不安,我对此毫不意外。大家都知道,记者报道重大主题时有时会夸大其词。

总之,您很清楚法国政府关于此事的看法:您上次出访巴黎时,我们已经明确表达。[注]3月初。参见前文n°131。——原编译者注共和国总统在其最近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国际公共舆论的声明[注]3月25日,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外交政策。他首先阐述了法国对德的态度。他不愿从苏联在柏林方面引起的危机中“获利”,也不想“参与针对德国人民的分裂活动”,靠牺牲其人民来谋取苏联人一直试图掌控的类似利益:“德国这样的国家,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威胁……对于两个已经放弃互相斗争和破坏的老对手来说,法国和德国决定携手合作再正常不过了。在这一点上,阿登纳总理的策略和我们是一致的”。在柏林事务上,将军不接受中立策略:“对于法国来说,这等于失去了它为保护生命而活着的理念。但如果法国参与其中,那么可以想象其对大西洋联盟的破坏。那时候,除非爆发核战争,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苏联统治扩张到欧洲和全世界。维持西方部队在柏林的自由活动是适合的;我们不允许将‘西柏林’交付给潘科夫体系 (潘科夫体系即指东德。——译者注)”。将军谈到了德国统一的问题。他拒绝承认“潘科夫体系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认为,两部分地区统一为一个自由的德国是德国人民的自然命运,希望它不会打破现在其在西、东、北、南方向的边界,为了合作、自由及和平,希望它有一天能够努力融入整个欧洲的协约组织。”戴高乐指出如何通过各领域的多种关系设计两德交流。他对英国的脱离接触计划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脱身或脱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裁军如果不能推进到离乌拉尔和德国同样近的地区,那法国如何受到保护?”在其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他提到了法国在高峰会议上的理念。关于其讲话的全文,参见:lAnnée politique 1959, pp.615-617。——原编译者注肯定毋庸置疑。

我很高兴在德姆维尔先生的陪同下,于5月6日和7日去波恩拜访您。

总理阁下,请接收我最诚挚的友谊。

米歇尔·德布雷。

1959年4月9日,于巴黎。”

我下次把原件给您。

(吕军燕译、校)

19590411, FD000038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1957—1961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Ⅰ, pp.478-479。

(1959年4月11日)

昨天,沃兹沃思先生在斯贝尔斯(Speiers)先生的陪同下重新前往日内瓦。来自美国国务院裁军处的斯贝尔斯接替贝克(Baker)先生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顾问。

沃兹沃思先生离开华盛顿时,他的指示还需做些调整。今天是最后一轮审查这些指示,并且赫脱先生给予了支持。

沃兹沃思先生指示的主要内容涵盖在美国国务院让我提交的照会文本内,并且将在4月13日周一送交北约理事会。我将在下文中向您展示其内容。

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接到了指示,下周一重新谈判时让苏联人了解提案内容,包括立即签署外层空间中止核试验协议。英国人赞同这项议案,他们放弃了给每个缔约方按年分配一定的检测数量的想法。

草案

自3月19日以来一直处于休会状态的中止核试验大会将于今天下午在日内瓦恢复谈判。在休会期间,英国和美国仔细回顾了造成现在协议僵局的主要问题中他们的立场,并达成一致,除非苏联准备放弃对全面否决权的要求,并同意切实可行的现场检测程序,否则当前不存在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该协议要有能够保证我们对协议的信心所必要的监督方式。不过,我们仍然认为谈判不能失败。

因此,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建议采取另一种方法,以便将目前为止在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变成容易实现的初步协议。

该方法涉及:

(1)原则上同意在目前的谈判中或在国际监督委员会成立后达成有关监督机制的协议,从而分阶段实施全面商定并且接受监督的中止核试验协议。

(2)可立即商定谈判的第一阶段,其中包括中止外层空间核试验,由设在美国、英国和苏联领土上的若干固定检测站监测,核试验区域以及飞机航班取样。检测站的数量和间隔距离将以日内瓦专家关于大气侦测报告的建议为根据,并且所需检测站少于整个系统所需数量,在此阶段不需要提出程序问题和投票表决的问题。

(3)在大会上或在监督委员会建立后,要继续努力解决允许检测地下和高空核试验的政治和技术问题。并且,要强化中止核试验的义务,以尽快使协议扩大至涉及各种环境的检测体系。应该立即开展以此为目的联合研究、调查和谈判。”

(李东旭译,吕军燕校)

19590413, FD000039

肖维尔致德姆维尔电(第1229—1236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479-480。——编译者注

(1959年4月13日)

周末,我曾让人就日内瓦大会重新召开前夕,英国外交部对停止核试验的看法询问副外交大臣奥尼尔(O’Neill)。他表示英美两国政府在十多天以来一直在积极地探讨新立场,这可能会影响到谈判策略,甚至是议案主题。由于新方案尚未成为最终协议的主题,他认为不应该透露其条款。

奥尼尔先生今天上午会见了我的助手,并向他提供了以下详细情况:

1.由于英美两国政府已经最终决定,去年的专家汇报不再适用于最新的技术数据,两国已经重新寻找新方案。因此,他们向苏联提议了一份大纲,内容见阿尔方先生的第1957号电报[注]19590411, FD000038。,奥尼尔先生这样描述如下新方案。

如今,向苏联政府提供一份替代方案:

(1)三国可以同意全面停止核爆炸,前提是苏联接受三个条件:

a.苏联放弃否决权

然而,除了派遣现场检测外,苏联还要求在其他方面行使否决权,比如某些行政方面的决策,监督机关是否有违反协议的决策,是否接受上述机构就监督人员的技术调查结果。

b.西方国家要求现场检测应该依据某些科学标准自主决定

c.三国政府同意对专家会议后收集的最新科学信息进行联合研究

如果苏联同意以上三个条件,同盟国打算承担全面禁止核试验带来的风险。这个风险是确实存在的。专家最新研究显示,为使现场检测系统保证地下核试验监测,应划定一些哪怕苏联同意的实际上却无法实施的范围。

(2)如果第一个方案被拒绝,同盟国则打算划定禁止大气层核试验范围,即5万米高空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实施日内瓦会议报告的条款了。监督体系将会更简单,观测点的数量会显著减少,另外不再需要进行现场观察。

这只是开始的第一步,三个大国将继续联合研究和磋商,以扩大禁止核试验的限制范围。至于范围……

2.英国高级官员表示,尽管会议由察拉普金主持并且他可能希望在会议期间发表声明,西方代表团打算自今天会议起提出这项新提议。

今天结束时,上述内容将会被媒体大量报道。

可是媒体不知道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先生分别向赫鲁晓夫先生致信,强调英美新立场的重要性,这显然标志着谈判中的一个新转折。

(李东旭译,吕军燕校)

19590422, FD000020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2143—2144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237。——编译者注

(1959年4月22日)

4月22日,美国副国务卿墨菲先生询问法国政府秘书长若克斯先生,法国总理和诺斯塔德将军刚刚就法国领土安放核武器事宜举行会谈后,法国政府是如何打算的。[注]在法国存储核武器的事宜可追溯到1952年。1952年10月4日在舒曼—迪恩(Schuman-Dunn)换文中规定,美国不会在法国政府安排的军事基地里引进非约定武器。然而1956年12月12日,北约部长理事会在巴黎批准的战略指导考虑率先使用核武器策略。1957年4月2日,美国大使向外交部重新提交了一份换文计划,建议废除舒曼—迪恩换文中关于非约定武器的限定。1957年12月16至19日在巴黎举行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议公告强调了在欧洲建立核储备的决定。巴黎和华盛顿之间不断地就各种议案及反对议案进行交流。1958年6月17日法国国防委员会明确了法国政府的立场。(DDF, 1958-Ⅱ, n°310, 会议纪要)。9月24日和法国国防参谋长卡巴尼耶(Cabanier)会谈时,戴高乐宣布如果不能负责保管核弹头,法国将不接受核弹头存放在其领土上。(Note de la présidence du Conseil-Etat major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du 24 septembre 1958, 本书未收录。)伴随着柏林危机的开始,诺斯塔德将军认为,依赖部署在兰斯、埃坦和图勒基地上的9个战斗轰炸机联队的战略核武器是必不可少的;他坚决要求法国允许在其领土上存放核武器,以提供上面提到的9个联队所需的弹药。(Note por le Ministre de la delegation française auprès de l’O.T.A.N., du 20 mars 1959,未收录。)1959年4月17日,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给米歇尔·德勃雷先生写信表示“在柏林问题造成紧张局势的时候,这些空军联队对北约军事力量做出重要贡献。”他补充说:“我需要重复您参观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时我对您讲的话,即在紧急情况和目前条件下部署这些联队,如果联军的军需品不允许存放在法国,那么这些联队就无用武之地。”——原编译者注美国副国务卿指出,考虑到国际紧张局势,必须就可能很快使用这些武器制定措施。如果不能与法国达成协议,美国将考虑其他方案。在了解法国的想法前,诺斯塔德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若克斯先生重申了法国的立场并表明在回到巴黎后,把美国政府的担心汇报给法国政府。

墨非先生指出在下一次会晤期间,赫脱先生无疑希望可以和您探讨这一问题。

(李东旭译,吕军燕校)

19590424,FD000142

奥斯特罗格致德姆维尔电(第193—194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550。奥斯特罗格(Ostrorog),法国驻新德里大使。

(1959年4月24日)

目前,西藏事件造成了中印关系危机。尼赫鲁先生用一切方法避免激化争端;他一直没有……[注]无法辨认。——原编译者注停止努力。尼赫鲁先生一直倾向于只限政治解决争端,印度舆论则表现出愤慨、惊讶和恐惧的情绪。自从独立以来,这是印度第一次感到力量薄弱。

尼赫鲁先生对此一直很清楚,因此他一直在非依附的名义下实行谨慎克制政策。

这也是尼赫鲁先生在此次危机中想要一直保持的态度。因为一旦涉及军事实力对比的话,印度拿什么抵抗中国呢?今晚,总理将离开新德里,会见达赖喇嘛(Dalaï-Lama)。在这次会见后,印度政府与北京政府的对话将会确定。

(邱琳译校)

19590430, FD000040

肖维尔致德姆维尔电(第1561—1566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8, Tome Ⅰ, pp.567-568。

(1959年4月30日)

日内瓦停止核试验大会。我的一名助手4月30日与英国副外交大臣会晤,他根据奥尼尔先生提供的信息总结如下:

1.不出所料,谈判围绕苏联代表团的议案展开,该议案来自4月25日赫鲁晓夫先生的书信内容,并再次提到麦克米伦先生在莫斯科抛出的观点。[注]艾森豪威尔总统4月13日给赫鲁晓夫先生写了一封信,如果苏联继续反对西方国家认为地下核爆炸监督所必须的条件,我们可以在谈判的第一阶段禁止在50千米以下的高空进行外层空间核试验。外交部声称麦克米伦先生支持美国总统的提议。4月25日,赫鲁晓夫先生通过塔斯社发表了其23日写给艾森豪威尔先生和麦克米伦先生的信。他认为英美确定的解决方案不符合探究的目标:阻止制造更具杀伤性的新型核武器。高于50千米的核爆炸可能会毒化大气层和地球,核辐射余波会污染动物赖以生存的植物。苏联元首将其议案看作“不道德的交易”。他提议以麦克米伦先生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组织监督:如果监督站的报告证实有疑似核爆炸的现象,则每年组织一定数量的检测。在4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察拉普金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行使否决权。——原编译者注对于如何理解该议案,察拉普金先生第一时间受到质疑。不过他指出,从今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已经没有了误解:即将达成的每年检测数量避免了否决权的使用。

