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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实践与启示:基于文献的分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1 引言

技术驱动的现代农业生产需要有生产、经营、管理、销售等各方面的系统知识作为支撑,还需要有市场信息、气象信息等多方面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这些知识的掌握和信息的获取对于小农户而言是大挑战。根据调查,农民的知识与信息来源渠道主要包括自身的教育与经验积累、农户间相互学习与效仿、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宣传与培训、互联网络与其他文本资料提供的信息等[1]。据已有研究发现,农户间相互学习与知识共享的作用,通常远远要比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网络资料的作用大得多,甚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农业推广专家们的评估[2]。这是因为,在农村有局限性的环境下,基于农村社交网络的信任为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信任在其他渠道中都难以繁盛[3]。因此,在认识到农户间知识共享的重要性以后,很多国家都开展了推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实践(虽然这种实践本身因为有着官方推动而削弱了其自然本性),为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提供了更为丰富、准确、低成本的信息源和更为便捷高效的共享渠道,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中国也异常重视农业信息与技术知识传播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但目前的政策与实践通常始于顶层而脱离基层,很少直接触摸到农户这一层级,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基本还是自组织形态,缺乏规模与效率。为此,本文在搜索、阅读、整理国内外关于农户间知识共享实践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埃塞俄比亚、中国等6个国家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并通过国内外比较的方式分析这些国家不同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模式,以期为中国更好地组织与推进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提供启示借鉴。

2 美国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

美国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有着非常鲜明的战略安排、系统设计特征。这一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美国认识到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的根本性影响因素还在于农户本身,因此,从基础教育、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多方面提升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为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美国认识到影响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主要因素、而且同时也是政府应该从宏观层面建设的因素在于软硬件环境,因此,美国在农业信息共享体系和平台建设方面不遗余力,致力于为农户间大规模、便捷性的信息与知识共享创造环境条件。

在农民职业教育方面,美国农民有着显著的职业化趋向,其职业农民的准入门槛,通常要求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且有5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而且事实上美国超过80%的农民都具备高中以上的受教育经历,平均受教育年限近12年,远高于中国农民不到8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4]。美国非常重视农民的职业化教育,安排了以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FFA(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项目(其受教育者通常在14-21周岁)和以农业技术体验式教育为主的4-H(全称为4-H and Career Education)项目(其受教育者通常在12周岁以下)[5]。此外,由Monsanto基金资助的 “America's Farmers Grow Rural Education”项目,专门支持农民在其农村社区的公共教育体系中接受数学与科技的教育。正因为美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为组织和推动农户间知识共享奠定了基础。

美国先进的互联网络系统和完善的农业信息共享体系也为农户间知识共享创造了优越条件。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设农业信息共享体系,当前已形成连通美国农业部、15个州农业署、36所大学和大量农业企业的信息系统[6]。在组织结构层面,美国农业信息共享体系由国家农业统计服务局、州农业统计办公室、经济研究局、农业市场服务局、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国外农业服务局等机构组成。这些部门收集、整理和发布相关农业信息,为美国农业发展提供准确、全面、客观的数据、信息与服务。而在软硬件信息化建设方面,农民软件协会可以提供最好的计算机软硬件产品,涵盖农场服务、农业数据信息存储、地理信息系统等各种功能。为配合农业信息化建设与农户间知识共享体系建设,美国还建立健全了农业数据标准、规范和法规政策等,为农村社会中农业科学数据的获取、共享与利用提供了保障。

受益于完善的信息共享体系,互联网与新媒体在美国农户之间进行知识共享时产生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16年美国农村地区的宽带覆盖率为72%,近20%的农民在使用互联网络采购农业生产资料。近年来,美国农民接受农业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媒体为农民获取超大容量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强化了农户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7]。同时,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的快速发展也在逐渐改变美国的农业技术扩散模式,以及增加了农民对技术推广教育的需求。

显然,美国在推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时,选择的是顶层设计、提纲挈领模式,没有过多强调或呼吁农户进行信息与知识共享,也没有具体的、零碎的举措或激励政策,却能让农户拥有随时、随地进行信息与知识共享的能力与环境条件,实现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的自组织与可持续发展。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借鉴或模仿,而取决于美国在农民人口教育素养和现代化信息技术方面本身所处的阶段。但是这种模式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启示,引导它们思考如何进行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的战略设计与系统组织。

