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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社会身份困境下的女性——再议《女勇士》中的女权主义

更新时间:2009-03-28

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顺应了美国女权主义大潮,另一方面与美籍华裔作家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相关。这两者正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出发点,他们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探索小说中女性在性别意识、种族意识的双重或者其中一种的压制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如“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劣势使她处于双重的边缘[1]。”但是,综观所有的研究论文,很少有研究者将小说中的四位主要女性形象联系起来并进行内部比较。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看似“短篇小说集”,四部分之间并非完全割裂,联系点在于作家对女性共同的社会处境的思考,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试图突出重围。

一、职业对女性独立的重要性

正如大多女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女性历来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换言之,她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即没有一份独立的工作。女性之所以没能够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一方面是因为男权社会限制下,女性很少有在家庭之外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与女性的身体素质有关,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她们的确不能与男性相媲美。后者固然重要,但前者却极其偏颇。《女勇士》这部小说通过比较职业女性的优越感的与纯粹的家庭妇女的卑微,将这种偏颇的后果展示得淋漓尽致。对这种后果的描绘,并不纯粹是对女性地位的展示,而昭示着女权主义背后的血泪与心酸。

()职业女性的优越感

职业对于社会人来说,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经济独立的资本,而金钱远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在小说中的主要女性形象中,母亲勇兰和“我”是职业女性。相较于其他女性,她们在自主的生活中具有更多的优势。

母亲曾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家乡小有名气。她为自己的职业感到满足,喜欢每隔一段时间就展示她的医科文凭。而且,正是由于这个职业,母亲才可以保留自己的姓氏,因为有一技之长的女人有权不用夫姓。同样地,在美国,母亲也有自己的职业。她与丈夫一起经营洗衣作坊,长期工作在第一线,并没有成为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她能够胜任洗衣坊的工作,就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就会给她很大的自主性。当丈夫反对她帮助妹妹找回重婚的妹夫时,她并没有听从,而是一意孤行,关键是丈夫在这件事情上只有发言权,而没有决定权。男性话语缺失与女性话语在场形成的鲜明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地位的提升,只有在她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能够与男性相互合作的时候。具有独立的工作能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成长中的女性,一个思考中的女性,集中体现了作家的女权思想,贯穿于四个相互分离而又有机联系的部分。虽然,“我”从事的职业没有被直接描述出来,但“我”必定是一个职业女性。月兰姨妈的经历让勇兰的女儿们,当然也包括“我”,“都拿定了主意,主修自然科学或数学[2]。”女性主修自然科学或数学,不外乎是因为涉足这些学科的男性较多或者就业前景较好。

因此,职业带给女性的不只是金钱,更多的是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女性重新获取权利的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女性就既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基础,也不会有独立的精神空间。

()家庭妇女的卑微

主妇在家庭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与职业女性相比之下,她们不能够凭借着主妇的身份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月兰姨妈都没能够奠定属于自己的物质基础。故而,她们一旦做不成家庭妇女,就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监督权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权利,监督权行使得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到人大工作的整体效果。如何行使监督权、增强监督实效是摆在各级人大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认为,人大监督工作要着力在增强“三性”上下功夫。

在婚姻关系中,作为妻子的女性处于弱势,不仅受到贞洁观念的束缚,而且在性满足上并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缺乏性魅力的女人自然就在婚姻关系上缺乏竞争力”[4],这种情况也是女性必须面对的困境。

苏鹏飞等[6]通过雾化法制备René104 镍基高温合金粉末,制备样品具有良好的球形度和适宜的含氧量。

一条完整的香菇产业链提供了大量创业、就业机会,全村90%的农户从事香菇种植、加工与经销。活跃的香菇经济让吉祥寺村日渐繁荣。近5年,吉祥寺村不仅没有人外出打工,还吸纳了1000多名外来人口落户,村内常住人口增加了40%。