2.出于明显原因,英国代表团不能抵制这种战术,也不会避开磋商。奥尼尔认为美国代表团(至少目前)也准备好了基于苏联议案的谈判。

3.苏联代表力求让英美两国接受检测的定量分配原则,之后再讨论有关检测的条款。显然英美两国拒绝掉入陷阱。

4.这些条款中有些涉及对检测期限及覆盖范围等内容的保证,这些主题仅在谈判初期有所涉及,似乎不是最难解决的。

另一方面,应该就进行检测的科学标准达成一致。事实上很显然,即使在所谓的定量分配体系内,试图让俄国人接受赋予监控机构以绝对自由、可紧急派遣队伍前往其领土的确定地点也是不合理的。避免随意的检测方法,必须以科学事实为依据。因此,监控机构只需在某些科学标准上达成一致,监督机构只需去验证,而不必去讨论。关于科学标准的协议将引发一些争论,但奥尼尔先生认为最后可以达成。

5.主要问题还是商讨每年的检测数量限额。大家都知道,因为要提供足够的保证,这应该会是一个很高的数字,所以麦克米伦先生设想的方法看起来不很现实。

任何一方都没有给出观察次数的提议,甚至没有给出一个范围。实际上,这也是谈判受阻的一点。英美两国认为关键要让苏联代表团对新的科学数据进行验证,美国代表团声称自1月份起开展的共同研究都毫无意义。只有基于研究的结果,被劳埃德先生称为最大的未知数的检测数量才能确立。

6.麦克米伦先生还在拟定给赫鲁晓夫先生的回信,可能在这周末回复他,这封信将会借鉴前面关注的内容。

奥尼尔先生坦白说,赫鲁晓夫先生对4月13日议案的批评令人尴尬:从外层空间污染的角度来说,在50千米高空发生的核爆炸与其他爆炸一样有害。为了减少明显的余波,必须将核试验置于更高的高度。为了将4月13日议案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明确化,能够通过参考专家报告做出选择的部分,都已经确定。

(李东旭译,吕军燕校)

19590522, FD000041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2620—2631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664-665。

(1959年5月22日)

法利先生的助手们今天下午在美国国务院召集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除卢森堡以外的其他成员国的使馆代表,并向他们提交了美国与这些国家双边协议的修正案。

1.我在下文会向您传达美国1957年7月3日提出的关于1956年6月20日法美协议修正案的内容。[注]民用原子能法美合作协议于1956年6月19日签订。这个协议同意交换非保密数据信息,涉及研究反应堆和动力反应堆、健康和安全问题、同位素的使用;协议考虑到美国向法国提供90千克以铀235形式的核燃料(其中6千克纯度为90%,剩下的纯度最高为20%)。1957年7月3日在华盛顿签署的第一个协议修正案涉及在美国可购买90—2500千克铀。——原编译者注我将在下一个外交邮袋里向您传达美国与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意大利双边协议的修正案内容。

2.关于我们的修正案,美国的提议符合我们的要求,在我的第2534—2539号电报[注]通过5月19日第2534—2530号电报(未收录),大使意识到美国政府要采取行动,法国希望修改法美双边协议,以符合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写给韦尔斯的信件里提出的要求。美国代表已经根据每个提案提出观点。——原编译者注和韦尔斯(Wells)先生给勒努(Renou)先生的信件中(见我的第2590—2594号电报)[注]5月22日电报转达了韦尔斯先生回复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内容(本书未收录)。——原编译者注已经向您转达了。

另外,为了使协议清晰化和自由化,修正案还涉及一些较小的修改。

(1)第一条的A段中,为了详细说明用于研究以及现在不受数量限制的原材料不一定要在第4条规定的框架内使用,故删除草案中(1956年协议的第6款)的“如第四条规定”一词。

在同一条款内,因为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交换,故“将被出售或者被转移”代替了“被交换”一词。

最后,由于删除了协议第六条中构成限制的最后一句话,故在同一段落结尾增加了“除了燃料反应堆”一词。

(2)在第二条A段中,美国人引用了“材料测试反应堆和反应堆实验”,同时在第二条的B段里增加了“反应堆实验”的字样,以扩大2.5千克铀的使用范围,而且这也符合实际。

(3)美国与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协议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与我们的相似,只有浓度为20%的铀235数量不同,意大利为7千克,德国2.5千克,荷兰500千克。至于与比利时协议的修正案,增加了不限制浓度为20% 的铀235数量的条款,维持了关于浓度为90%的铀235数量的条款,但是扩展到在反应堆的研究和实验方面的核燃料的使用。

(4)我的助手表明他将向您转交美国政府和原子能委员会制定的草案。会议结束后,他向对方提问美国政府是否不会考虑实行共同政策,这可以让我们在实施某些计划时少些阻力。对方答复说,这涉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员国,美国政府尽可能倾向走“谅解”协议的道路。但是,美国当局应该会再一次采用双边协议,事实上也基本一样;我的助手表明,希望这一方法从今往后不要完全把法国排除在外。

附件[注]附件为英文。

对美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关于民用原子能利用合作协议的修改

美国政府和法国政府,

希望进一步修改《关于民用原子能利用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该协议在1956年6月19日签订于华盛顿,1957年7月3日被修订(以下简称《修订版》)。

双方同意:

第Ⅰ款

《合作协议》第6条a段,修改如下:

“A.研究材料

限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有关的研究项目相关的原材料,包括原材料、特殊核材料、副产品材料、其他放射性同位素、稳定同位素,在《合作协议》第3条的限制条件下,将被出售或移交给法国政府,以用于研究而非驱动反应堆;当这些材料不用于商业目的时,其数量和条件可以商谈。”

第Ⅱ款

对《合作协议》第8条的修正第2款A、B、C段删除,由以下文字取代:

“依据同法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委员会将出售或租借U-Wet同位素中浓度达到20%的铀,除非在本款C段另有规定,其数量将由燃料约定的条件和运输计划规定。这些燃料将限于试验研究电力、示范电力、电力反应堆、原料测试反应堆和反应堆试验,这些设施将由法国政府在同委员会磋商后建造,或委托私人公司在法国建造,然而,这里……[注]电码有脱漏。——原编译者注相关需要的试验;在协议时期出售或租借此种含U-Wet的铀数量不超过2500千克。协议时期,出售或租借给法国政府的含U-Wet的铀数量净额大,而可回收的含U-Wet的铀重新卖给或租借给美国政府或在美国同意下卖给或租借给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数量少。

B.在本款第A段的限制下,由委员会根据本款所转移的处于法国政府监管的U-235同位素浓缩铀的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超过充分负荷限定的反应堆项目的需要,这种反应堆是法国政府决定建造,或由法国政府授权的个人建造,并由美国燃料驱动。依照规定,委员会认为,为了此种反应堆或替代‘反应堆试验’更有效和继续运行,提供额外数量是必要的,但被替换的燃料是辐射冷却,或者属于本段所规定由法国重新处理的物资,因为委员会的意图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转移的物资。

C.根据请求和自身判断,委员会将在前述特殊核材料的一部分中提供浓度达到90%的材料,以供‘测试反应堆材料和反应堆试验’研究利用,每个试验的驱动燃料不超过8千克含U-235的材料。”

第Ⅲ款

本修正协议将被视作《合作协议》的内在部分,一旦各自政府收到对方书面照会,告知其已遵从法律和宪法需要让此协议实施,协议就会生效。

此后,双方将根据充分的权威执行此协议。

以英语和法语两种文本签于华盛顿,两种文本具有同样权威。

美国生效日:

法国生效日:

(李东旭、姚百慧译,吕军燕校)

19590525, FD000028

戴高乐致艾森豪威尔的信[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692-694。

(1959年5月25日)

尊敬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鉴于贵我两国之间的联系及我们之间的私人友谊,我向您明确法国刚刚就其防御问题[注]指3月初法国地中海舰队撤出北约指挥部。——原编译者注决定采取的某些立场的精神及本质,这已经超越了我们当前的共同组织范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您会理解并且赞赏我的理由。

但在此之前,我要向您说明,我从未如此坚信过,自由国家联盟在当前的环境下绝对是必须的。政府、议会、绝大多数法国人民都和我一样对此深信不疑。面对苏联的野心和力量,预计到广袤的中国的力量及扩张走势,再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些失败、混乱、贫穷的地区易于开展,我们这些实行现代文明及真正民主的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行动,联合防卫。哪怕有一日法国灭亡,在前线被抛弃,我们都将永远属于自由阵营。我的意思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法国哪怕采取北约未“制定”的措施,也不会损害我们的联盟。

然而,事实是这个联盟除了事关西欧的直接安全之外,没有任何的共同政策。因此,地中海、北非、黑非洲、美国、英国以及法国在涉及东方国家的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完全不同。如此状况下,这些地区怎样才能采取我们共同的战略?

然而,今后敌对的威胁恰恰来自东方或非洲。由于法国对此尤感重视,所以我们很自然要采取符合我们责任的措施。因此,尽管法国加入北约组织对于欧洲大陆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法国很快将在整个地中海以及北非地区建立行动指挥部。该指挥部将接受法国政府安排的任务。我们的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根据情况考虑或者和华盛顿、伦敦,或者与北约一起研究、协调可以在该地区展开彼此能够进行的合作的条件。

同时,对法国和欧共体来说,法国指挥部的其中一项职责是承担黑非洲的防务。我们要做好准备,将指挥部的计划和非洲、西方国家的现有计划相结合,它会使我们法国人在这一广大的非洲地区受到苏联阴谋论的指控。同时,我们要准备好就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事端展开合作。

另一方面,请您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核武器及其可能引发的反应态势会强迫法国采取某些预防措施。显然,如果我们能够利用你们的成果,那么问题就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但是,美洲打算对法国保守秘密,我们不得不以高昂代价亲自去揭开秘密。对于这一点,我们无话可说,唯有遗憾。但事实并非如此,美洲保留着使用或者不使用它们拥有的核设施的全部自主权。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你们在这样的领域推动的整个单边反应导致的结果促使我们提出明确的质疑,并尽我所能采取正当的保护措施。

我们之间如果未结同盟,我承认你们将证明自己对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垄断。但是,我们已经联系在一起,此类战争爆发的时候,或者由你们引起,或者是针对你们,法国都无可避免地立即被全部摧毁。很显然,无论在任何状况下,我们都不会将自己的生死托付给别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因此,如果有必要,法国坚持以最基本的方式参与盟友们的决策:核导弹的使用,以及发射时间、目的地。由于法国没能和美国及英国就此议题签订必需的协议,因此我们无法赞同这样的导弹今后在我们的领土上部署和使用,除非我们能够对其完全、永久地控制。

