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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金代的历史教育

更新时间:2009-03-28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大都能自觉接受儒家文化,实行汉化政策,大力推行汉化教育,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金朝统治我国北方及中原广大地区达百余年之久,其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借鉴历史经验,对史学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对历史教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然而,就目前来看,学界对金代的历史教育未能予以应有的关注,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拟就金代的历史教育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金代统治者重视以史为鉴

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通过对历代治乱兴衰、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记载,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从而给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尚书》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资治通鉴》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等,无不体现出历史借鉴的思想。金代统治者之所以重史读史,也正是希望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借鉴。

其一是重视读史。

金朝先后历经9帝,几乎每位皇帝都对历代史籍有浓厚的兴趣。如金熙宗就是位崇儒重史的帝王。据《金史·熙宗纪》载,天眷二年(1139),金熙宗君臣曾有一场关于古代贤君名臣的讨论,熙宗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4、77、77、195、175页。。皇统元年(1141)二月,熙宗又曾对侍臣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4、77、77、195、175页。。自此以后,“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4、77、77、195、175页。

1.部位多变:瘙痒部位不定,常见于生殖器周围,有时亦见于头部,有部分病人渐渐扩展到身体的大部分或全身。

其三是学校历史教育的开展。

金哀宗即位后,金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金哀宗仍重视读史,希冀从中找到救世的良方,挽救衰败的政局。正大三年(1226),金哀宗设益政院,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远”者任职其中,以备皇帝顾问,并为其讲解《尚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刘祁在《归潜志》卷七中说:“正大初,末递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轮值。每日朝罢,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问亦及民间事,颇有补益。杨公又与赵学士秉文集自古治术,分门类,号《君臣政要》,为一编进之。” 刘祁:《归潜志》,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页。

其二是注意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将其运用到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之中。

金代的多数帝王都比较重视历史借鉴,其中尤以金世宗完颜雍最为突出。金世宗注意以史为鉴,具有卓越的历史见识,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特别突出的。可以说,金世宗32年的大定之治,与重视吸取前代尤其是唐代历史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吴怀祺先生指出:“世宗谙熟历史,教育群臣要以历史为鉴,并且在他的活动中,真正地做到了以历史为龟鉴,制定政策,确定他的行事。历史学的社会意义,在这里较为充分地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夏金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47页。

金世宗以史为鉴的思想体现在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注意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他以汉文帝为榜样,停止建造豪华宫殿;又以梁武帝、辽道宗为鉴戒,反对佞佛活动。《金史·世宗纪上》载,金世宗曾对臣下说:“昔唐虞之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惟恐过度,其或兴修,即损宫人岁费以充之,今已不复营建矣。……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2109、150、125、2138、203-204、2185、185页。。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包括所谓的明君在内,即位之初往往能够做到励精图治,但却很难有始有终,即使如唐太宗亦是如此,所以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纪》中虽然称唐太宗为至治之君,但认为唐太宗晚年却“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49页。。金世宗对此亦有同感,认为唐太宗虽然是至明之主,却不能做到善始善终,而他本人则吸取了唐太宗的教训,做到“于天下事无不用心,一如草创时”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2109、150、125、2138、203-204、2185、185页。。唐太宗连年对高丽用兵,给唐帝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海陵王完颜亮南侵攻宋,不仅未能成功,而且导致国内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本人也身死扬州。金世宗深以为戒。他在继位之初,即与南宋讲和,使宋金之间出现了近40年相对安定的局面。他告诫皇太子说:“吾儿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纯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昔唐太宗谓其子高宗曰:‘吾伐高丽不克终,汝可继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遗汝。”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2109、150、125、2138、203-204、2185、185页。金世宗非常重视纳谏。他在即位之初就告诫群臣说:“朕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卿等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2109、150、125、2138、203-204、2185、185页。有一次,金世宗欲巡幸金莲川,大臣梁襄以为不可,并上《谏北幸》疏,以隋炀帝巡幸各地导致天下大乱并最终亡国为例,谏阻世宗巡幸之行。金世宗虽然对梁襄将自己欲巡幸金莲川与隋炀帝巡游天下相提并论深为不满,但还是接受了梁襄的谏议。《金史·梁襄传》赞道:“大定间人材辈出,文义蔚然。加以世宗之听纳,人各尽其所能,论议书疏有可传者。惜史无全文,仅存梁襄《谏北幸》一书,辞虽过繁,而意亦切至,故备载之,以见当时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2109、150、125、2138、203-204、2185、185页。

正是由于金世宗重视历史,将历史经验自觉地运用到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之中,因此出现了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得到良好发展的“大定之治”的盛世局面。《金史·世宗纪》称:金世宗“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2109、150、125、2138、203-204、2185、185页。