二、作为弱势的妻子

女性若是只生活在狭小家庭范围之中,只拥有妻子的社会身份,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产生眼界狭小,能力只限于家务,社会竞争力逐步丧失的后果。而且,随着对社会理解力的减弱,她们甚至于无法维护自己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除了反抗强权的勇气之外,母亲的中庸也会使女儿内心中满矛盾。在小说中,母亲一方面认为女儿长大后也会像她一样成为妻子和佣人,但另一方面却把女中豪杰花木兰的歌唱给了她。这让她既无法安心成为男性的附庸,也难以冲破女权的阻碍,使得女儿一度认为女性的出路在于变成男性。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们认为两性趋同可以使女性摆脱困境,伍尔夫认为,“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8]但所谓的“雌雄同体”,看似可以缓解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却忽略了两性之间本身就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事实上,忽视女性的特殊性,片面要求她们与男性的相似性是一种变相的男权的表现。而且,母亲作为传统女性的守旧观念让她限制下一代女儿对女性的认知。在职业选择上,母亲仍旧希望女儿能够留在家中。在婚姻方面,母亲认为女性没有太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不管女儿是否愿意,就试图为她搭配另一半。

()贞洁观念的束缚

不管是在受传统礼教影响的中国,还是性开放的欧美各国,对贞洁观念的理解即使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很重视的。这其中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在夫妻关系中,贞洁对于女性的限制明显要大于男性。

小说开篇母亲对女儿说的话引人入胜。“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2]。”父亲的亲妹妹是家中的忌讳,因为她在丈夫远在他乡之际,与人通奸并怀孕,最终与孩子一起跳井自杀身亡。姑姑在同村人眼中是祸害,在后代人眼中是“无名女子”。她的社会价值几乎被抹杀,因为连最亲近的家人都试图彻底清除有关她的所有记忆。在传统文化中“贞洁观”的影响和现代风气还未普及的情况下,女性通奸是极大的罪过。只是那个涉及通奸的男性以及父亲却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最多是个人内心的愧疚而已。然而正如印度演员、主持人阿米尔汗曾经采访过一位印度老者所认为的,贞操从来不在阴道里。如若有错,与姑姑通奸的男性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但他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有可能藏在攻击的人群之中。姑姑通奸之事,与姑父长时间不在身边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男人作为一家之主,他的缺席使得妻子失去了保护,另一方面,“女人在性爱上得不到满足在感情上不能获得自由与独立,这样的婚姻不可避免地会令她走上通奸之路[3]。”但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通奸在当时社会不被人接受,即使是现在也要视情况而定。男性却不一定,他似乎有权力命令或强制女人同他发生关系,而女人的被动地位使她习惯性地逆来顺受。

()性压抑

2011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了 “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在税收方面提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的任务。这是继2009年进行增值税转型以后再次进行的关于增值税的改革。目前,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年,改革成果有喜有忧,笔者通过对近三年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的成果进行总结归纳,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建言献策,推动改革早日完成。

女性受到贞洁观念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压抑本能的性。而这种不自觉的性压抑不仅不能守护婚姻,反而使自己愈加卑微。月兰姨妈一生都在等待远在他乡的丈夫,希望他能够主动接自己到美国团聚。最终,却换来丈夫抛弃妻子的结果。当她在亲人的陪同下踏上寻夫之路,始终忐忑不安,害怕丈夫不愿意看到她的出现。在遭到丈夫的遗弃,自己也不能胜任洗衣作坊的工作,她精神崩溃致死。她的疯癫正是她清醒的表现,她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即丧失了自我。当月兰得知丈夫重婚的事实后,她甚至没有别人那么激动,显得很淡然,几乎默认了这个事实。这显然不是正常女性应该产生的反应。正如波伏娃所认为的,“女子被关在家里,她不能建立她的生存,她缺乏自我肯定条件,不能成为一个‘个人’,因此人们不能承认她的独立存在。”[3]从这一点看来,月兰与姑姑的命运是相似的。前者,靠压抑自己的性来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后者的自杀,除了同村人攻伐之外,最重要的是她自己也坚信妻子要对丈夫绝对忠诚,即使那个男人远在他乡,甚至杳无音讯。性压抑不仅使得姑姑逃脱不了通奸的厄运,还影响到了她的下一代。她无法保全自己,也认为这个孩子即使活着也会受到歧视,“没有父亲的孩子即使不致连生存的权利都得不到,但常常不能充分享受一个完全的社会分子所有的权利”[5]