因为我此前曾经就此事给您写过信,我相信这些问题能够在我们之间从此解决,为了世界安全,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政治以及战略领域的合作。我认为我们的联盟无论面对自己或他人,都会得到更好、更有效的保证。

为了我们两个国家和全世界,我强烈希望,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个人能力能够使我和您一起尽快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如果有一天您能够来法国,您将受到法国公众及各阶层人士史无前例的热烈欢迎。法国人将对您表达真挚的友谊和信任,在整个欧洲,在全世界都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尊敬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请接收……

又及:我知道,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生命的最后时刻,您面临最困难的境况,我对他的才华,他的热情,他对我们西方国家的帮助表示深切的思念。

(吕军燕译、校)

19590917,FD000144

戴高乐接见德赛的记录[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Ⅱ, p.353-354。

(1959年9月17日)

共和国总统与印度自治领财政和经济部长德赛先生的会谈主要涉及三个议题:

经济计划。

德赛先生对经济发展进行了说明。第一方案成功实施。去年,第二方案的实施遇到了比较严重的困难,但借助世界银行的帮助,可以说已经克服了不利的情况。

每一个方案,尤其是正在制定的第三方案,都推动了印度的经济自治,六七年以后印度将会完全实现自治。

中印关系。

德赛先生在回答共和国总统的问题时指出,中国和印度同时发展经济,但方法不同,商品的销售竞争比如纺织品,不会引起大问题,因为两国都有取之不竭的国内市场。

老挝。

对于戴高乐将军的问题:“老挝事件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德赛先生回答说,他认为事件本身不严重,但如果大国介入则会变得严重。

依印度部长看来,大部分老挝民众反对越南政府。这一状况的复杂性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政府挑起了民众对(越南)政府的憎恶,另一方面是由于越南的部分美国人所扮演的令人遗憾的角色,美国人个人的自负比美国的利益更令人担忧。

(邱琳译校)

19590929,FD000147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4477—4481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Ⅱ, pp.401-402。

(1959年9月29日)

1.请参照我的第4460号电文。

使团向美国国会介绍了赫鲁晓夫先生在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中主动做的关于中国的简短辩驳。赫鲁晓夫先生指出,苏联认为北京政府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武力夺取台湾,同时他明确指出攻占沿岸岛屿是“中国革命正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国会指出,莫斯科对于中国的态度和苏联支持两个德国共存的态度存在矛盾。

2.请参照我的第4469号电文[注]9月28日电,未收录。这份电报只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概要。未收录的第4495号电提供了详细分析。——原编译者注

在向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代表转述完以上情况后,赫脱先生要求亚洲事务副国务卿帮办向国会就中国内政最新发展情况做总结性陈述[注]8月2—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全体会议,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本次会议之后,北京政府进行了国防部改组,尤其是由林彪元帅取代彭德怀元帅任国防部长,前者曾在朝鲜战争初期任中国“志愿军”指挥。公安部长也被解除了职务。(Dépêche de Hong-Kong n°414/AS du 1eroctobre,未收录。)——原编译者注

a.帕森斯先生首先强调,今年夏天北京领导人召开的秘密会议“相当重要”。这次被揭秘的会议事实上表明,针对内政的主要问题,北京也许已经做出了决定。由此可见,承认1958年实行的“五年计划”的大范围失败对中国造成了十分深刻的影响。美国国会的专家认为,承认失败“对中国这种体制几乎是不合适的”,由此不仅在经济方面,还在政治和社会秩序方面引发了严重的危机。也许正是由于民众、省级政府,甚至国家高层干部的批评狂潮导致了政府承认失败。

b.对人民军队高层领导采取措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上层的不和,这是意味深长的(参见我的第4303号电文)[注]没有记载。除了彭德怀元帅被撤换(见前注),总参谋长也被前公安部长取代。——原编译者注。这表明中国革命领导人需要更严格地控制参谋部及其成员。

在政府部门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对新任命的高级官员名单的最新研究,证明了政府的理论家将完全忠诚于政府的人放在领导岗位的意图。

c.总的来说,即使这些举措表明中国政府存在严重危机,但美国国会仍然认为中国革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蔚为壮观”。美国所做的分析事实上证明了中国进步的节奏比本地区其他不发达国家的节奏快得多。

(邱琳译校)

19591012,FD000148

拉格朗维尔致德姆维尔电(第3346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Ⅱ, pp.446-448。拉格朗维尔(La Grandville):法国驻莫斯科代办。这是明码信件。

(1959年10月12日)

借赫鲁晓夫停留北京之际[注]于9月30日至10月5日:LAnnée politique 1959, pp.517-520。——原编译者注,我曾写信指出莫斯科的诸多不正常现象,由此证实了苏联和中国之间可能出现不睦的猜测。

现在进行评判是不现实的。我只想强调做出这些猜测所依据的因素,依我之见,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做出这些猜测是不谨慎的。

1.中国领导人在十周年庆典的大部分讲话以及专为莫斯科报纸所写的稿件,均没有提及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一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这次访问是自上个月底以来,苏联宣传所钟爱的主题。只有周恩来先生在9月30日的讲话对访问有所提及。然而,在今早发表的对克里姆林宫的致谢信中(参见我当天的信件[注]没有记录。——原编译者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访美“对和平带来的巨大贡献”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援引塔斯社《人民日报》9月29日社论,社论对苏共第一书记在美期间取得的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因此,很难就此推断北京在效法莫斯科宣传方面有所保留。但是,莫斯科方面认为虽然中方利用了这次机会,但中方并没有公开地、积极地支持赫鲁晓夫先生的创举。同时,苏方显然试图强调北京在对这一事件的宣传中使用的客气语气。

在对美国政策的评价上,两国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苏方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只存在于某些有利于冷战的“领域”,而中方则坚持“美国的全面侵略性政策”这一观点,双方的分歧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改变。

2.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之后没有公报,这令人感到意外。传统上,赫鲁晓夫在对“兄弟国家”访问之后总会发表联合公报。基于当下形势,我们可以推测苏联尤其希望获得一份官方文件来公开完整协议。

另外,中方没有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在到达和离开北京时的简短讲话做出回应,这也不合常理。

最后,我们注意到毛泽东—赫鲁晓夫的三次会晤被依次描述为:“真诚而友好”的会谈、“真诚”的会谈和“会谈”。

3.苏方在各个方面避免谈到“公社”。尤其是10月1日《真理报》社论和党的官方杂志(《共产党人》)专门报道中国国庆的文章也是如此。这份杂志没有提到“农业产品合作社”。

这与中方不厌其烦地强调公社的社会意义形成强烈对比。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发表文章(10月1日《真理报》)对公社进行辩护,称这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社会组织的最佳形式”。

所有这些征兆都是脆弱的,明显不能依此对中苏关系的状态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事件只有细微的差别,并且只有详细的分析才能得出这些差别的意义。

(邱琳译校)

19591105,FD000149

德让致德姆维尔电[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Ⅱ, pp.528-530。(第3613号)

(1959年11月5日)

参见我的第3566号电文。

1.赫鲁晓夫先生自美国和中国访问回国后,于10月31日做了关于国际形势的长篇报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领导人完全没有提及与毛泽东的会谈,而是数次得意地提到他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晤。事实上,按照相同情况下的惯例,在任何时候第一书记都不会自信地认为他至少与北京达成了实行缓和政策的共识,即使这种共识不是空头支票。

任何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到达和离开北京时发表的简短讲话都没有回应,尤其是在谈判后没有发表任何公报来重申双方的“完全谅解”,而发表公报曾是“兄弟党”会见的传统,这种沉默是意味深长的。1958年8月3日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见[注]关于苏维埃领导人于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的访问,见DDF, 1958, Tome Ⅱ, 第95、104、112(注释)、371号。——原编译者注的公报,公报称赞两党“神圣的统一”,其中指出会谈“在真诚和十分热烈的氛围下”进行。塔斯社快讯相继评论毛泽东—赫鲁晓夫最近的三次会晤是:“真诚而友好”的会谈、“真诚”的会谈和“会谈”。

2.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赫鲁晓夫于10月31日就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简短而清晰的声明。然而苏联报刊就这一事件保持了明显的客观态度,舆论认为赫鲁晓夫先生为印度考虑的太多了。

3.赫鲁晓夫先生曾长篇累牍地为中国在台湾事件中的做法进行辩护。在这个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不应该明显地采取另一种观点。然而,赫鲁晓夫对最高苏维埃所做的陈述与去年相比显得十分冷淡,他曾于1958年9月19日(参见我的第3512号电文)从北京刚刚返回时,就为台湾事件致信美国总统,信中措辞强硬地要求第七舰队立即撤离。

美国使团认为第一书记讲话的要点是回应赫脱先生10月6日的讲话[注]该讲话对赫鲁晓夫在中国的指导表示敬意,但拒绝将苏联和中国的态度区分。美国认为在“某些方面”,莫斯科应为“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行为负责”。——原编译者注,即反对认为苏联应对中国的态度负责。赫鲁晓夫先生自己说道:“那些说苏联为中国行为负责的人应该明白,中国不需要别人的监护,人民政府有自己的政策”。

另外,赫鲁晓夫先生在报告中称全面冲突对人类来说等同于自杀,这与去年他在北京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去年8月3日就这一问题签署了一项公报,公报称如果帝国主义的疯狂引发了战争,和平的人民将与之战斗到底并建立“永久的和平”。

4.一位曾陪同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的西方观察家惊讶地发现,中方对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接待十分冷淡,西方观察家同时注意到检阅仪式没有任何赫鲁晓夫的画像,而相反,展示了斯大林的画像。

5.鉴于这些事件,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诸多证据表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和谐的、兄弟般的友情仍然占据上风。《真理报》于11月4日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的长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其中对苏联“无私的援助”表示感谢。苏联在十年间向中国派出了10800多位专家,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造了166家工业企业,并且在1958年和1959年签署的协议期间再建造125家。她指出,这是共产党阵营一致性的坚实基础。

事实上,在苏联与西方的对话中,苏方断然否认中苏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然而,当我的一位同事问到莫斯科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关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在观点和意图上表现出来的某些矛盾时,该政治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的政策是在亚洲范围内,而苏联的政策基于世界范围。

这种方式既能较好地体现出两国的某种分工,但也在不同领域体现出调整的难度。

(邱琳译校)

19591110,FD000145

奥斯特罗格致德姆维尔电(第446—450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Ⅱ, pp.534-536。

(1959年11月10日)