其三是重视修史。

综合目前我国布鲁氏杆菌病传染情况,牛、羊、猪为主要传染源,需要将病畜的数量最大限度地降低,并严格控制病畜的流动。严禁将患病的牲畜和健康牲畜混合饲养,需要及时检疫所有饲养的牲畜;疫区内所有家畜都是检疫的对象,其中重点检验4月龄羊和8月龄以上的牛,已接种菌类疫苗的动物也需要在12月及36月后再次进行检疫,每年需要检疫2次,检疫结果为阳性的牲畜要及时采取隔离措施或直接淘汰,确认感染的病畜要将其进行深埋或者焚烧。

金朝继承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设置了女真进士科,使之具有了一定的民族特色。“建立了较为完备、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最有特色的科举体系,在南北选、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和搜捡方式等方面都发展了科举制度,对后世科举取士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52页。因此,可以说金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全面接受并推行科举制的开端,反映科举制在多民族范围内广泛确立,显示了民族文化在融合中加深发展” 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62-163页。

金统治者创立了本民族文字,重视修史活动,这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定四年(1164),世宗下诏以女真字译书籍。五年(1165),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1166),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2109、150、125、2138、203-204、2185、185页。。这是金朝最早译成的大部头史籍。后来,世宗又设立了专门机构译经所,加强翻译典籍工作。世宗对翻译汉文典籍的目的讲得很明确:“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2109、150、125、2138、203-204、2185、185页。 。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译出了《春秋》。“广泛的译史工作,对于金朝统治下的汉人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它对于金朝统治者和女真族士人来说,却是跟他们的政治活动、文化教育、仕进制度密切相关的……在推进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页。

金朝仿效辽宋,设立了国史院、起居注等修史机构,在历史著述方面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夏金卷),第235-241页。:一是实录与当朝史的编修。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诏令完颜勖、耶律迪等人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完颜勖等遂“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 脱脱等:《金史》,第 1558、172、163-164、2165、182页。。这部“祖宗遗事”,当为金代最早的实录,其后又陆续完成了《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熙宗实录》《金海陵王实录》《世宗实录》《章宗实录》等。二是撰修辽史。金熙宗皇统年间,移剌固、萧永琪奉诏修撰了《辽史》。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章宗再次诏令移剌履等人增修《辽史》,至泰和七年(1207)始告完成。三是翻译与研究汉文经史书籍,如翻译了《尚书》《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和《贞观政要》、“十七史”等史籍,供女真士子学习。金世宗要求史书的编撰要坚持直笔的优良传统,他在与大臣谈论前代史书时说:“朕观前史多溢美。大抵史书载事贵实,不必浮辞谄谀也” 脱脱等:《金史》,第 1558、172、163-164、2165、182页。

芳香植物精油在日常生活保健中运用越来越多,但其有较多活性成分易受到光照、温度影响,产生氧化、热分解、光诱导等反应,使其功效减弱甚至丧失。精油可通过微胶囊化技术包裹,即芳香植物精油微胶囊技术[1],改变精油的物理性质,将液体形式变为固态粉末形态,减缓贮藏期精油挥发速率和外界氧气接触,提高稳定性,延长释放时间[2]。微胶囊技术在医药、纺织、食品等多行业已被广泛应用[3-5],但在精油包裹技术上,虽有部分研究,但还不够全面。

除上述外,金代还有一些官修或私撰的史书,如蔡圭的《金石遗文》《南北史志》《晋阳志》,完颜孛迭的《中兴事迹》,杨云翼的《续通鉴》,赵秉文的《贞观政要申鉴》,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中州集》,刘祁的《归潜志》等,可谓成就斐然,所以赵翼称,“金代文物远胜辽、元” 赵翼:《廿二史札记》,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7页。

金代科举中对考试史学有明确的规定。据《金史·选举志》载,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诏令“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 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这里所谓的“三史”即指《史记》《汉书》《后汉书》。章宗明昌元年(11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90),又规定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出题,把“三史”扩大为“十七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泰和元年(1201),平章政事徒单镒痛感“时文之弊”,上书章宗称:“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徒单镒的建议得到章宗的赞同,并“诏为永制”。科举中对史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人们读史的热情,形成了重史、读史的良好风气,对历史教育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当时的政治发展、取士制度、文化交融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313页。

二、金代历史教育的开展

女真人入主中原后,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仿效唐宋设立了官学教育系统,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实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受到统治者的推崇与重视,历史教育得到有序开展。