综上所述,女性在职业女性的身份困境之外,作为妻子的身份困境同样牢不可破。她们不仅受到贞洁观念的影响,这深入骨髓的观念极有可能使她们不自觉地产生认同感,以至于没有跳出困境的想法。勇兰帮助妹妹月兰寻夫,既肯定了妹妹妻子的地位,也削弱了她找回丈夫的可能性,因为她认为妹妹年老色衰,不懂打扮,必然争不过年轻貌美的女人。或者说,在她争强好胜的内心中早已承认了失败。因为“妇女要获得自由与权威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强化其征服男性的魅力罢了,”[6]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身的需求。

三、两代女性的碰撞

母亲的身份是绝大多数女性都会具备的。生儿育女是她们的责任,而且女性的子宫孕育出下一代。这种生养造就了母亲与子女之间天然的联系。虽然,根据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的观念,父母在子女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但是,在女权主义者们看来,男性不可能完全体会到女性的独特体验。有研究者针对母女关系曾指出“女性之间的同性关系是女性力量与知识的来源,这是彻底颠覆父权体制的途径”[7]。因此,在母亲与女儿这对特殊的亲子关系中,两代女性的碰撞值得研究。

但是,这种家庭妇女的卑微处境,并不完全是女性自身素质有限造成的。“无论在工业界或政治舞台上,男人占了绝大部分的工作职位,更垄断最重要的工作[3]。”社会上的职业历来对女性有过高的要求。一方面,生儿育女是女性必须完成的生育任务与神圣价值,另一方面,家庭妇女却很有可能面临失去独立经济地位而成为依靠男性的附庸。

()母亲反抗强权的教育

女性作为母亲的身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值得尊重。没有任何码尺可以完整地刻画下每一英寸,用来衡量母爱。母亲对于子女的爱,不仅陪伴他们成长,还会影响她们的思想。在女性遭遇性别、种族的双重困境之时,母亲对反抗强权的教育让女儿认识到女性也能成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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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带领将士冲锋陷阵的疆场上,“我”毫不畏惧。面对女性月经带来的麻烦,我想用“抑镇法”将其止住。这是因为“在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中,女人仅视月经为她达至成人生活之途径……月经之引起少女憎恶,实因它将她抛入于一种卑下与残缺的类别中。”[3]月经极有可能让女性陷入弱势,成为不敌于男性的弱者。故而,抵制月经并不是纯粹的生理行为,而是对男权的挑战,对女性出路的找寻。而且,勇兰的女儿们从姨妈被抛弃的命运中明白了她们必须守住底线,决不能让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这种决绝之心,不仅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对男权的挑战。

()母亲的守旧制约新女性成长

母女关系代代相传,两代女性的冲突与碰撞不只是家庭内部,也事关女性整体。所谓的新女性,是指与母亲相对的下一代,即女儿。波伏娃认为,母亲在女人童年时期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被男人教育出来的女人,常能避免女性之缺陷。……女人最大不幸之一,即童年时期被操纵在女人手里。”[3]而且,乔德罗也认为,如果女性继续将自己局限在父权体质妇女的母亲角色中将会“继续养育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处于被贬低的社会地位的女儿……”[7]。这些观念对于母女关系有新的认知,但其正确性有待论证。母亲对女儿的影响毋庸置疑,只是程度有别。

自2009年开始,财政部、水利部在继续组织开展面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同时,决定启动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年投入超过50亿元。全国各地以小农水重点县建设为平台,开展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调研发现,由于地域差异,各地区高标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状况参差不齐,既有共性的问题,也有典型的值得相互借鉴的成功经验。

与勇兰相比较而言,懦弱的月兰姨妈面对与丈夫婚姻关系破裂这一情况时,她既无法承受被丈夫抛弃,更无法承受被社会淘汰的命运,最终精神失常。与此相对地,她的女儿与“我”是同龄的姐妹,面对生活中的不公平却少了太多的反抗性。从两对母女关系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母亲对生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儿的处事方式。

月兰姨妈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她在丈夫远赴美国期间,用他寄来的金钱生活,操持家务,抚养女儿,苦苦等待他有朝一日接她去美国团聚。不仅是月兰,即使是勇兰,她们都认为自己享有妻子的权利。却不知这种权利,如果没有独立经济地位与物质基础为保证,都只是镜花水月。如果没有男人给予的金钱,月兰根本无法生存,何谈女性权益?但勇兰让月兰在洗衣作坊工作的时候,她不仅不会操作机器,也不会折衣服,和客人打招呼更是难上加难,甚至会妨碍日常工作。可以说,月兰在工作上是一个“白痴”。即使她能够将家庭照顾得很好,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必会导致与丈夫无法交流。小说中,月兰的丈夫在美国再次结婚,妻子是其诊所的护士,年轻貌美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她能够胜任护士的工作,而且会和上流社会人士交流。这一点上,月兰永远无法与其相媲美。

