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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宋记体文的意义演进——以营造记为中心

更新时间:2009-03-28

“记”文范围甚广,本文所论记体文乃“杂记”。《古文辞类纂序》曰: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杂记固然由多种题材类型构成,但从文体成立的角度看,是中唐骤增的营造记和官厅壁记初步构造了记体文,且以刻石方式继承了碑文传统。以数量论,营造类记* 为行文简洁,省称为营造记,强调“营造”是因为古文家对相关题材的开拓专注于营造行为的合理性而非建筑物的形制。最多,它构成唐宋记体文的主干。*本文所论记体文分为三个层级,与营造直接相关之建筑物记为第一级,部分与营造相关之壁记、学记为第二级,山水、器物记为第三级,其他人事杂记不论。按营造对象之异可将其分为记城郭、官署、祠庙、寺观、园宅、亭台等不同类型。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2页。黄震《黄氏日抄》、陈模《怀古录》皆批判拘于所谓记体者仅述营造事由而无所发挥。事类之局限、主体之质实决定了营造记题中应有之叙事成分单薄且易雷同*曾鼎《文式》曰:“其文较窄。”见王水照:《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41页。。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正是,唐宋作家们如何在营造题材的局限和启发下守本位,出新意,逐渐壮大记体文的规模。

一是现行法律规定不明导致诉讼主体不清。民事诉讼法将公益诉讼主体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未对其具体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在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领域,“法律规定的机关”是否包括水行政主管部门,抑或还包括其他机关,尚须进一步明确;至于“有关组织”,其范围更加广泛,是仅指所有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组织(合法社会组织),还是指须经相关法律特别授权的社会组织,目前也不明确。此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诉权顺序,目前也缺乏规定。

从文章思想意义与文体的关系来看,文体既是意义构建的工具又是其目的,而意义的变化既是文体演进的表现又是其动力。从文章思想意义之拓展的角度研究记体发展,可以窥见“载道”功能影响文体的内在机理。唐宋作家发展记体文的根本动力在于发掘此文体意义表达的潜能。他们对记体文意义的主动发展体现在将政治思想、个人志趣的表达置入记体中。被动发展体现在满足流俗之请时尽力不落入表意的俗套,这是由记体文的社会功能决定的。本文的重点就是将主动、被动合力造成的意义拓展归纳为几条主线。

主线因共性而产生。本文所探讨的记体文的思想意义具有普遍性,它们指示了记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侧面,从而共同构成这一文体写作时无法回避的基础意义,脱离之则文章的思想创新将失去起点和参照,隐晦的思想表达亦将失去掩护。与在作家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中形成讨论的那些具体思想相较,本文所论之基础意义当于文体层面观之,因为它已由发生时的思想固化为文体的一部分,每一位使用此文体的作者与之发生的对话都在加强文体的凝聚力。

一、初始意义:碑、铭、记异同间的记体发展契机

记与碑的直接关联在于刻石以存,但记并不必然刻石,且不专主颂德铭功。记文功能类似碑文,碑文功能承自铭文。《文心雕龙·诔碑》篇在“后代用碑,以石代金”的基础上提出“碑实铭器,铭实碑文”*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3《诔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6页。。铭、碑、记三者相承,但不形成单线进化关系,而是既取代又并行。

对时代、地方之特殊性的注意最终归于对吏治民生的思考。中唐以来,兵连祸结,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民生惟仰赖地方守令之善政。故元结《道州刺史厅壁记》曰:“天下兵兴,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难,在刺史耳。”*董诰等:《全唐文》卷382,第3875页。但现实却是为官者非但不能保民,反加害于民:“国家设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堕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涧壑自为防限。”*杜牧:《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全唐文》卷753,第7812页。对此,官吏本身固难辞其咎,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官员即或心系于民,亦不得行其志意的原因。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生动刻画了县丞受制受辱于小吏的情形。“官虽尊,力势反出于主簿、尉下。”*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72-373页。一般官厅壁记所言官员权责出于古代文献及论者之理想,现实每与之大相径庭。

碑、铭中不乏大段议论文字,但铭文于颂之外尚可训诫。“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3《铭箴》,第139页。在东周礼义废弛前,少有凿空之论,兴起于物,意托于器。器物山水铭文由物之名、形、用及相关人物、历史生发训诫或褒扬之义。其表达的意义相对多样,故能在中晚唐元结、陆龟蒙等人手中展现小品文的色彩。此类铭文往往在对地名物名的训诂基础上展开论述,其意义生发方式颇能启迪记体文。具体到建筑铭文一类,早期的建筑铭文对建筑背后政治制度的阐释* 以阙为例,其立于宫门两侧,为朝廷、王治之象征。其政治意义包括“悬法”“设教”“纳谏”等。为营造记提供了基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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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易毁难存,故古人将对建筑永固之追求转化为对始营重修之接续及其背后小至家族大至天下之繁荣安宁的称颂。建筑有时而毁,石碑或可长存,营建的意义有赖石碑而永志。石碑不能广布天下,时或不免湮沦磨灭,名文却能传诸久远,故向名人求记之风甚炽。总之,称颂惠民之功德乃营造记所获得的初始意义,而寄托意义于金石之上,以惠民之政启发来者是营造记刻石的动因。