3 澳大利亚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

澳大利亚是现代农业大国,农业是其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和种植业均非常发达。同为农业经济发达国家,澳大利亚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体系与美国有着非常多的类似之处,它也同样非常重视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同样也搭建起了相对较为完善的农业数据与信息化服务平台,能够为农户提供数据服务和支持他们进行信息与知识共享。所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既有顶层设计,也同时涉及具体实践项目的引导与组织。因此,澳大利亚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体系是一个从上至下、从设计到落实均做得相对比较完善的系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苏轼于1036—1101年间在世,庆历二年时苏轼不到10岁,且跋中言“桑榆之末景,忧患之余生”,其作时绝非青年时期,因而他所见者绝不可能是唐十五卷本,而只能是宋十卷本。而且苏轼是宋代的大学士,能大量阅读政府公藏书籍,他所见者,应当就是公藏的十卷本,也即《崇文总目》所载者。这也证明了在宋十卷本《嵇康集》中,肯定有《养生论》一篇。

其次,澳大利亚农业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组织单元,农场主都是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不仅掌握农业生产有关的专业技术、知识与经验,也需要具备经营管理能力与市场竞争意识[11]。据统计,在澳大利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有1/3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获取和接受信息、技术与知识等方面具有开放性与高意愿,也具备新技术知识的学习与应用能力[9]。即使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还可以选择澳大利亚政府为其准备的丰富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澳大利亚已经建成了高等、中等、职业培训相结合的一体化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在信息化体系支持下该体系还囊括了大规模和多层次的远程职教系统,满足澳洲居住分散的农民在接受职业教育方面的需求。

具体的实践落实方面,受益于家庭农场的组织模式,澳大利亚在开展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活动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J.Millar和A.Curtis(1997)的一份研究中,澳大利亚两个区域Landcare(超过3 000家农场)和Prograze(超过3 800家农场)中的农场主们就通过群体学习的方式开展了知识共享活动。他们通过参加会议和接受课程教育等方式被组织起来,在 “Community Grasses Project”项目资助下共同探索草原常年放牧的解决方案,相互分享和学习他人的知识与经验。研究表明,在农场主们共同的科技知识和价值观体系下,农场主们的经验性知识能够成为群体学习的推动性力量,他们有衡量和判断他人知识与经验的价值的能力,为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创造前提条件。局域性和本地化知识在这一群体学习行动中体现出巨大的价值,通过分享处理特定环境中的经验知识能够加强农场主们对本地化知识的价值感知。这项研究认为,农户间群体性互动与学习行为被认为是符合农户群体目标与性质的必然选择,而群体学习会受到经验性学习能力、信息整合能力、群体心智、有效激励条件、持续改进的共享关系、学习机会等因素的影响[12]。Ally J.Lankester(2013)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的肉牛产业中,农场主们的信息与共享实践活动也非常活跃,他们分享的信息与知识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工具性知识和日常交流[13]。在工具性知识分享方面,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科学与技术知识、产品加工与销售知识、草场数量与品质知识、法律与制度知识、社会与经济知识、环境适应性管理与风险防范知识、自然资源管理知识等;在日常交流方面,涉及的内容包括社交网络与关系维护、社会责任承担与个人职责、情感交流与幸福感、兴趣与爱好交流、价值观感染、失败经验分享等。通过对农场主的访谈发现,他们均从信息与知识共享中有所受益,大大提升了他们在产业竞争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3]。而在Rowan Reid(2017)的研究文献中,介绍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发起的一项名为MTG(Master TreeGrower)的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农场主提供知识与技能方面的课程学习以及构建一个社交网络以更好地促进农场主之间的信息与知识共享[14]。截至2010年,该项目已经连续开设了100多门课程,学习对象覆盖了2 000多个农场主以及超过1 000家的小型农业生产组织。以MTG为依托开展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表明,在社区与社交网络中的信息、知识、技能与经验分享,极大提升了澳大利亚农户的长期决策能力与农场管理水平;而作为具有引导与激励性质的MTG平台项目,在农户知识与技能训练以及发现与创造市场机会等方面功不可没[14]

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政府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推动的微观机制引导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而且在这些工作中还体现了社区、行业协会、大学的功能。这种做法不再太过于依赖系统的自组织性和农民、农户行为的自发性,而是结合了自组织与他组织的优点,让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 “形神兼备”,更具效果。这种模式可能会更值得很多农民职业素养或信息化欠发达的国家借鉴,以此做到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在长期与短期目标上的均衡,快速有效地推动实践活动、达到预期效能。

4 加拿大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

加拿大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与美国、澳大利亚完全不同,它不再寻求国家层面上的战略设计,而是从农业经济发展本身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气温变化出发,专注于利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加拿大的农业生产组织主要由小型农场构成。根据BCMAFF(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Food and Fisheries)的定义,小型农场是指土地面积小于10英亩或者年产值小于5万英镑的农场。而已有研究显示,这些小型农场的经济效益会受到加拿大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这些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南、北海岸和四季巨大的温差[15]。因此,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化成为加拿大小型农场主们进行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的核心目标。