前天,印度总理[注]10月20日,在Chemna地区的拉达克南部边界内,一支印度警察巡逻队在由一支较强的中国巡逻队发起的伏击中受到攻击。11月9日,报纸刊登了印度政府致中国政府备忘录,11月4日移交了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和10月26日中国的声明。(关于这份声明,参见以下注释。)尽管这份备忘录强烈反对这起严重事件,总理仍然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并采取了不介入政策,排除了暴力言论和游行,坚持国家联合,这招致了政治对手的猛烈打击。在10月28日第424—425号电报中(未收录),法国大使察觉到,除了真诚的情感以外,这种反应是尼赫鲁在执政中隐藏的个性导致的。——原编译者注收到了周恩来先生对总理9月26日信件[注]在9月26日的信中,印度政府要求中方撤出占领领土;并在现存边界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这份文件是尼赫鲁先生对周恩来先生8日信件的相当长的回信,措辞尖锐,强烈地表达了印方的立场。总理采用了严厉的态度以回应议会和舆论的情绪。总理有力地驳斥印度只遵守印度帝国签订的协议的指责。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和回顾旧习俗,印度在回复中表示,在英国统治下签订的确定印度边界的条约仅限于已经批准的和被遵守的边界。另外,印度重申了对锡金和不丹的责任。最后,总理否认了援助西藏叛乱的指责。lAnnée politique1959, pp.514-516, 517。——原编译者注的回信。昨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公开了信件,今早所有的报纸对信件进行了转载。

人民共和国总理以非常和缓的语气建议:

1.在东部区域,中国和印度军队撤至麦克马洪线后20公里(即东北边境特区)[注]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东北边境特区。——原编译者注,在西部撤至目前控制线之后(即拉达克)。

2.不再派任何武装军事人员或者警察前往该地区,行政界限由平民和非武装警察确定。

3.两国总理尽快会晤以探讨边界问题及中印关心的所有问题。

外交部和国防部就周恩来的建议进行了研究。部长会议做了长时间的讨论。总理就个人观点向国大党行政委员会做了报告。

目前还没有官方评论。印度驻北京大使被召回,以便为政府提供信息。

在拉达克流血事件和10月26日的中国政治声明[注]指北京政府就几天前发生的中印事件的官方声明,在声明中中方申明了两国边界划分的情况。事件是由印度军队非法进入中国领土引起的。边界问题应该按照“五项原则”加以解决,应保持现状。——原编译者注之后,周恩来的回信显得很意外,但无论中方动机是什么,这都是一种和解的姿态。

在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是基础。然而,中印双方的原则立场是矛盾的。中方认为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从没有划定。印方则认可东北边境特区和拉达克,认为边界由传统、历史和习俗划定,不能进行讨论。

官方的评论试图表达一种失望的情绪:中国在拉达克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希望利用既成事实。在中方撤出前怎么可能开始谈判呢?尼赫鲁先生正是此意;上周他也把这一想法告知了周恩来先生。

数份报纸头条报道了这些迟疑不决的事件,但态度总体更加积极。

从周恩来的建议中,我们可以发现和解的苗头:在东部保持麦克马洪线(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做出让步(拉达克)。尼赫鲁先生关于这些荒凉地区和该地区难以进入的言论值得思考。但总理应该考虑到公众情感和反对派对他的和解政策的攻击。[注]11月16日,总理向议会陈述对中国建议的回复。总理表明了希望避免边界危机的愿望,但印度政府认为中方的建议是不适用的,并建议采用其他手段。尼赫鲁表示为了安排一次会面,提前安排一些措施是必不可少的。11月26日,尼赫鲁先生在全体议员面前就该冲突展开辩论。这场辩论以总理的胜利而告终。在最后发言中,他强调“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间的争端会带来严重后果,这对对和解抱有过分期待的人是一种安慰。如果没有和平的解决途径,那么需要考虑一个相同的途径。另一方面,总理指出所有对尼泊尔和不丹的袭击都将被认为是对印度的袭击,总理保证扩大对整个边界的防卫,从中国、土耳其斯坦到缅甸。在所有党派的民族情感的呼吁下,反对派难以拒绝对总理的信任。政府政策的主要批评者,即克里希南·梅农先生,他受到优待仍将是国防部长,但他的地位受到严重打击。(11月16、26、27、28日第465、490、494、496号电,未收录。)——原编译者注

(邱琳译校)

19591210, FD000146

奥斯特罗格致德姆维尔电(第516—517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Ⅱ, pp.699-700。

(1959年12月10日)

昨天,在联邦院召开了关于印度与中国关系的辩论,印度总理尊称美国总统为和平使者[注]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2月10日夜到达新德里。正式访问为期4天,受到民众自发的热烈欢迎,同时访问也被视为西方在印度受到亚洲强国冒犯时对尼赫鲁的努力的赞赏。14日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两国建立了“真诚的关系”;但法国大使认为这“表现出一种有利于和平解决冲突的氛围,但没有新的创议”。(12月14日第533—539号电,未收录。)——原编译者注。自从七年前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总统以来,时代已经改变。麦卡锡(MacCarthy)提出思想,杜勒斯先生指导美国政策,而对抗苏联是其行动的唯一方向。尼赫鲁先生曾十分支持由五项原则所确定的和平共处政策,该政策有赖于苏联和人民中国的支持。但此后,北京扔掉了面具。中国和印度开始了一种冷战式的对抗。[注]中国对尼赫鲁建议的回复于12月18日交至新德里。周恩来先生提议12月26日在北京或在仰光与尼赫鲁先生会面。对于印度拒绝将军队后撤25公里的建议,中国总理感到遗憾,他表示接受“部分解决方案”,但拒绝关于拉达克的解决建议。印度总理拒绝在中国或仰光与周恩来会面的邀请。他向议员宣布召回印度驻北京大使以便向其询问相关情况,同时,在回答一位议员提问时,总理强调应避免战争,并表达了希望谈判解决冲突的意愿。(12月19日和22日第553号和558号电,未收录。)——原编译者注由于缺乏联盟,两国情况没有恶化,但在中立主义的框架下,印度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啊!很明显受到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会面的启发和影响,印度总理想要与美国总统会面。

访问日程还没有确定,但双方已经开始着手讨论所有的问题,包括与中国冲突的问题。另外,作为对巴基斯坦报刊不合时宜的声明的回击,印度在克什米尔进行了驱逐。

(邱琳译校)

19600226,FD000150

亚洲司记录:1960年的人民中国以及其与苏联关系[注]文献来源: DDF, 1960, Tome Ⅰ, pp.218-225。由亚洲司(东方)外交事务顾问乔治·佩吕什(Georges Perruche)先生撰写。已在2月27日第18/AS号电的清单中发送。——原编译者注

(1960年2月26日)

无论国际观察员怎样解读人民中国的国内情况和物质发展,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他们都认为在北京建立的政权是持久的。在共产党推动下,中国实力增长迅速,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新问题,因此应该引起所有“西方”国家的注意。

如果说“黄祸”这个词甚至曾引发笑声,那么今天,面对中国这个亚洲强国带来的危险,所有的讽刺都不复存在。这个国家曾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帝国,它曾饱受无政府和虚弱所困,流行病和饥荒使人口全面减少。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1978年(几年以后!)中国将有十亿人口。中国在“18个省”建造水利工程,同时政府努力向长城以北无水荒漠的西部地区移民,新化肥厂和新种植技术实验(通常是不成功的)已经上马。但仍然不能确定农产品生产是否能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因为在这个国家,土地一直是作为林地使用。另外,印度尼西亚事件[注]1959年5月,印尼政府决定驱逐在爪哇的所有中国商人,这一举措引发了北京与雅加达的紧张局势。然而,随后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在印尼的中国人的双重国籍协议,反映了双方的和解态度。——原编译者注证明,向亚洲独立国家输送大量中国移民不能成为未来缓解中国南方人口压力的途径。

人民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受过教育的、智慧的、守纪律的、贫穷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被西方低估的骄傲心态。设想这样一个国家在短期内会给世界带来严重问题,这种设想并不是悲观主义。同时,如果说苏联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也是合理的。

西方对北京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不同手段(也许还涉及对苏联的政策)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往往必然导致各种猜测,以及得出各种临时结论。西方的这些猜测和结论是对人民中国的行为以及中国想要实现的目标的简单定义。不存在任何关于中国的“谜团”;没有任何美国或欧洲专家的评估是由于“对中国思想的不了解”而受到“歪曲”,而这种“歪曲”正是某些日本的中国事务专家想要使欧美专家相信的;对于苏中关系的不稳定性西方没有抱任何“幻想”:当然,西方应该做出某些基于现实情况的猜测,以便为长期的中国政策做准备。有必要从细节观察中国政策的明确反应或者关注共产党领导人的表态,但是如果试图从这些原始资料得出合理解释,则是徒劳的。

中国比美国大,也比法国面积大18倍,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1960年中国拥有7亿人口。

在中国共产党强力有效的推动下,自1949年以来通过全面动员和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技术和财政支援,尤其是依靠来自苏联的援助,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和工业化。

在这个现代工业方面落后的国家的转变中应该注意两个主要方面:

1.在人民中国建立的头十年,其产品增长比苏联从1920年到1929年的产品增长快得多。

2.中国人口持续增加,从1953年的5.82亿增长到1960年的接近7亿。

所有来自中国的信息都表明,尽管在中国出现了意外打击,但中国的生产将持续增长,统计学家的数据预测30年后中国人口将翻一番。

如果说这个巨大帝国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仍很薄弱,那么与苏联的联盟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这种联盟能够保证中国在武器装备方面取得相当的进步。自1950年起,北京政府毫不犹豫地在边界外进行武力干预,不停地向世界昭示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

自从人民中国领导人执政后,西方国家的主要忧虑是中国领导人无法缓和、又咄咄逼人的态度。与此同时,面对当前武器装备的可怕破坏力量,各国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稳定各自已有的势力范围。

面对这种“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正是最近苏联在导弹方面获得的成功迫使美方做出和平的姿态。然而,在“和平大幕”之后,美国正加速战争准备,以便争取在时间上赶上苏联。如果西方的“帝国主义”轻视苏联对和平做出的努力,并继续忽视苏联的力量,胆敢发动侵略战争,那么西方将会招致最终毁灭。

虽然说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装备方面被赶超,那么它几乎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但并不能排除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利用暂时的优势,通过施压使美国做出让步(尤其涉及到台湾);而且中国领导人甚至认为如果由于施压引发冲突,那么美国将会被迅速和彻底地摧毁,共产党力量马上会统治世界。最后这种可能性不会轻易实现,因为即使假设共产党力量获胜,但核战争对于工业化的苏联很有可能比对散布着大量人民公社的中国更致命。

由于中国领导人身处封闭的国内环境,他们又对最初的胜利飘飘然,同时受到国内宣传的毒害,不了解非共产主义世界目前的情况,因此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可能孤注一掷,将苏联卷入一场冲突,而冲突的解决可能要依靠西方的文明。这种可能性使西方必须尤其关注苏联和人民中国关系的发展。

中苏关系

中苏两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表示,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大国家之间长期保持着坚不可摧的友谊、社会主义兄弟般的情谊,并且两国在所有全球问题上的观点均保持一致。

在物质生产方面,在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头十年里,苏联以派遣技术人员和提供物资的形式提供了主要援助,旨在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并且提供武器援助帮助中国装备军队。