刻石的具体原因不必相同,追求永固是碑文与记文的基本共性。以题材观,则东汉出现的营造类碑文乃营造记之先祖。碑文大兴于东汉,尤其是桓、灵时期。较为少见的道桥营建类碑文亦相对多见于此时。严格说来,此类碑多为摩崖,后汉西南地区开发中征服天险的壮举见于其中,如《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等。此类碑文不论事类、结构还是主旨皆与后起之记相近。樊毅《修西岳庙记》亦营造类碑文。

碑与记最大的不同在于碑以“人”为主,而记以“事”为主。碑主于颂而记意义发散。*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见姚鼐:《古文辞类纂》,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9页。直接颂扬人物功德的神道、纪功、遗爱碑自不必论,看似与营造记相仿的祠庙类碑文亦以传、颂为主,对树碑立祠之经过的描述多简略。相反,不论如何渲染人物事迹,营造记之立足点始终在营造对象上,文章意义亦由营建缘由、环境、经过及建筑之名称与功能等来搭建。

造器铭文,树碑立传,营室作记。碑以载体命名,而铭实碑文,故以写作方式论,形成直接承继关系的是铭与记。铭文性质较碑文复杂,纪德、塔庙、画像之类与碑文同为颂德之作。山铭勒功,乃碑文之祖。其他与建筑、器物相关的铭文与记文关系尤近。

刻石是碑、记间最易发现的共同点。刻石之记以记营建为主。在早期文献中,营建宫室的行为多与帝王相关,儒、墨、道诸家对此皆持讽诫态度,但若与民生相关,则另当别论。《诗·大雅》之《緜》《公刘》所叙述之定都伟业、开国宏规及《灵台》所描绘之燕游场景无不因民众之响应从而蒙上理想光辉,成为治国典范。降至更实际而普遍的层面,则墨子所谓“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而伤民”(《墨子·辞过》)的危害亦证明了营建宫室的必要性。若推广营建之范围,由宫室而及道桥水利,则救民之必要、利民之合理更毋庸置疑。地方官有感于民“如集于木,如临于谷”的惴栗创楚而修路架桥,民人欢悦,刊石以颂其德。从更广义的营造施设来看,白居易《钱塘湖石记》将浚井治湖之法刊布石上,以待后来太守,其效验直接体现于苏轼《钱塘六井记》中,可见石刻之记对后人的实际价值。

综上,纪功颂德是碑、铭、记的共同底色,但铭文可颂可诫,记体文则更为自由。不论塔、庙还是碑、鼎,为专门营建或制作的纪念性建筑、器物所作文章都以颂扬人物功德为重点,而为一般山川建筑器物所作的文章意义相对多元。记录非纪念性建筑之落成,多用记。同样与营造相关,记体文突出营造行为本身,而碑铭重在表彰纪念对象的德行。如此则碑铭偏重历史上的功德或教训,而记的关注点更集中于当代,唐宋古文家借其讨论时政和世风议题便不难理解。思想意义之多元乃文体壮大、经久的条件。从碑、铭中继承了初始意义和某些意义生发方式之后,记体拓宇之策略,详见下文。

二、意义的建立:营造合理性与地方特殊性

中唐以前以“记”名篇的散文多为佛教之造像记、经藏记、感应记等,即使记宫室营建,也以宗教性建筑为主,与碑文相同,且数量很少,未能自成一体。唐代崇道,欧阳询《大唐宗圣观记》、张说《东山记》等皆可见皇家之崇信所开创的道教盛况。李邕《端州石室记》由仙道而政治,政和然后习隐的逻辑初露唐记思想变化之端倪。至李华官厅壁记一出,儒家对记体文的影响始大,而记体之发展路径也于同时豁然开朗。可见记体文虽列记载门下,其兴变却系于思理。

官厅壁记兴于唐代,作为文体的壁记崛起于天宝朝,盛行于安史乱后的地方政府。李华《御史大夫厅壁记》云:“初,厅壁列先政之名,记而不叙。”*董诰等:《全唐文》卷31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03页。成为文章的“壁记”实为官员迁授始末记录的序言。李华《中书政事堂记》以中书政事堂象征政治权威,似官厅壁记之总纲而稍异于一般壁记,“记曰”以下警诫君臣,通篇散体,与主于颂者不同。如其《御史中丞厅壁记》文中所言,李华壁记“先诸德而后诸事”。他以论体改造壁记,展现了中唐记体革新之初的儒家影响。