当然,关于气温变化的数据与信息不是专门为加拿大小型农场主们专门准备的,但是这些农业生产者们可以比较便捷地获得相关信息[16]。McNamara(2011)指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布的气候数据被有效地使用,但更好地宣传和扩散这些数据与信息仍旧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事宜[17]。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只有1家机构负责为农场主们提供相关信息;而与此相对比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州有7家机构为农民提供信息发布与中介服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小型农场主们在分享气候信息时遇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其一为资金不充足;其二为信息仍旧相对匮乏。根据McNamara(2011)的总结,小型农场主们的资源保障决定着他们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而这种适应能力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充足的信息来源[17]

此外,加拿大农场主们在信息与知识共享方面的挑战还来自于随着农场主老龄化现象逐渐严峻,跨代农场主之间的知识传承成为难题。对于年轻一代的农场主们,无论是农场经营还是生产作业方面的实践,可能都会遇到问题。而在面对气候多变的生态环境时,根据区域位势、地理位置、农场规模、现有技术条件等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是年轻一代农场主降低经营损失与风险所必须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然而,这些知识如何传承,目前仍在探索之中。

一项由Canadian Prairies承担的最新研究,指向了识别农民们最需要哪种来源的信息以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研究显示,加拿大农民能够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渠道包括观察、试验、相互沟通、社交渠道交流以及其他一些个性化和经验性的信息交流渠道等;但是,当前环境下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渠道是通过社交媒体和新型网络平台来获取远程信息。而且研究结果还指出,信息的显性化程度越高,在新型农业生产实践中的作用会越显著[18]

加拿大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模式的缺陷是缺乏宏观设计,这不利于它从更为系统的视角为农业生产做出战略安排;然而,事实上对于显著受到区域、气候因素影响的加拿大农业而言,这种方式无疑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通过瞄准适应气候变化这一核心问题,能够让加拿大政府更有针对性地设计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和进行相应的系统平台开发,以此专注地解决问题,让农户从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中受惠。这种问题导向型模式,值得一些农业生产显著受某些因素影响的国家借鉴,让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推动体系的功能具体化。

5 古巴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

除了ANAP以外,古巴的一些其他组织机构,例如全国农业科技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古巴农林科学家协会(Cuban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Technicians)、古巴畜产协会(Cuban Association of Animal Production)等,也开展了一些促进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实践活动[22]。其中,全国农业科技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其成员基本都是农民,而目的则是鼓励他们从事农业新技术的应用试验。在这一机构中的农民会员将被邀请到一个名为本地化农业创新中心(Center for Local Agricultural Innovation)的临时性组织中,对特定农业新技术进行应用试验,然后通过农户间相互交流或者农民与农业科学家的沟通交流,为农业新技术的改进和优化提出建设性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培训、生产劳作、种子交易等行为都是必要环节[22]

按照薄层色谱法(通则0502)实验,各样品均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如图5所示。

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当前古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些特殊状况。自1959年建立政权之后,古巴曾经一度依赖自上至下的知识与技术转移以及高强度的进口资源建立起了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体系。在农业技术研发方面,与东欧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都早早建立起了技术合作与贸易联系。但是,1989年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古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古巴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饥荒,为古巴农业经济向更加可持续发展路径转型提出了挑战[19]。为适应这一转型需求,古巴建立了农业创新系统(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AIS),并通过立法、政策、组织等方面为AIS的运行提供了保障[20]。得益于AIS,知识与技术在古巴农业经济发展中受到高度重视,知识共享与技术转移成为古巴农业技术创新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农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对于促进知识学习、农业新技术知识的研发与采纳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AIS体系下,无论是外源性的信息还是内生性的知识实践,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古巴农民可以通过向其他农民、外部机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乃至新媒体等渠道获取信息与学习知识。而其中基于农户间沟通与交流的知识共享行为,因为它根植于已有的社会网络和生活方式,有着高度的信任条件和相互理解的基础,而被古巴大多数农民认为是最具价值的信息获取渠道。