苏联除了在中印争端上保持中立态度以外,它一直支持中国的对外政策(尤其在台湾问题上,苏联表现出反美态度),同时苏联竭力主张联合国接纳北京政府。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匈牙利革命和柏林危机期间,莫斯科和北京一直表现出行动上的一致性。

由于中苏两国无数友谊的宣言和两国切实的合作,外国观察家们很难通过对材料的仔细分析或借助特定的报告,收集到中苏领导人之间产生分歧的线索。

在意识形态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斯大林的评判方面,中国共产党比苏联迟疑得多,中方更加系统性地强调斯大林对共产主义事业“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不提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在最近庆祝列宁诞辰八十周年活动期间,中方尽量减少对列宁继承者的失误的评判。

另一方面,中国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抨击比莫斯科严重得多。1958年5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表明了北京的意图。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方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判的论调一样,这篇文章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修正主义的火炬,坚定地指出苏联在维护理论的正统性方面既没有垄断地位也没有特权。

最后,在国内矛盾和人民公社问题上,中苏双方虽然没有显著的意见不合,但至少是有明显分歧的。1957年2月7日毛泽东的著名讲话,经新华社“修改和丰富”于同年6月发表,该讲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愿;然而相反,中国报刊从来没有对赫鲁晓夫的任何一点理论贡献做过报道。赫鲁晓夫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说过:“在苏联,没有一点这种性质的矛盾”。另据法国共产主义报刊的评论,苏联政治界强调“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问题首先指的是中国,并不能未经分析地认为这样的问题是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得出的结论”。这表明,中国对自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方面做出的理论贡献表现出自负(一部分是合理的),而苏联方面对这种自负表示出了某种愤怒。

至于人民公社——中国的宣传旨在强调人民公社绝不是仅局限于中国的普通的实践经验,而是“由社会主义基础阶段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单位”,因此人民公社对其他与中国体制相似的国家同样有效——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公开评论十分罕见,因为人民公社会使人想到苏联的农业政策经验。尽管应该对人民公社体制做出“调整”,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固执地强调公社的内在价值,这表明中国认为自己才是针对“特殊国情”选用最合适的政策的唯一评判者。这个“特殊国情”的论点对于在理论方面避免公开争论十分有用,但这一论调不应该与“通向共产主义的不同道路”的理论相混淆,这种理论的混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烈反对的。

北京与莫斯科在理论上的意图出于同样的理由,但北京只是强调应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苏联理论家平等对待。

事实上,面对一个不信任和敌视的世界,中苏两个伙伴认识到它们的联盟对相互有利。如果说共产主义中国依靠苏联才能在今天被称为强国,那么对苏联来说,由于沿着它广阔的亚洲边界诞生了一个友好政权,因此苏联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声望和实力。

然而在未来,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利益是否会使它们相互对抗,对于这一点并不能得出确切的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地位不再占优势。苏联逐渐摆脱了由战争造成的连续性破坏,同时由于生产的增加,苏联居民的生活水平是中国居民数年都难以达到的。苏联公众更进步,获得的信息更多,对西方没有极端的偏见。同时,受到最近苏联在复杂武器方面取得的成功的影响,公众舆论更倾向于苏联与西方开始一场和平竞赛。在这场竞赛中苏方将是胜者,但是苏联并不想为了满足中国的易怒而冒险进行一场武装冲突。

在政府层面,1959年10月初,赫鲁晓夫先生从美国回来后访问了北京,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先生发出了缓和国际关系的呼吁。尽管此后中国共产党对缓和政策的建议给予官方肯定,但中国似乎对苏联发起的缓和政策一直保持了最初的冷淡态度。

中国咄咄逼人,因为它认为在冲突中不会输,中国贫穷所以坚毅,因此中国对苏联来说是个危险的盟友。甚至对于更小的伙伴国和外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对于没有介入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来说,中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构成了第二个引力极、第二个方向中心。从所有的对外政策表现来看,北京似乎优先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并首先致力于构建中国的伟大和实力。目前,这种构建是在苏联的影响下进行的,中方的宣传中从来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阵营”的表述,而总是加上“在苏联指导下”的字眼。中国实力增长的节奏,人口扩大的规模和中国政府向北部和西部边界有步骤地迁移上百万汉族开垦者,这些情况也许不能让苏联无动于衷,毕竟苏联在亚洲领土上的总人口不超过6300万。

关于占领“外国市场”,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的扩张问题上,目前还难以证明苏联和中国之间存在竞争、划分势力范围或者共同行动。

在某些特定国家,宣传或颠覆行动似乎由中苏其中一个国家占优势。比如,在印度支那半岛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的地位占优势;在支持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也是中国的影响力较强。

由于相互接壤和历史传统的原因,苏联的影响尤其表现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中东,但除了也门,因为中国为也门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援助。

就中苏在非洲的行动而言,苏联和人民中国所处的境况不同。如果说苏联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并且能够介入东欧的卫星国,但是它对西方国家的政策使它不得不行事谨慎。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莫斯科和北京政府的步调不一致,后者单独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相反,中国不依附于任何西方国家的照管。由于中国是一个“非白人”国家,因此它在非洲国家面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的理想实例,因为中国正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绝妙“秘方”,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桎梏,并用几年的时间获得了大国尊严。

中国狂妄的民族主义激起了印度强烈的疑虑,因此可以说在印度,苏联的行动地位更有利。另外,苏联是唯一拥有物质实力来支持其对这个巨大国家的经济援助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中有实力的中国人以及他们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令政府担忧,因此印度尼西亚也许更易受到莫斯科的宣传的影响,印尼的共产党听从苏联的命令。

相反,鉴于领土纷争导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不明朗,而由于中国是亚洲国家,同时也是日本工业的传统市场,因此中国的行动有可能在日本更有效。

关于平壤卫星政府有许多不同意见,该政府是颠覆整个朝鲜半岛的机构。从平壤政府诞生起直到1950年入侵韩国,它就纯粹听命于苏联,但由于数年间中国在朝鲜领土上部署了先遣队,因此平壤政府曾明显受到北京政府的影响。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北京部队的逐步撤出,苏联的影响力重新占据了主要地位,平壤政府的大部分官员仍由在苏联受过培训的朝鲜人组成。

无论在共产主义阵营外部,苏联和中国在各自领域的行动如何受到限制,两个伙伴国家的宣传目前都具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帮助新独立的国家或者试图独立的国家反对西方。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和苏联领导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共产主义,而不是为增强两国的实力。迄今为止,中国在亚洲和非洲的行动已经有利于苏联对抗西方国家的战略目的。如果中国这个助手试图让它的外部影响力服务于自己的国家野心,明天是否还会一样呢?

目前,鉴于两国的联盟体系、中国所宣称的与苏联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人民中国陶醉于东风压倒西风的绝对优势,人民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妥协的、危险的因素,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称之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双头政治”,这一评价十分贴切。

美国意识到中国的这种心态,并且相信中国发展的节奏会越来越快,美国国务卿于1960年2月19日宣称十五到二十年之后,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中国可能成为比苏联更严峻的军事威胁。

然而法国希望,中国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方会发现自己完成重任所需的时间比它在最初的兴奋中设想的要长得多。同时,人民中国会意识到,它对那些批判社会体制的国家保持持续的敌意是没有效果的,北京政府将会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合法的、持久的地位。

(邱琳译校)

19600602,FD000151

博利厄致德姆维尔(第35—38号)[注]文献来源:DDF, 1959, Tome Ⅰ, pp.751-752。博利厄(Beaulieux):法国驻台北“代办”。

(1960年6月2日)

在一位美国同行告知了我艾森豪威尔总统行程信息之后——我的第33号电报已汇报——他又询问我法国政府是否会与“中华民国”互换“大使”。我回答他说,这个问题去年就研究过,法国政府认为这一时期不给予明确答复更加可取。美国同行暗示目前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最后,他对我说美国政府非常期望巴黎和台北之间加强已经存在的紧密关系,尤其是通过互换大使的方式。我的同行相信,相似的迹象已由美国驻巴黎使团告知了美国外交部。

德鲁姆赖特(Drumright)先生也在打听法国与台湾的经济交往数量,并表示尽全力帮助双方提高经济量。德鲁姆赖特先生可能是在民族主义政府的挑唆下跟我说这番话的。现在,我认识他了,甚至考虑到我们谈话的偶然性,我怀疑他这番创议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指示。我甚至认为其政府对他在台湾所持的冒险和孤立的立场表示担忧。

因为英国不想与北京的关系破裂,所以在失去了英国的支持、首脑会议失败,以及最近的韩国[注]指在一系列骚乱之后李承晚总统辞职。——原编译者注和日本事件[注]1月19日签署了一份新的美日安全合作协议,旨在代替1951年协议,并在两国间实现某种权力平等。在新的十年里该协议将把华盛顿和东京联系在一起,并在这期间维持美国在日本的基地。这引起了中国政府和苏联的抗议,并在日本引起严重骚乱,大学生在其中起主要作用。5月19日,协议获得批准;但日本政府宣布艾森豪威尔将军于6月的对日访问将延期,同时首相岸信介辞职。协议最终于6月18日施行,但美国总统由于骚乱原因取消了对东京的访问,详见LAnnée politique 1960, pp.508-510。——原编译者注之后,德鲁姆赖特先生希望法国在这一敏感地区能够更加公开地与他保持一致。

如果美国国会得到进一步证实,那么我的对话者的话将具有确定的价值。在此情况下,法国需要考虑,在法美关系总体框架下,法国从中可能得到的好处是否能够补偿我们的行动将在莫斯科和北京所引起的必然的不利反应。

(邱琳译校)

19600602, FD000153

东南亚条约组织外长会议[注]文献来源:DDF, 1960, Tome Ⅰ, pp.795-802。会议在华盛顿举行。本备忘录于6月9日在巴黎整理。

(1960年6月2日)

沃尔特·纳什(Walter Nash)先生:

新西兰总理沃尔特·纳什首先发言,他强调《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马尼拉条约》)各协约国正面临着危险,因为一些成员国滥用强制措施。在他看来,南越和老挝的弊选,都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接下来,纳什表明了新西兰政府关于东南亚条约组织制订可能的军事干涉计划的立场。新西兰不反对制订相关计划,但认为只应涉及单纯的军事技术,而不应包含任何的政治介入。只有在受邀介入的情况下,东南亚条约组织才能发布政治指令。纳什警告说,非但如此,各成员国将退出马尼拉条约之框架。纳什随后强调了计划准备工作绝对保密的必要性。保密工作将非常难做,因为一旦涉及后勤方面,几乎不可能绕过一些私人企业,例如石油运输企业。这可能导致计划的外泄,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借此获得信息,我方必将损失惨重。

纳什接着提到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内政问题。他指出,这些国家借反共之名,挞伐异己,丧失舆论支持,使得许多本可以集结在保卫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投入了反对阵营。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纳什希望有关各方努力使这些政府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促使其改变态度。

之后纳什谈到了老挝的状况,他非常高兴地看到联合国的介入及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所采取的举措。大批技术人员到达老挝,这将可能改善该国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老挝目前缺少的并不是武器,而是有能力并且关注民愿的政府。此外,截至目前,共产主义分子并未进行正面入侵,只是利用老挝人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造成混乱和失序。