其一是鼓励诸王世子和百官臣僚学习历史。

金世宗称:“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 脱脱等:《金史》,第 1558、172、163-164、2165、182页。这就是说,读书贵在“行之”,即将史籍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应用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之中。在金世宗的影响下,世宗子允恭(庙号显宗)、孙章宗亦爱读史。《金史·完颜匡传》载:“显宗命完颜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大定)二十三年三月万春节,显宗命章宗歌此词侑觞。世宗愕然曰:‘汝辈何因知此?’显宗奏曰:‘臣伏读《睿宗皇帝实录》,欲使儿子知创业之艰难,命侍读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顾谓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孙无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乐岂有量哉?卿等亦当诵习,以不忘祖宗之功。’” 脱脱等:《金史》,第 1558、172、163-164、2165、182页。章宗即位后,继承发扬了金世宗尊儒重史的传统。

为鼓励人们读史,金代在官吏选拔方面有着明确的规定。金章宗时期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承袭” 脱脱等:《金史》,第 1558、172、163-164、2165、182页。,也就是说,阅读经史著作成为女真贵族承袭官爵的必备条件。

其二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精通经史的人才。

此次的患者在临床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部分患者意识障碍或癫痫。使用CT扫描可以观察到低密度病灶,部分患者以及有被钙化造影。全部患者对此次研究知情同意参与。

辽金时期的历史撰述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它以本民族的文字记载历史,还体现在对本民族历史撰述的重视上。同时,在辽金时期,还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本民族史学家,如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完颜勖、完颜守道等。这对推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历史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世宗对历代史籍更为重视,《金史·世宗纪》中多有记载。他自称:“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4、77、77、195、175页。金世宗在阅读《资治通鉴》时,特别欣赏司马光把“资治”作为写史的宗旨,他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兴废,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4、77、77、195、175页。

金朝政权建立后,亟需管理国家的各类人才,因此完颜阿骨打在立国伊始,就下令访求博学雄才之士以为朝廷所用。金熙宗完颜亶诏封孔子49代孙孔璠为衍圣公,还下令翻译儒家经典,并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其他如海陵王、金世宗、金章宗等金代帝王也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尤其是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儒学兴盛,学者名流辈出,时人刘祁称:“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灿然,金朝之盛极也” 刘祁:《归潜志》,第136页。

阮小棉一直是记得楚西的。楚西那天穿一条纯白吊带真丝连衣裙,头发一直到腰那么长,没有染也没有烫,出水芙蓉一样清新。她拎着名牌的手袋,从一辆黄色POLO的驾驶座走下来,阮小棉一直看着她走进超市。

金代地方官学设有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州学、女真府学等。据《金史·选举志》载,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诏“诸路置女真府学”,凡22所,“以新进士为教授”。大定十六年(1176),置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金章宗即位后,大兴学校,“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十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凡千八百人”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

据《金史·宗幹传》记载,天会三年(1125),“始仪礼制度,正官名,定服色,兴庠序,设选举,治历明时,皆自宗幹启之”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崇学杂事·金》中亦有天会五年(1127)金太宗在燕京修国子监的记载。这些说明了在金代建国之初就有了兴学之举。金世宗大定年间,又先后创设了太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等,完善了金代的官学教育体系。

金代中央官学教育机构有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等。国子监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子学、太学的具体事宜,设有国子祭酒、司业和丞等专职人员,国子学中设有博士、助教和教授等职,太学设博士和助教等职。此外,朝廷还专为女真上层贵族子弟设立了小学和女真小学,作为中央官学的预备学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色彩。金代中央官学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国子学包括“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

一是开展项目准备阶段的宣传。通过发宣传单、树宣传牌、刷宣传标语、院坝会等向群众全面深入宣传项目背景、目的、意义,及目标、措施、融资还贷方案、项目资金政策、农户贷款条件和要求等内容。二是开展项目设计阶段的宣传。设计人员在进行现场规划设计过程中既要做好技术员,又要当好宣传员。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农户、开村民大会等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科学设计治理措施。三是开展项目实施阶段的宣传。通过发明白卡、树公示牌、签协议书等形式,告知群众具体的实施方案,引导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通过广泛的宣传,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理解、支持,激发了农民参与项目建设和管护的自觉性。

另外,tPA和纤溶酶原都有结合纤维蛋白的特性。在tPA特异性溶栓的过程中,纤维蛋白具有双重功能,既参与激活纤溶酶原又作为提供形成纤溶酶的最终底物。tPA诱导裂解纤维蛋白血凝块的过程可分为缓慢相和快速相。在缓慢相中,单链tPA在完整的纤维蛋白表面激活纤溶酶原变为纤溶酶;在快速相中,纤维蛋白部分被纤溶酶降解并暴露出更多的可以结合纤溶酶原和tPA的位点,同时纤溶酶将单链tPA裂解为活性更高的双链tPA,又有纤溶酶原不断被激活产生纤溶酶。这样,tPA和纤溶酶原及纤维蛋白形成1个环状三元复合物,使溶栓效应以正反馈形式扩大[2,29]。