支撑古巴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的,除了农业创新系统以外,还有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Cuba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AKIS)。这一系统几乎有着古巴绝大多数农业产业组织与行政管理机构的参与,包括农业部、研究机构、农业院校、农场与农产品商店以及涉农非政府组织等。农业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为农业技术员和农民提供最新的研究发现,以帮助农民解决当下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业院校和一些培训机构,则主要负责农业新技术的信息与知识传播,以保证更多的农户能够了解、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知识;农业部是一个制定规范和设计系统的组织,它为机构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与知识传播制定规则并给予激励推动,尽量从法制层面消除农业信息与知识共享的障碍;农场、农产品商店、涉农非政府组织作为信息与知识共享的直接参与者、中介者(间接参与者)与绩效实现者,主要通过接受课程培训和相互间知识分享等两种方式参与活动[21]。依托AKIS系统职能,古巴农业部策划了多达23个农业信息与知识共享项目,通过这些项目激励和资助农民进行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古巴粮食安全[21]

中国尚未有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安排。但是与美国政府类似,中国在建立健全农业数据与信息共享体系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在顶层设计与政策安排方面,2015年底,农业部发布《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18年要基本实现农业数据的共享与利用,到2020年要实现政府数据的全面开放,到2025年要建成全球农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建成国家农业数据云平台,最终实现建立完整农业数据监测制度、专业农业数据分析制度、统一农业数据发布制度、有效农业信息服务制度的宏伟目标,形成完善的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29]。而在2016年5月底的第5届G20农业首席科学家会议中,各国围绕 “农业科技创新与知识共享”这一主题达成共识,中国将牵头推进农业技术共享平台建设,促进农业政策、农业技术、农业信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共享,致力于为农业生产者尤其是小农户提供获取农业信息与技术的便利渠道[30]

与美国、澳大利亚相比,古巴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其经济的欠发达、农业人口素质相对的低下、信息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它不可能采取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相似的模式。相对而言,古巴更有迫切意愿开展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以促进其农业技术与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古巴显然会更倾向于采取政府干预的方式,直接激励与推动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在他组织机制下让实践活动变得更显成效。因此,古巴不仅直接开展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而且几乎调集了全部力量,包括政府、协会、科研机构、农业产业组织等。

A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model for image denoising based on compressive sensing

古巴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模式有其优势之处,毕竟它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直指信息与知识共享这一目标。但是,它的弊病也同样明显:第一,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做事会非常 “费劲”,太多的干预有时会 “费力不讨好”,并不能完全取得预期成效,而且即使有成效也是效率相对低下;第二,在这种模式下的信息与知识共享成效更多流于形式和短期,而从长期来看对农业技术与经济系统的根本性改善功效可能并不如自组织系统;第三,需要政府持续施力才能让系统往前运行与发展,而一旦政府撤出,可能会迅速导致体系的失效,因此,该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会较弱。这种模式可以供一些农业技术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借鉴,能够在短期内见效,有可能集中力量带动一国农业经济跳出贫困陷阱;但一旦农业技术与经济复苏,则不适应长期采取该模式乃至形成对这一模式的依赖,要注意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模式的升级发展。

6 埃塞俄比亚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

埃塞俄比亚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与古巴类似,也是在农业技术与经济欠发达的约束条件下,希望通过开展行政化的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来短期内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它的农业人口比例高达85%,农业产值占GDP比例为45%,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比例超过80%(其主要出口农产品为咖啡,贡献了35%的外汇交易额)[24]。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小型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而且受到不稳定和不充足降雨量的严重影响。因此,该国的农业生产率非常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过去一些年埃塞俄比亚在农业技术引进和转移转化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一些捐助者驱动的农业生产率提升项目纷纷上马,例如Sassakawa-2000等。

2005年,埃塞俄比亚国际畜牧研究所(International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和农业与农村发展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联合出台了一项名为 “Improving Productivity and Market Success(IPMS)”的农业科技计划项目[25]。该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农业市场化导向来促进农业生产率和生产力提升,并进而改善农民收入与生活。在这一科技项目框架下,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了4个方面的执行计划,包括知识管理、农业生产合作主体能力提升、体验式农产品市场开发、农业技术研发与扩散。其中,知识管理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地方、区域、联邦各级打造一个系统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知识管理平台,以此加速农业新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应用。以该平台为辐射点,埃塞俄比亚建立了28个农业知识管理中心。由此,埃塞俄比亚的农业技术知识管理与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等活动均依赖于这些中心而展开,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活动带着比较显著的行政化特征。

农业知识管理中心的主要成员是农民,这些农民可以通过中心获得各种信息,包括农作物种植技术、畜牧养殖技术、农产品交易信息以及批发商和零售商信息等。每个中心都配备大约5台电脑,还配备电视、DVD放映机、图书室、电子资源存储室等[26]。同时,中心还提供并准时更新来自食品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和农业发展国际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的印刷资料和宣传册。在每个中心,农民都可以接通互联网络以获得更多信息(遗憾的是,因为收费较贵而很少被使用)[25]