赫脱先生:

赫脱首先回应了新西兰总理关于制订军事干涉计划的发言。无论这些计划将来是否会被执行,制订计划是必要的。如果是防范共产主义分子明目张胆的侵袭,要做出决定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而一旦涉及暗中颠覆,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我们应该制订好计划,即使执行计划的条件尚不明朗。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保护各协约国免受共产主义威胁。其存在的主要理由是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在需要时准备好介入。因此,它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制订计划。制订了计划并不意味着计划一定会被执行。但是,如果有一天东南亚条约组织不得不介入,而又未曾根据可以预见的政治假设制订计划,那么该组织将无法完成《马尼拉条约》中所规定的任务。

塞利安诺(Serrano)先生:

菲外长塞利安诺之后发言,对全会上提到的共产党中国可能加入联合国一事表示遗憾。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已经收入全文实录之中,共产主义分子可能借此发现东南亚条约组织各协约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塞利安诺指出菲政府坚决反对对共产党中国任何形式的承认。诚然,不可否认的是北京政府能代表中国民众,但是菲政府的态度更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对事实的简单观察。一旦中国加入联合国,其产生的道义影响对在菲华人将非常危险;而由此引发的对菲民众的煽动也将非常可怕。最终,由此导致菲在经济上依附于北京政府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塞利安诺认为泰外长将会同意他的看法。而基于其刚才陈述的观点,菲律宾无法同意纳什和塞尔温·劳埃德在全会上提出的看法。

此后,菲外长谈到了印度尼西亚。菲政府竭尽全力努力改善与印尼政府的关系,却未能如愿。虽然菲律宾非常谨慎,印尼总统苏加诺仍指责其支持苏门答腊岛和苏拉威西岛叛乱。日前,印尼怀疑菲律宾在新几内亚事件中支持荷兰,并向菲多次发布抗议照会。苏加诺政权式微,纳苏蒂安将军力量正在壮大,但就目前为止,苏加诺仍然主导着政局。苏加诺利用根本无关其国家利益的伊里安岛问题,纠集忠于自己的政治力量,转移各界对其政府失信的关注。但苏联极有可能利用由此引发的动乱,将印尼拉入共产主义阵营。塞利安诺担心美国向印尼提供的军事援助无助于苏加诺切断与苏联的联系。万一苏加诺利令智昏,损失不可估量。为此,他向赫脱提起该问题并要求解释。

孟席斯(Menzies)先生:

孟席斯附议塞利安诺对印尼政治形势的看法。他最近会晤了苏加诺,苏加诺对印尼的真正问题毫不关心,他的地位正日益削弱;但是没人能预测一旦纳苏蒂安夺取政权后会如何行事。孟席斯认为印尼唯一有能力的政治家是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而此人已退居二线,他对此感到遗憾。澳大利亚与印尼关系总体来说尚好,两国政府唯一的分歧就是新几内亚问题。孟席斯曾建议苏加诺将此纷争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但苏加诺拒绝了这一提议并指出该问题不是司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苏加诺公开向孟席斯宣布其不会使用武力达到其目的。此外,向印尼提供武器的附加条件是其不能用在新几内亚与荷兰的对抗中。

在承认共产党中国及联合国对其接纳问题上,孟席斯赞同塞利安诺的观点。简直无法想象北京方面不放弃台湾,却能得到承认并加入联合国。这种让步会让中国取得外交胜利,进而对远东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产生直接的灾难性影响。

最后,孟席斯支持赫脱的建议,认为无论出于哪些政治原因,无论这些计划最终是否会施行,制订军事干涉计划是必要的。

顾夫·德姆维尔先生:

顾夫·德姆维尔认为,关于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讨论还为时尚早,我们现在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接受。此后德姆维尔提出,他对印尼关于伊里安岛问题的立场尚不明确。印尼方面认为这是其内政还是只是一个政治口号?

塞利安诺回应称,无论印尼是否真的重视该问题,对于东南亚条约组织各协约国来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阵营是否会利用该问题,从中获利。

赫脱说,如果在雅加达的各方政治力量对苏加诺施压,要求其不得使用武力针对新几内亚的荷兰人,这或许会有效。

德姆维尔附议了赫脱的意见。他说各协约国应做好预防工作,一旦印尼介入新几内亚问题,采取不谨慎做法,将无疑开启危机之门,其后果不堪设想。

狄龙先生:

狄龙对塞利安诺提出的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做出了回复。军事援助的目的在于增强印尼军队地位,因为军队是印尼唯一稳定的力量。每年,为数可观的印尼军官在美国实习,美国务院认为可借机向这些军官揭示共产主义分子反美宣传的虚假性。无论如何,军援项目的执行不会危及荷兰在新几内亚的统治,印尼方面就此已进行多次保证。此外,该项目的持续必将对印尼的政治前景产生影响,因为军队已在该国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美国还向印尼提供技术支持,改善其港口、公路和基础设施。但美国无意助其消除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

塞尔温·劳埃德先生:

劳埃德明确指出,英国向印尼提供军舰的目的在于保持和苏加诺政府的联系。英国和美国一样要求印尼做出同样保证。劳埃德和赫脱一样,希望东南亚条约组织各成员国向印尼施压,印尼政府炒作新几内亚事件非常危险,无异于玩火自焚。

至于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劳埃德认为正如塞利安诺所说,将全会全文实录公之于众确实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媒体已然得知消息,想要弥补失误为时已晚。劳埃德建议从此以后采取新的议事程序:全会记录可以采取类似北约的方法,即不采取全文实录的方式,而是简要综述。他建议将该议题提交东南亚条约组织常委会研究。

在制订军事干涉计划方面,劳埃德认为军事研究常设办设立的目的就在于制订计划。计划实施的条件确实是个问题,是纯粹的政治问题。但是,为保证必要时有章可循,制订计划是必须的。

塔纳·科曼(Thanat Khoman)先生:

塔纳·科曼对印尼的政治前景并不悲观。苏加诺及其追随者只是社会主义者,绝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就不会在国内采取排华措施。苏加诺曾亲口对科曼说,泰国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理由合理充分;他甚至补充说,如果印尼和暹罗一样临近(中国)这个威胁整个远东的危险源,他对两大阵营的态度可能会不一样。科曼建议对印尼实行缓和、灵活的政策,以免错失良机,印尼政府仍有机会向有利于自由世界的方向发展。

科曼附议塞利安诺关于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说法。一旦此事成真,对暹罗的影响将远甚于菲律宾,因为泰国华人群体数量更多。共产党中国实际并不在意亚洲国家是否承认其合法。它所关心的是美国对它的承认,它把美国看成是唯一重要的对手,并希望美国因此放弃台湾。如若蒋介石政府消失,泰国华人将失去制衡,任由共产主义分子的诡计摆布。此事必须重视,尤其影响范围甚广。

泰国只是一个小国,但由于其地理位置,极易遭到共产主义威胁,因此泰国极为关注军事干涉计划的制订。泰国已经做好准备,愿全力支持东南亚条约组织制订并执行计划。

科曼随后回应了孟席斯和纳什对东南亚政府内政的关切。在暹罗,纵然没有民选议会,但并不意味着民主自由没有保证。但是,根据各国经验,泰总理坚持该国只有在议会能够在健康稳定的基础上运行时才会设立议会机构。如果所有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都要采用同样的形式和结构,科曼只能转述泰国在此问题上的特殊关切。泰国是一个王国,其君主制和自由主义共和国一样,能保障民主的实施。

曼祖尔·卡迪尔(Mansour Qadir)先生:

卡迪尔只是指出承认中国并使其加入联合国将导致台湾被遗弃,并带来一系列问题。他问各国外长是否认为可能走出困境。

纳什先生:

纳什宣称新西兰已经做好让北京政府加入联合国的准备,但是它不接受台湾因此自动回到共产党中国。此外,纳什认为现任巴基斯坦政府比上届要好,同时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批评泰国政府。他并不是说所有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都应建立民主政府,但老挝和南越的弊选可能导致局面的复杂化,东南亚条约组织随后将介入。该组织对此问题的关切是正常的,旨在纠正这种权利滥用的情况。

(唐璇译校)

19610203,FD000154

亚洲司公文:关于法国政府承认北京的可能[注]文献来源:DDF, 1961, Tome Ⅰ, pp.145-148。

(1961年2月3日)

现在是1961年伊始。几个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刚刚庆祝了建国十周年。此时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国政府坚持承认“台北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理由,并考虑与北京方面建立外交关系的有利因素。

北京政府统治整个中国大陆及海南岛已长达十多年,而国民党政府退居台北,领土仅囿于台湾岛、澎湖列岛及福建沿岸零星小岛。如果双方都没有独自代表整个中国的意愿,其他国家本应尊重事实,承认两个政府对中国两个不同地区的管辖权。然而由于不能同时承认两个政权的限制,一些国家出于政治机会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承认了北京政府,而另一些国家则与台北保持或建立了“外交”关系。

北京政权建立后,法国仍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最初主要是由于印度支那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承认胡志明并向越南提供援助),之后由于朝鲜战争,最后则是因为北京政府对于阿尔及利亚叛乱的态度(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并向阿民族解放阵线提供物质援助)。

此外,北京政府将与台湾断交作为与其建交的条件之一。法国则没有任何理由抛弃二战时的盟友。尤其台北政权在国际机构中经常投法国的赞成票,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也对法国表示支持。

总体来说,法国保持与“自由中国”的联系是更好的选择。“自由中国”可以更好地联系那些不愿意回国接受“人民公社”实验的海外华人,尤其是业已在法国定居的中国人。

最后,作为美国的伙伴,法国在反共产主义威胁组织框架内,应与美国保持一致。与台北断交而承认北京,是削弱盟友美国而助敌强大的行为,于法国来说是不合适的。此外,法国在中国在朝作战一事上已与盟友产生龃龉,而作为“回报”,法国在非洲的行动却遭到了北京政权官方媒体每日的批评。

这些就是法国与共产党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然而这些理由真的能站得住脚吗?还是在现今的国际关系状态下,双方绝不能有官方联系?