金朝时期,私学亦十分活跃,其形式多样,既有贵族官僚为其子弟设立的家学,也有乡间士绅创设的学校,又有儒士、学者开办的私塾;不仅有汉族知识分子创办的私学,也有女真族等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开办的学校。如《宋史·洪皓传》载,洪皓出使金国,滞留数十年,以教书为业。由于没有教材和缺乏纸张,洪皓就将《四书》写在桦树皮上,教授村人子弟,金朝重臣完颜希尹闻洪皓之才,延请洪皓“教其八子”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59页。。再如《金史·高霖传》称,大定二十五年(1185),高霖进士及第,任符离主薄,后“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恒数百人”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金史·赵质传》载:“赵质字景道,辽相思温之裔。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脱脱等:《金史》,第1135、1138、77、1742、1131、1133、2289、2749页。

宁夏贫困地区6~24月龄婴幼儿辅食及时添加率为55.9%,首次添加辅食最多的为谷类泥糊状食物占66.6%,远低于张玲等[7]研究的贵州地区(分别为91.1%、74.5%)。本次婴幼儿看护人儿童营养知识总知晓率仅为36.5%。可见婴幼儿看护人在喂养过程中存在辅食添加过早和过晚现象普遍存在,直接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因此,加大健康教育覆盖力度,是婴幼儿营养改善干预措施的重要环节,对于改善下一代营养健康状况具有长远意义[8]。

由于金代统治者对经史的推崇,经史成为金代官学的主要教学内容。与前代相比,金朝对学校教材的使用更为重视,并对各级学校使用的经史教材及注本都做了统一规定,并由国子监统一刊印。《金史·选举志》称:“《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则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 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第1131-1132页。如此明确规定各级学校的学生应学的历史科目以及所使用的历史教材,这在前代尚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金代统治者对历史教育的重视。

经史诸子之学亦是金代私学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中蒙养阶段的私学主要学习《孝经》《小学》《论语》《蒙求》等较为浅显的经史读本。今人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了辽金时期刊印的《蒙求》一卷,书中有儿童戏作的墨绘人像,可见此书当是学童用过的课本。金人元好问在谈到《蒙求》时亦称:“孩幼入学,人挟此册,少长则遂讲授之。” 元好问:《十七史蒙求序》,见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42,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6页。可见《蒙求》当时在民间流传之广。较高层次的私学则教授五经、词赋以及前代史籍等内容。

其四是社会历史教育的开展。

金代统治者还通过庙学等形式开展社会教化,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经史知识教育。广义的庙学是指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制度,自唐太宗诏令州县学均要建立孔子庙后,各州县纷纷在学宫旁或学宫内设立孔庙,祭祀孔子,逐渐形成了“庙学合一”制度;狭义上的庙学则专指通过在孔庙的祭祀等活动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金朝统治者对尊孔祭孔活动十分重视,多次诏令地方修建孔庙。有学者统计,金代共修建孔庙和庙学83座,101次。 刘辉:《金代的孔庙与庙学述略》,《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如此大规模地修建孔庙和开展庙学教育活动,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是极为少见的。金代著名学者王若虚称:“国家自承平以来,文治蝟兴。下至僻邑,莫不有庙学以为教。其于崇儒重道,不可谓不至。” 王若虚:《行唐县重修学记》,见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28,第394页。由此可见,庙学就是当时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和进行浅显的经史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教育形式,“这种普及的教育形式在民间产生了相当大的道德和礼法教育的影响,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曹保庆家里3口人都患有慢性病,无经济来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曹保庆对自家的户容户貌进行整治,通过了驻村工作队的卫生考核,获得20积分;积极参加村集体组织的活动,获得5积分;对帮扶措施和扶贫政策较为熟悉,又获得15积分……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曹保庆在爱心超市如愿兑换到了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金代历史教育的形式是多样的。既有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官学、私学的历史教育,又有针对统治者而开展的历史教育,包括对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总结、翻译和编纂各种历史读物以提供治国安邦的政治借鉴、通过官吏选拔制度鼓励士子阅读经史以及类似“经筵”形式的御前讲史、读史活动,还有以庙学等形式面向普通大众开展的社会历史教育等。因此可以说,金代统治者对历史教育予以了高度的重视,这不仅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中极为突出,而且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女真族被誉为“重视历史的民族”完全是当之无愧的,其有关历史教育的经验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李良玉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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