除了提供常规性的农产品生产与市场信息以外,知识管理中心的另一主要职责是推动知识共享文化和鼓励农民之间的技术知识合作,并希望进一步扩展到加强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合作。中心同时还致力于加强农民与农产品交易者之间的联系,以此增加小型农业生产者向市场销售其农产品的机会。IPMS计划倾向于支持农民、农户和农业生产组织,目的是提高他们在农产品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农产品加工技能。知识管理中心的电视与DVD放映机经常播放来自农民的先进农业生产与管理技术,以加强先进农业技术的宣传、示范与推广[27]。甚至,有时知识管理中心还会播放电影,其目的可能纯粹是为了增加中心对农民、农户的吸引力。此外,为了鼓励农业生产中的官、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市场合作,IPMS项目还开通了埃塞俄比亚农业统筹发展官方网站。

STZ 诱导小鼠 DR 模型的主要缺点是持续时间长,这增加了实验成本[25]。STZ 有细胞毒性,可以破坏心脏、肾脏、中枢神经系统等重要脏器的功能,导致实验动物剂量依赖性死亡[11]。STZ 剂量高于 200 mg/kg 会导致小鼠死亡[5]。实验动物有 STZ中毒现象时可以通过注射药物降低实验动物的死亡率,如他克林可以作为糖基清除剂在注射 STZ 后使用[26]。通过改进实验方法,也可以降低实验动物的死亡率,如选择实验动物时尽量选用雄性小鼠,小鼠周龄要达到性成熟期(尽量在 8~9 周龄),采用高脂饮食伴注射较低剂量 STZ 的方式,或尽量采用静脉注射等。

在具体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活动方面,Mulugeta D.Watabaji等(2016)以埃塞俄比亚的麦芽大麦产业为研究对象做了一次调研,调研对象包括320家农户和100位大麦交易商,研究表明:在埃塞俄比亚相对弱势的麦芽大麦产业价值链中,农户之间、农户与交易商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信息与知识共享,虽然信息与知识共享水平仍处于较低规模和较低水平的状态;但值得重视的是,即使是相对较弱的信息与知识共享,也对麦芽大麦产业价值链的绩效实现起到了显著性的推动作用[28]。该研究建议,未来要更加重视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意识,再通过加强信任和打造平台等方式,推动麦芽大麦产业的价值链成长。

对于埃塞俄比亚和古巴,二者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的模式、举措、活动等方面,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专注于调集行政力量,以农业科技立项、建设知识管理系统与组织等方式,直接推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行为这一目标。但二者又有差异:古巴相对更具有战略性和系统性,调集的力量也更加庞大;而埃塞俄比亚的工作相对更零碎和形式化,其效果要比古巴的更差。这种模式实际上并不主张其他国家直接借鉴。

7 中国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

古巴最典型的一项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是由古巴全国农民协会(ANAP)于1997年发起的农业农民运动(Agroecological Farmer-to-Farmer Movement)[22]。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由发起者和推动者两方构成。发起者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较好的沟通能力且在农业技术方面知识渊博的专家,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帮助解决农民在农业新技术采纳中的问题、组织农业生产协作等。推动者是农民,他们在农业技术开发与生产经营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充足的热情以及天然的沟通基础,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为农业新技术应用中的特殊情境与问题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作为农业新技术的推动者,他们通常愿意通过个体间沟通的方式来分享自身的经验与知识[23]。这一运动迅速在古巴兴起甚至对周边国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据统计,自运动发起至今,已有11万户古巴农民家庭参与其中,这超过了ANAP会员数的1/3[22]。此次运动的成功,充分展现了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发展潜力,也体现了ANAP对于支持一项以农民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志愿型、动态性、自下而上的农业运动的强大意愿。除了对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横向影响以外,这一运动也对古巴农业技术扩散与推广的纵向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丰富了古巴关于农业职业技术培训与教育系统中的服务内容。

除了高校自行创作艺术文化作品以外,还有受到地方政府或国家政策扶持的艺术文化作品创作。以河北农业大学为例,2017年继李保国教授去世后,电影《李保国》、电视连续剧《太行赤子李保国》在河北农业大学相继开始拍摄。在拍摄过程中,我校学生通过参与影片的拍摄以及对李保国教授所带来的影响的学习和感受,使得学校众多学生,对李保国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对“太行山精神”“太行山道路”与我校的联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触。