即便不考虑北京政府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下列因素仍有利于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自印度支那停止与法国的敌意之后,法国除政治方面,与中国再无直接对立的利益之争。

2.在阿尔及利亚叛乱事件中,与法国一直保持正常邦交的苏联也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立场。

3.印度支那各国业已独立,法国对海外华人的责任已经大大减轻。

4.尽管法国与国民党政府一直关系良好,但法国很难无限期地助其幻想代表全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政府十分关注此事,而它对法国则弊多利少(体育团体出访、出席学术会议、重要人物往来等)。

5.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尤其是法兰西共同体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忠诚关系。由于共产党中国在亚非的声望日增,这些国家迟早会与中国建交。法国不宜在此问题上疏远与这些非洲国家的关系,而应在这些国家尚未在北京设立使馆前就与北京建立联系。

6.此时正值苏美关系“缓和”时期,如果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立场松动,美民主党政府可能就台湾问题与中方达成一致。无论最终解决方式如何(中立还是自治),一旦美国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促使美中建立正式关系,法国无疑将错失与北京政府建立关系并树立威望的良机。

日本方面已经在考虑这种可能性,并数次私下请求法方提前告知作何决定。

至于美国盟友,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不会引起美方比其他北约或东南亚条约组织盟友(英、荷、挪、巴基斯坦)更为强烈的反对。

不仅是日法两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似乎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是在美国,各方也已达成共识,若要以裁军协定约束北京政府,则北京政府必将在某一时刻参与协商,这也就意味着美方要默认北京政府。在未受邀约商谈的情况下,中国定会拒绝签署协议。

7.1955年,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货物只有20亿旧法郎,1959年达200亿,1960年前10个月达到224亿,中国成为法国在亚洲的第一大出口国。

法国对中国的贸易开发、人员派遣都得通过得到授权的邻国使馆进行。如果法国在中国设立使馆,开展事务将更为容易。

虽然目前关系紧张,法中两国还是进行了一些文化交流。由于双方未建立正式关系,一些共产主义组织或类共产主义组织攫取了垄断权,从中渔利。

8.法新社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新华社也相应在巴黎开设了分社。

但是,法国要了解一个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命运的国家,首要的是在北京建立使馆,才能使法国政府详细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变化。

基于上述理由,如法国政府认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比保持与台北关系更为重要的话,可以在一些自由国家进行调查,以便了解他们的意图,然后才能谨慎地与北京方面接触。万一北京政府拒绝或是提出等同于拒绝的建交的条件,至少法国政府不至于背负“忽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存在”之罪名。

(唐璇译校)

19610227,FD000155

苏利耶致马纳克电(第92号)[注]文献来源:DDF, 1961, Tome Ⅰ, pp.257-259。苏利耶(Soulié),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马纳克(Manac’H),亚洲司司长。

(1961年2月27日)

正如您所知,前部长密特朗(Mitterand)先生在中国进行了访问。他将通过《快报》讲述其所见所闻。他路过香港时对我讲的不过是他将要通过媒体公之于众的内容简述。但作为密特朗最初的见解,我认为有必要将之记录下来。

密特朗没有具体感受到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苦难,他关心的是中国城乡出现的人民公社,认为这是一个可持续并高效的机构。也许结构改革能够略微撼动其根基,民众今年对人民公社尤其失望,但其整体框架将继续存在,成为大改革的基本要素。密特朗认为目前的粮食危机不会造成政权危机,这与英美的看法相同。

我对此观点无法做出评论。新的迹象似乎表明今年人民公社很难完成使命。社员疲惫不堪,政府不得不休养生息。农具集体所有逐渐为个人工具取代。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公社出现了重大倒退。官方宣称新的干旱即将到来。我们无法得知消息是否属实,抑或是为新的限制措施做舆论准备。一些专家认为,农业生产如此糟糕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同时过度垦殖及不合理的排涝改变了自然灌溉,尤其是在西部地区。我不能证实这种假设,表面上看可信度不高。在南方,一些人得到地方政权的默许,走上逃亡之路。

密特朗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毛泽东仍然是新中国的偶像,是不容置疑的领袖。密特朗向我生动地讲述了会谈场面。毛泽东朴素且沉着。“困难”,毛泽东大概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很大很严重的困难。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接管的是混战留下的焦土,是被压迫奴役的人民。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大众教育、国土整治、宣称独立……”我不再继续引用他的说辞了。这种说法由来已久,经常被用来引起更大的关注。我只想指出由于毛敦厚的性格、简洁的语言、睿智的思想及不可置疑的价值,毛仍具有巨大的魅力。当毛谈及法国时也是如此。他对密特朗所说的话,我自赴港以来已听过不下20次。“我无法理解法国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对法国素有好感,双方没有任何重大分歧,我们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观点经常一致,然而,我们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但是法国和其他承认阿解放阵线的国家也保持着外交关系啊!怎么,中国也曾被孤立,我们难道不应该援助我们的战友吗?”

关于老挝问题,毛泽东重申了北京政府一贯的立场。他坚持认为,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政府才是老挝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国把大量军事人员和武器运进老挝也无济于事。即使美国把所有的军备都运到老挝,也不会丝毫改变我国的立场。美国这样做无异于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大冲突,自掘坟墓,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的问题只能亚洲人自己解决。在这点上,我们绝不允许外国直接干涉亚洲各国内政。非但如此,缓和没有任何可能性。”

我认为不止毛有这种亚洲人的亚洲的观点,至少私下里,有许多亚洲领导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由观点对立而产生的感情,香港近几天来正成为这些观点交锋的中心,日本人和中国人(大陆、台湾和香港人)都参与了讨论。虽然只是街谈巷议,但美国也有人员介入(多数是记者)。也许他们在探寻“肯尼迪伟大的亚洲政策”的要素,并为此促成一些会谈,了解各方观点。我还感到台湾方面似乎要有所动作,目前还很不明确。我想和您通报这些情况,或许您在这方面会有更准确的消息。

最后讲一件小事,密特朗向我确认了他在北京没有引用一些中国媒体常用的说法。毛泽东确实想让他谴责美帝国主义,但是他对此回应道:“虽然他经常批评美国,但他并不因此认为法国不需要与美国结盟。这是法国的内政,与中国无关。”密特朗还感到中苏关系仍然很密切。如果中苏存在分歧,中国媒体就不会每日向自己的民众赞颂莫斯科。

密特朗最后也向毛提及了香港问题,毛对此很不在意:“这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这不会妨碍我们,这只属于过去的历史。”

所有这些成效甚微。考虑到毛的个性,我不认为应该建立正式关系。

密特朗的文章发表后,您是否能让我读到?

(唐璇译校)

19610228,FD000156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1020—1024号)[注]文献来源:DDF, 1961, Tome Ⅰ, pp.269-270。

(1961年2月28日)

参照之前发过的电报。

我结束了与美国务卿戴维·迪安·腊斯克先生的会谈,他向我谈及中国问题。

他仍认为美国不可能承认北京政府:从中美双边关系角度来看,北京方面没有任何动作,以表示对美方对其承认感兴趣。相反,他没有一天不在谴责美国,像对待艾森豪威尔一样敌视肯尼迪。北京方面总共只为一位美国人签发了签证,并且宣称断绝与台北方面的一切关系是“互相承认”的先决条件。

联合国是否承认中国的问题却比较复杂。直到目前,该议题一直不断被搁置,但明年9月时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并没有跟进英国和巴西最近对此发表的言论。这可能会造成误判,以为美国政府的立场有所松动。

无论如何,如果该问题必须提交联合国讨论,则必将以新的方式提出。关键在于避免将此事作为全权证书审查对象,通过程序表决而草率处理。这样的避重就轻,将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是美国决不能接受的。因此,有必要对联合国接纳中国北京政府的政治本质进行讨论,交由联大全会讨论而不是只经联合国全权证书委员会讨论。通常经过第一次投票,如获简单多数,则可将此议题写入议事日程,使足够多的代表团能够意识到议题的重要性,进而通过第二次投票,再次获得简单多数后,才能决定此事属于程序问题。

同时,要让“台北政府”了解一旦不再启用暂停讨论程序可能产生的情况,并思考决定其新的立场。那时我们是不是要“一不做二不休”?也就是说既做好国民党代表团被驱逐的准备,又不接纳中共代表团;或是采取措施,以便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后,还能使台湾保留席位?如果选择后者,就得考虑地区的影响:“台北政府”不再代表中国,但仍代表台湾——政府的组成也会由此而改变并引发其他变化。(我注意到腊斯克避免使用“两个中国”这样的提法。)

但是这种设想也有一个麻烦,腊斯克也表示有可能在走出目前这个困境的同时陷入另一个死胡同,即北京方面坚持“全有或全无”。

我回应说法国的立场一直与美国接近,我们在该地区都有重大利益,我会像大使阁下转达美国务卿的上述关切。

(唐璇译校)

19610311,FD000157

苏利耶致德姆维尔电(第1111号)[注]文献来源:DDF, 1961, Tome Ⅰ, pp.333-338。

(1961年3月11日)

由于中方发布的关于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信息较少,解读殊非易事。不过,1960年初以来,信息日趋增多,尤其表现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联系。今天,中国除了为外蒙古、北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最近又开始向北越和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一年多来,中国与中美洲、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这值得特别考虑。(注:关于中国经济援助问题,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观察》于1961年1月19日刊发了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

中国的媒体及其领导人讲话经常援引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善意,尤其是《莫斯科宣言》中所写的:“中国对其他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亚非拉人民。”(1960年11—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91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中国的影响力,首先在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签订的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其次是贸易协定。自1960年以来,中国先后与多国签订经济合作条约:1960年3月21日与尼泊尔、9月13日与几内亚、11月30日与古巴、1961年1月9日与缅甸签订经济合作协定,1960年12月又与柬埔寨签订了附加援助议定书。从去年年初至今,中国对欠发达国家承诺的援助总额已经高达2亿美元。最近,中国又承诺将对马里进行援助,这种关系再次得到强化。

1.要对这些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研究,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援助的方向是哪里。这几个亚非拉国家共同的特点是态度中立、仇视美国,或接近中国边界。所有这些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北京方面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尼泊尔、柬埔寨和缅甸最近都得到了中方提供的援助。至于印度尼西亚,1956年北京方面曾向其承诺援助3000万美元借款,但至今未提及这笔款项如何使用,据说该借款已经被取消。

尼泊尔与中国的边界之争有望解决,1960年3月,中方确认将向尼泊尔提供2000万的赠款。截至目前,中方提供给尼泊尔的赠款已达1260万美元。

西哈努克亲王1960年12月访问中国期间称,中国已决定向柬埔寨增加4000万瑞尔(合1150万美元)的援助。在此基础上,柬埔寨国家元首还要求中方提供技术援助。西哈努克亲王在1960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表示:“他每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得到中方对柬埔寨的大量援助,他对此表示满意。作为回报,柬埔寨只需表示感谢,并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的合法权利,首先是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

1961年1月9日,中方批准了向缅甸贷款8400万美元。自去年10月中缅和平解决划界问题之后,双方开始了经济协商。为了凸显此次和平解决争议,使曾经对立的中缅两国走向友好,经济援助协议特意定在两国签署边境协议批准书互换仪式暨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年庆祝仪式之后。

——非洲方面,几内亚于1960年9月13日得到了中方2500万美元的借款。马里去年2月接待了中国的经济参赞。今年2月28日,双方签订贸易和支付协定,同时中方承诺向马里提供长期贷款。

——借古巴和美国政治、经济关系恶化之机,中国和古巴开展了关系。中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后,1960年11月30日,中国与古巴签订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

2.中国通过签订这些经济援助合同,不仅与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加强了联系,并且建立了其他类型的双边关系:友好及互不干涉条约(缅甸、尼泊尔、几内亚)、贸易协定(古巴、几内亚、缅甸、柬埔寨和马里)以及技术合作协议(几内亚、古巴、缅甸)。