四、结语

综上所述,《女勇士》并非由四个功能上独立的片段组成,因为这四个部分从来没有中断交流。小说中的四个女性形象都面对职业女性、妻子、母亲的社会身份所带来的身份困境,同时,她们在这些身份困境之中的行为选择的不同昭示着女性成长与觉醒的不同阶段。但是,她们所有的身份困境都是对女权的思考。从对小说中四个看似分离,却相互联系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可知,女性自身不可避免地具有多重社会身份,这点虽与男性无异,但面临的多重困境却是男性无法切身体会的。总之,女性在觉醒中逐步改善处境,虽然还没有找到理想状态,却仍然在不断探索之中。

[1]杨春.《女勇士》从花木兰的“报仇”到蔡琰的歌唱[J]北京:外国文学研究,2004(3):76.

[2]汤亭亭.女勇士[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145,1,17.

小说中,母亲勇兰并没有像姑姑和月兰姨妈那样守在家里等待丈夫归来,她选择了外出学医。并且,在“乡村医生”中,她求学时候,虽然年龄偏大,却很刻苦学习。而且,她对所谓的鬼怪毫不畏惧,足见胆识过人。她不仅教子女们家乡的祭祖仪式,还对女儿讲述中国古代的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女儿勇敢反抗强权与暴力。这在女儿心中种下了女权的种子。母亲给女儿讲述女英雄的故事深入她的内心,“睡梦中母亲的声音和女英雄的声音混为一体了。”[2]即使,女儿“我”被家中的长辈认为是“蛆虫”,“我”并没有完全灰心丧气,而是幻想自己能够成为女英雄或者女勇士。在“白虎山学道”中,“我”在学道过程中,不仅专心致志,而且勇敢坚毅,最终修道成功。除了修炼高超的武艺之外,“我”的品格修养也在逐步提升。不只是在梦境中,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学习也很优异。由此可见,女性通过合适的修炼能够取得相应的成就。

[3]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姗,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9,334,308,75,37.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早在儿童时期就开始寻找性对象,这个对象首先出现在家庭中,男孩以其母亲为选择对象,女孩则以父亲为选择对象。由于玛丽的父亲天天喝得烂醉,置家庭于不顾,导致玛丽的童年缺少父爱。玛丽“本我”中的性欲找不到出口,“超我”一直在控制这种有着童年阴影的性欲,而当土人摩西在玛丽家里做佣人,“本我”中的欲念终于找到一个出口,却被“超我”中的殖民原则硬生生挡在门外,并且还对摩西进行多次侮辱,这也造成了玛丽的悲剧。玛丽的种种行为恰恰体现了她内心的“超我”在极力控制“本我”的冲动与意念。

[4]陈晓晖.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63.

[5]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46.

展成法磨齿工艺采用的是蜗杆磨砂轮(图2),根据不同的磨削应用要求,有不同性能等级的蜗杆磨砂轮规格可供选择。对于大多数应用,选择标准规格的蜗杆磨砂轮是最经济的解决方案,因为其通常都能提供最好的性价比。然而,当对材料去除率和齿形轮廓的稳定性有更高的要求时,标准的蜗杆磨砂轮规格就不太适合了。在这些情况下,只有烧结刚玉磨料的蜗杆磨砂轮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同样,这也适用于锥齿轮磨削和成形齿轮磨削工艺。这些高性能的砂轮,混合了烧结刚玉磨料,并采用了特别开发的高性能结合剂,从而达到最优化的微观结构,确保更高效地排屑和冷却液供给。在这些应用上,赫美斯公司开发了最新的砂轮产品,并命名为“VITRA系列”。

[6]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M].杨莉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22.

[7]刘岩.母亲身份研究读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29,399.

[8]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25.

 
刘英
《陇东学院学报》 2018年第02期
《陇东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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