在项目支持方面,农业部2010年立项了 “农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体系”项目,该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承建,投资总额高达5 200万元。2015年2月项目验收,基本建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共享网络支撑平台、协同会商系统、中国农业科学院院所两级机构知识库系统、数字化业务流程综合管理系统、领域知识服务系统等五大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共享体系的建成,极大提升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资源的共享环境支撑能力、数据存储备份能力、数据加工与信息整合能力、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能力[31]

在组织结构层面,农户间知识共享活动主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公司+农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79.4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4.4%;各类家庭农场有87.7万家;农业产业化组织达38.6万个,这些产业化组织以订单合同、合作、股份合作等方式,辐射带动超过1亿农户,辐射带动种植业生产基地约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0%[3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村信息网络的重要节点,成为实现信息从政府、市场、产业化组织等知识源向农户传播以及知识在农户之间传播的载体平台,它们为农户提供生产加工技术、市场价格与需求、政府政策与法律法规等多方面的信息服务[33]。更重要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了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农业新技术的人才,中国农民也出现职业化倾向。据统计,目前中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 270万人,成为引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当然,他们也成为了农业知识网络的核心节点,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中起着关键性的知识贡献与中介连接作用。

此外,中国开设了大量的农业类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在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也大量开设了农业技术与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农业专业技术人才,为推动中国农民职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素养的提升,又为农户间知识共享实践提供了助推力。而与此同时,由新经济引发的涉农电商平台发展浪潮,为新型农民在更多地接触最新农业技术知识、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等创造了条件。以互联网为依托,微信、QQ等新媒体应用平台在中国的广泛普及,极大延拓了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交网络,让农村社会网络也逐渐虚拟化,搭建了一种更加高效、远程和虚拟化的知识共享渠道。中国农民之间的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在政策、技术、经济多方面的快速变迁中迅速、广泛而又缄默地发展,它更倾向于沿袭自组织规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在农业产业类型、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农业技术水平、农业产业发展条件、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有着显著性区别,因此在具体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形式、内容、水平等维度上也会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很难从统一角度对中国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的微观行为进行归纳总结。当然,就文章的研究目的而言,也没必要从微观层面对中国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做细致观察,因为从宏观层面提取的政策、项目、组织结构、机构支持等方面的特征,已经能够描摹出中国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模式的轮廓,并支持其与其他国家做比较性的研究分析。

8 国内外比较及启示

块茎入窖后,在窖温降低时应在薯堆顶部覆盖一层干草或旧麻袋片等,使之吸湿,散发水分,固块茎贮藏期间堆内块茎呼吸散发的水分常凝结在上层块茎上,即所谓出汗。加覆盖物吸湿散发水分,可防止上层块茎霉烂。

 

附表 六个国家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模式的比较分析

  

特点国家是否专门组织与推进农户间知识共享实践重视农业信息体系建设与数据共享的程度重视农民职业化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程度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农户间知识共享的组织形式优势 劣势美国 否 特别 特别 农场与职业农民自组织重视农业信息化建设与农民教育水平和职业素养提升,为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有利于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对农户本身的关注,缺乏对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直接推动,不利于自下而上和辐射性的农业知识共享澳大利亚部分 特别 特别 家庭农场 自组织 与美国类似 与美国类似加拿大 是 部分 一般 小型农场 他组织古巴 是 一般 一般 小农户 他组织埃塞俄比亚 是 一般 一般 小农户 他组织着眼于农业发展受气候严重影响的特殊情况,在气候信息数据的共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利于针对性地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特殊问题缺乏对农业数据与信息共享的宏观设计,缺乏对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知识与信息共享的系统安排,农业知识共享体系还有优化空间重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与潜能,有利于在基层推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缺乏对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系统思考,在搭建宏观体系方面有所不足,不利于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规模化与可持续发展特别重视知识管理、知识共享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为从国家层面推动与开展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起到了示范性作用在缺乏高素质农民和先进农业信息共享体系支持的情况下,仅靠基层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且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与美国类似中国 否 特别 比较小农户为主,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存自组织在农业信息化建设方面渐趋完善,农民职业素养与受教育水平迅速提升,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也在迅速发展,有利于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与现代农业发展

据此,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提出以下六点启示与建议:

(1)在总体设计上,中国可以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借鉴,加强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体系的战略规划与组织设计,谋求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的自组织机制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但是,也需要面对我国目前农民受教育水平仍旧相对偏低和农业信息化仍旧不够普及的现状,适当借鉴古巴和埃塞俄比亚的思路,采取直接性地实践活动与措施,快速发挥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功效,助推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发展。