古巴、几内亚和缅甸这三个国家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此类经济合作协定,即同时或之前签订了贸易和支付协定,可以作为经济合作协定的适用范围。

——1960年7月23日,中国与古巴签订了贸易协议,规定两国开展商品交换。在中方提供的商品中,中方承诺“在协议有效期内在长期贷款的基础上尽可能向古巴政府转让古巴需求的设备或成套设备”。此贸易协定附加有支付协议及科技合作协定。11月中国为古巴提供的贷款实际上是该协定的后续和落实。

——其他“典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于1960年9月签署了贸易和支付协定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为两国未来的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签署了贸易和支付协定及经济合作协定。支付协定可用于两国商品贸易结算及其他各种约定清算方式。虽然该支付协定有效期为5年,而经济合作协定的有效期却延续到1980年,但实际放贷期限只在1961年到1967年。

3.中国与古巴、几内亚和缅甸签订的经济援助协定都有一些非常类似的条款。

除了中方赠与尼泊尔的2000万美元外,对其他国家的贷款期限都较短:古巴的贷款期限是1961—1965年,几内亚是1960—1963年,缅甸是1961—1967年。

这些贷款用于购买中国的设备,在协定有效期内分阶段进行,可用商品偿还,必要时可以使用外汇偿还。

根据协定文本,中国政府规定的偿还方式是最宽松的。几内亚和缅甸都是分十年等额偿还,偿还期分别是1970—1979年和1971—1980年。而对古巴借款却没有规定偿还方式。1960年11月30日,中古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根据双方7月签订的贸易协定,1961年古巴将向中国出口原糖100万吨,以购买中国商品。我们目前得知,此次贸易协商额达8800万美元,而中国对古巴为期5年的贷款,却只有6000万美元。

中国对几内亚、缅甸和古巴的贷款都是无息贷款,这与之前中国提供的贷款和预支不同。尤其是锡兰和印度尼西亚,得到的是中国提供的利息介于1%—2.5%的贷款。

有关中方专家在受援国的生活条件条款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在中国和几内亚、中缅协定中都找到了相关规定。中方技术人员的工资由中国政府承担,生活费则从贷款中支出,条件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不高于当地同级人员。

4.我们研究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实质后发现,中方主要是提供设备和技术援助,清算货币为卢布(古巴和几内亚)、英镑(缅甸)或当地货币(柬埔寨和尼泊尔)。考虑到双方可能对易物交易的价格进行过协商,我们无法判断这些交易货物按其在国际市场价格进行计算的真实价值。我们注意到从绝对价值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0年之前从未对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过如此高额的贷款:

  

缅 甸8400万美元古 巴6000万美元几内亚2500万美元尼泊尔2000万美元柬埔寨1100万美元总 计2亿美元

协定只提及了不完全的设备清单,具体的清单可能会在以后的协商中明确。清单主要涉及的是成套设备、机械、纺织工具、农具、采矿用具、科学仪器、医疗器械、电器和电子设备。参照贸易协定,我们可以大致可以确定古巴可能会得到农具、纺织工具、采矿用具、科学仪器、电子设备和电信设备;此外还会得到中方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在农业方面。

几内亚:建筑材料和尚未明确用途的工具;技术援助。

缅甸:电器、科学仪器、医疗器械、农具;技术援助。

尼泊尔:没有任何参考。尼泊尔方面表示希望修建学校、公路及水电设施。

柬埔寨:四个工厂的现代化,即纺织厂、造纸厂、胶合板厂和水泥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7月23日中古贸易协定的共同宣言表达的有所保留,中国承诺“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提供设备及成套设备。

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在最近的经济援助中立场更加明显。通常由工业国向“荒芜的世界”提供援助,中国参与其中,目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彰显其作为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大国的力量。中国援外的政治目的及心理因素业已彰明显著。

经济方面,中国试图将贸易扩展到苏联阵营及西欧以外的地区。因此,这些援助协定融入了中国及不发达国家新的贸易体系,将促进中国及其新伙伴之间前所未有的经贸对话。中缅、中柬贸易额不高,1959年中国对缅甸出口额为500万美元,进口额为10万美元。中国与新援助国家的贸易额更低,不过几千美元。中国即将从缅甸进口大米,从古巴进口糖,因此中国对缅甸、古巴的支付账户将出现短期赤字。中国关于提供设备及商品的承诺,是既意向声明之后,初次进入这些国家市场的体现。

问题在于估算援助的真实价值和实质。为聚焦援助实况,在粗略计算中方所提出的援助金额后,我们尤其怀疑中国是否真的能向其承诺的那样,将国内需求的设备提供给受援国。这有可能,这也是中国的优势之一,这些设备与中国目前掌握的工农业技术相匹配,因此比高新技术设备更适应受援国。另外,技术援助也是中国援助承诺的重要一部分。只是中国目前正饱受农业危机的侵袭,工业设备和日用品奇缺,自身还需进口重型设备和科学仪器,很难想象中国如何不折不扣地兑现承诺。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执行合同之初,必将付出巨大努力。而后续执行情况,则有可能调整,否则中国将陷入困境。对此,广交会展厅主任刚宣布今年中国将把通常提供给东南亚买家的工具留下自用,以应对业已增长的国内需求。虽然这种迫于形势的宣言并不代表中国的贸易政策出现了新的趋势,但却从官方渠道表明了北京政府目前对经济服务的担忧。

(唐璇译校)

19620326,FD000158

亚洲司公文:共产党中国与裁军[注]文献来源:DDF, 1962, Tome Ⅰ, pp.342-344。

(1962年3月26日)

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签字,任何关于裁军的总协定实际上都是无效的。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虽然各自盘算并不相同,但都多次对此事表示认同。葛罗米柯1961年9月21日与腊斯克会晤时,坚持要求北京方面参与裁军协商。美英领导人也曾多次声明将中国拉入这种性质的协议的必要性,但不考虑任何形式的承认。在日内瓦召开十七国会议期间,这种担心又再次成为焦点,成为1962年3月14日《纽约时报》社论的主题。

当提及共产党中国加入裁军协定的可能性时,一般会考查问题的几个方面:

1.北京政府领导人关于减少目前军备以及放弃未来拥有核武器的深层意愿。

2.苏联认为中国裁减传统军事力量并保持在“核俱乐部”外的好处。

3.中国未来能否成为核强国以及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4.远东地区关于无核区域协定可能采取的形式。

1.在第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乐观。中方的信条,已在1961年8月末总结苏联经验时重申,即“帝国主义手中的核武器是核战争讹诈、谋杀世界各国人民的工具。苏联手中的核武器则是预防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的工具”。(1961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同意或是与苏联签署某种裁军协议,除非莫斯科能够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

2.这可能正是诱发中苏不合的深层因素。

北京方面明确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政策,认为莫斯科与“帝国主义”媾和,牺牲了不发达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必要性。北京政府的反对将导致苏联限制中国在东方阵营中的影响。中国在核及空间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为其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苏联将会通过国际协定对此予以限制。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中苏的分歧不仅仅是两个伙伴关于为达到共同目标应采取何种方式的争论,而是共产主义阵营中两个大国的敌对。这可能会使苏联从现在开始就遏制中国的军事膨胀,苏联对西方放心而且已经意识到正是由于自己的力量才保持了平衡,而中国的军事发展让苏联日益担忧。

即使苏联与西方没能达成一致,作为相对缓和与西方紧张关系的代价,苏联也会更好地把握立场,拒绝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的请求,尤其是在核领域援助的请求。中国一定会大肆宣扬“帝国主义”危险,进而提出此类要求。

显然,只有苏联领导认清中国现在纯粹的民族性质的野心,上述考虑才能实现。

即便是中国有能力不久后实现原子弹爆炸,但它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努力,要在核领域具备危险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技术知识,要实现核计划,还需要很强的工业能力:电力、化工、冶金、电子,这些似乎都是中国目前所不具备的。

1960年末,日本参谋部的专家曾指出,从第一个试验性反应堆到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法国用了14年零3个月的时间。即使有了苏联的援助,中国的时间能够缩短一半,但根据这些专家的说法,中国的第一个试验性反应堆是1955年才开始运转的,因此只有今年中国才有可能试爆原子弹。

4.早在1958年,中宣部就回应尼赫鲁的提议,建议遵照波兰计划(腊帕茨基计划)的精神,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1958年2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郭沫若的文章,郭建议俄、英、美召开联合会议,并敦促三方达成协议:

a.建立广泛的无核区;

b.携带核设备的飞机停止飞越他国领空;

c.停止在“公海”进行核试验;

d.禁止制造、储存、使用核武器。

1958年3月10日,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宣称赞成建立“亚洲无原子武器和平区”。同年4月5日,郭沫若进一步指明:“在亚洲建立无核区意味着美国不能在此建立任何核武器基地。”毋庸置疑,中国支持建立亚洲“无核区”,无非是为了反美宣传。绝不可据此认为中国能同意把自己囊括在这样的和平区域之中。

即使目前核武器“运载工具”取得了进展,建立单纯的无核武防区具有一定意义,中国主要致力于让韩国、日本、中南半岛各国及太平洋诸岛加入其中。

因此,目前要让中国签署裁军协定,几无可能,更不必指望中国放弃其成为核大国之野心。中国目前的核工业仍处于萌芽状态,我们估计苏联在此方面对中国怀有戒心,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的危险,至少不能对共产党中国充满智慧的许诺过高估价。

(唐璇译校)

19620509,FD000159

亚洲司公文:法美与北京的关系[注]文献来源:DDF, 1962, Tome Ⅰ, pp.476-477。

(1962年5月9日)

北京政府承认胡志明政府并在印度支那冲突中向我们的敌人提供物质援助,致使法国没有承认北京政权。英国也一样,在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后并没有承认北京政府。

中共对西方的敌对态度,尤其是对法国对非政策的敌视,使得法国没有机会重新考虑其立场。此外,法国与台北方面的关系虽不密切,却很友好。

与美国不同,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在亚洲的最大的买家)贸易往来密切(法国向中国提供合金制品和电气材料,最近向中国出售粮食)。法国允许新华社在巴黎派驻两名联络员,一名法新社的联络员驻在北京。

相反,由于“台北政府”在巴黎设立了“大使馆”,国民党中国能够在法语非洲国家获得些许同情。在联合国中,法国与美国一样,投票支持“台北政府”。

美国自1955年始,就通过一些驻华沙大使与中共不断联系,这是因为一些美国公民在中国大陆被捕。北京与华盛顿的对立尤为激烈,这不仅是因为朝鲜事件的回忆,而且在于美对台的支持以及美国制定的亚洲大陆战略包围圈。该包围圈从日本出发,经朝鲜半岛、冲绳、台湾、菲律宾,直到中南半岛。

美国被中国称为“新殖民主义者”,尤其是肯尼迪政府遭到北京日复一日地谴责,被称为全世界民族独立的“头号敌人”。中国对于美国持续的敌意使得美国禁止与中共展开任何经济关系,并禁止任何美国公民访问中国大陆。

(唐璇译校)

 
邱琳,吕军燕,王珏,唐璇,李东旭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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