(2)在组织模式上,可尝试推动着眼于基层的自下而上式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中国政府习惯于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与自上而下的落实方式,这种方式在传统文化影响下通常比较奏效。但随着文化开放性增强,中国农民的视野与思维也在转变,只有真正符合农民现实利益的政策才可能被更好地采纳与执行。因此,修正自上而下的设计和指派模式,而辅以自下而上的反馈与供给模式,政府政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响应。因此,建议政府考虑借鉴古巴与埃塞俄比亚的模式,提供部分资源用于推动基层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以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信息与知识共享渠道,提升满足农户信息与知识需求的服务水平,促进农业技术经济发展。

(3)在保障条件建设方面,需继续完善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以及农民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虽然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农业信息化方面持续做出努力,也充分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拉近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农业信息化方面的距离。但是,相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农场中实现的互联网应用普及率相比,中国农民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普及率仍旧偏低。2016年,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到32%。而且,在农业数据与信息共享体系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先进水平也仍有较大改进空间。此外,中国近些年在农业领域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中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仍旧偏低——与美国农民相比,中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为4年。而且,中国农民的职业化程度比较低,职业农民占农村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也非常低,这些因素都严重阻碍了农户间知识共享水平。

(4)在推进策略层面,应有重点和有层次地推进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每个国家有其特定国情,中国每个区域也有各自的农业发展特色。中国幅员辽阔、农业产业结构复杂,不能用 “一刀切”的方式来试图简单处理农业技术经济发展难题。加拿大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比较有效的启示: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妨针对特殊区域、现处阶段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各区域和地方政府有重点和有层次地推进农户间知识共享实践,致力于解决本地化的农业技术与经济发展难题。

(5)在具体落实时,应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构成更为复杂,既包括数量众多的小农小户,近些年也新出现了家庭农场、小型涉农企业、合作社等新型主体。再加上数量众多的农业研究院所、高校职校、涉农电商等,中国农业产业链既长且复杂。但是,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于传统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产经营的技术还是农产品市场信息等方面都更占优势,如果能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知识共享方面的潜能,必能带动更多农户进行高效、规范、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6)总体而言,推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需遵循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内在规律。如果在已经搭建起完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的基础上,遵循系统自组织机理与规律,可能会更有利于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可持续发展;但在此之前,以政府政策为引导,以他组织力量推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也不失为一种直接、可行的方案。目前中国农业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的建设水平处于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与其他一些农业欠发达国家之间,应结合二者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方面所采取策略的优势,协调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自组织与他组织,从着眼当前和兼顾长远角度推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国家政策层面引导与推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加速科技创新与信息知识驱动农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埃塞俄比亚、中国等6个国家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与归纳整理,并且通过比较的方式总结了各自模式的特点和优劣势,进而基于相似特征将它们整理为3种模式类型,这对于中国进一步优化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具有启示价值。最后,文章提出了6点政策建议,希冀为指导中国农业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提供借鉴。当然,本文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包括对各国农业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的认知可能不全面、比较分析得到的观点可能存在主观偏见等。未来笔者将继续跟踪各国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方面的政策与实践举措,为丰富和完善文章相关观点提供更多资料证据。此外,未来有必要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以更为科学和可靠的资料为总结各国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并为中国提供政策启示做出论证。

9 结语

还应告知家长必须坚持长期治疗,短于1年的rhGH治疗对终身高改善的意义不大。目前的研究表明,rhGH治疗相对安全,只要按要求定期随访,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或副作用,及时适当处理就不会给患儿造成损害。

参考文献:

[1]周荣,喻登科,涂国平.“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中农户知识行为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5,43(8):387-392.

首先,澳大利亚农业信息化水平非常高,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澳大利亚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农业协会、农业联盟、信息服务公司等协同发展的农业信息服务组织体系,系统开展了农业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加工、处理、存储、服务等工作[8]。在建设农业信息资源库的过程中,通过联合大学、科研院所、民间机构等组织,充分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澳大利亚农业生产中信息化普及率非常高。根据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产业研究组织报告,2013年手机网络在农场地区的覆盖率为85%,人口覆盖率高达99%,大型农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90%,小型农场这一数据也达到70%[9]。通过互联网,农场主可以便捷地获取天气、价格、产品、设备、技术等农业信息,也可以发布农产品的销售信息,以及随时得到农业协会、农业部门的咨询与技术指导。信息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业资源的节约性、高效性和可持续利用。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信息技术的应用使澳大利亚土壤肥力改进了13%~26%,生产监测改进了4%~19%,健康监测改进了4%~13%[9]。而在大数据技术的激励和支撑下,澳大利亚更是完善了其农业信息化体系,目前已建成了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涉及农业信息采集、分析、发布等多方面,极大促进了农业信息化与现代化发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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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的寄生虫学标本片,要根据片中标本的大小,选择放大倍数合适的镜头。有时候观察同一个标本,需要几个不同的镜头来完成。如通常使用10倍物镜观察感染性蛔虫卵的形态特征(虫卵形状、卵壳、蛋白质膜、虫卵中的蛔虫幼虫),之后换成40倍物镜观察虫卵中蛔虫幼虫的形态特征以及其在卵中的运动情况。因此教师要在课程开始之初向学生讲解清楚,通过之后几次实验课让学生自己逐渐找到规律,避免认知过程中出现“盲人摸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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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画3中,作为反应者的一位老者的视线形成的矢量直接指向手中的资料。 他右手拿着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新闻的报纸,左手握着名为《妄想症》的医书。 众所周知,新闻与解释妄想症症状的医学书籍完全不属于同一语类,然而漫画将两者并置,这样的排列方式促使读者寻求两者之间明显差异造成的认知不一致,并进一步寻找两者存在的相似点。 这幅漫画将图像并置并在文字符号作用下,共同形成了多模态隐喻。 如果按照“X是Y”的模板,这一漫画体现了“特朗普是妄想症患者”。 这一多模态隐喻的目标域“特朗普”借助于文字及总统画像共同再现,其源域同样借助封面印有“妄想症”文字及书籍的画面体现。

[14]Rowan Reid.Developing farmer and community capacity in Agroforestry:is the Australian Master TreeGrower program transferable to other countries?[J].Agroforestry Systems,2017,91(5):847-865.

综上,可发现不同国家在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方面有着差异巨大的战略设计与政策安排,因此,对国内外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模式进行特点与优劣势的比较分析(见附表),对于建立健全中国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的推进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由表中可知,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采取了基本类似的方略,不着重于具体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活动,而非常重视加强农业信息与知识共享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安排,强调通过加强农业数据与信息化平台建设和健全职业农民教育与技术培训体系来为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体系建设创造优越的软硬环境条件,以谋求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可持续发展;而古巴和埃塞俄比亚也非常类似,它们更着眼于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的基层推动,直接致力于引导最基层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从细节上做好农户间数据、信息与知识的共享,这种自下而上政策方略的好处在于比较亲民和受力,在局域环节可能能够起到事半功倍、以点带面的辐射示范作用;加拿大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模式最为特殊,它既没有统领性的宏观战略设计也没有做到自下而上的细致入微,但它的做法比较贴近加拿大农业发展的现实境况,能否直接有效地解决加拿大农业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难题。虽然中国目前采取的战略比较具有长远性远光,有利于农业技术经济的系统性与可持续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巴、埃塞俄比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策略也不失为两种比较可行和有效的农户间信息与知识共享实践模式,值得中国政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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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路面作为我国公路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分析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后进行再次评价并进行修改,对一些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应该以该地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于铁路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不断改进。近些年来,我国公路运输发展迅速,混凝土施工作为道路工程项目中最为常见项目施工,其施工工艺的控制对整个道路使用性能的影响作用巨大,优良的施工工艺,可以有效延长道路工程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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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避免在车内吸烟。据测试每只香烟中苯与甲苯的散发量可达200 μg。在车内抽一支烟就可以让车内空气质量超标。如果在车内抽烟的时候开空调,烟尘会进入空调管路系统并附着在管道内壁,时间久了车内就会有难闻的气味,清洗空调系统都很难去除。

总之,在大数据时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是媒体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明确媒体融合的目的,提高媒体工作者的全媒体能力,并对媒体渠道进行有效的融合,才能真正促进媒体行业良好高速的发展。

[22]Rosset P M,Mach?′n Sosa B,Roque Jaime A M,A’ vila Lozano D R.The campesino-to-campesino agroecology movement of ANAP in Cuba:Social process method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peasant agriculture and food sovereignty[J].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1,38(1):16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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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峥.埃塞俄比亚农技推广信息化现状分析及解决方案设计[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4.

重视文本的选取 教材中的一些课文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对话语言形象,预留了较大的想像创意空间,有利于儿童表演,很适合编排课本剧。我们还把表演内容拓宽到课文之外的成语故事和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了充实课本剧内容,形成科学的校本课程体系,学校要求语文教师根据年级特点选择不同的主题进行创编,每年都筛选一批优秀课本剧剧本汇集成册,形成富有学校特色的校本教材,将学生写的优秀演后感、观后感、编后感汇集成《垛上花开》,校刊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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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喻登科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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