()地方时代的特殊性与地方官职责

由帝王到官员、由中央到地方的注意力的转移促成了由主于颂向主于叙、论的转变,记体文的发展空间因而增大。这一转变不仅对壁记,而且对记体文整体发展影响深远。安史乱后,李华壁记由台省转向地方,以刺史厅壁记为主。李白《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类似县志,顾况《宋州刺史厅壁记》甚至用《禹贡》笔法,写地方而不叙刺史之职。这是较为极端的例子,多数地方官厅壁记是地理风土、地方政治与地方官职责、现任官政绩等内容的结合。至此,我们已触及“地方”与“官员”这两个记体文发展中的关键词。唐人的官署、馆驿、楼观、园宅等记正是借助地方和官员这两点,有效拓展了说理和叙事的空间。梁德裕《重修易县候台记》以建筑物为基础,从郡县沿革、筑台历史、本次重修事、建筑功能、景观及官员德政几方面构建了此类记的基本内容空间,思想意义皆从中生发。以思想论,记体文借地方官之兴举陈述地方治理之道,进而思考更普遍的政治和道德问题,正宜辅助政治革新、儒学复兴,故为古文家选中,成长为主要的散文文体之一。

从书写对象看,赋、碑下行而为记,王侯功臣之业和宫殿坛庙之制变为守令文人之事和官署庭园之景,“颂”的合理性降低,“论”变得重要起来。唐代记体文之论多为政论,有因官司职掌论述典制者,有由地方建设讨论人与事、道与政之关系者,有在时艰中有感于一事之善一人之德者,有借居处环境思考官员修养者。其中由正面立论者多因循“颂”的惯例,而由反面发论者多因“时”而发。所谓由反面论者乃因官场风习、民间陋俗、地方困局或中唐以来天下乱象而发,地方的特殊性结合时代的特殊性,关注时局吏治民生,一扫不实之弊,记体文因此真正具备介入现实的姿态。

以营造记为代表的记体文的初始意义及其壮大的内因隐伏于碑、记异同间。

在柳宗元和欧阳修的作品中复古欲望与场景描绘的关联表现得很强烈。柳宗元早期的记中充满借古代制度革新当世之政的理想,如《岭南节度饗军堂记》末段铺陈新堂落成时的饗军礼仪,期复上古戎政。后期的《柳州东亭记》被认为不与山水记同类,其对朝、夕、阴、阳、中诸室的安排比拟明堂,有体国经野之意。柳宗元作于永州、柳州的那一类与自然、民族关系更密切的记,如《訾家洲亭记》《马退山茅亭记》《零陵郡复乳穴记》《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则将思想重心由制度礼仪的复古移至对人民的教化。这种对民众,尤其是偏远地区民众之教化的重视在宋代达到高峰。宋人的复古理想更多地寄托于学政,由治民复归于养民、教民,使政成于学,故庆历、熙宁、绍圣三致意于学而学记大兴。学记极易与风俗淳美的社会图景联系起来,最典型的便是欧阳修《吉州学记》:“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欧阳修全集》卷39,第573页。与之相对,舒元舆《问国学记》借国学内部杂草丛生的景象写出学术、道德沦丧的状况。*董诰等:《全唐文》卷727,第7493页。此类文字似乎恪守记体主于叙述和描写的本分,却已化实为虚。其对为官治民之道的讨论与壁记相似,却已化刚为柔,如同前述《诗经》篇章那样,富于场景感染力。

()从次序意识到同乐场景营造合理性与理想政治状态

上文论中晚唐与官厅相关之记依托地域及时代之特殊性开拓政论之途。以下由唐至宋,主论其他官修建筑记对“赋”法的改造。“赋”法之说建立在与官署记之纯粹议论对比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结合场景描绘对理想政治展开思考的方式,它将前述对官员的关注引向了官民关系。

问题重新回到前文论及的营造行为之合理性,因为它是启发记体文思考理想政治状态的基础。前文所述非宗教性营建之合理性仅限于表彰功德和解民之困,唐宋记体文从多方面突破了这种局限。汉宫殿赋的基本合理性建立在萧何“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的说法上。当宫殿赋下移为官署记、馆驿记、亭台记之后,此一层合理性应如何表述?符载《长沙东池记》道出官修观游之所的三重合理性。首先,建筑苟简则诸侯无以威重。其次,邦国有待天子使臣及四方宾客之礼,若无观游之所,难免“葛屦履霜”之刺。再次,邦君政治清明,境内百姓阜安,有余力然后谋营建。第一层意思为其他记体文作者反复申述。舒元舆《御史台新造中书院记》叹诸御史“分憩于杂事巡使之地……向之霜棱,尽为涕涶矣”*董诰等:《全唐文》卷727,第7491页。。沈亚之《华州新葺设厅记》云:“居不得常,屡更其所,政之为困,不由此耶?”*董诰等:《全唐文》卷736,第7603页。至于有余力而后谋营建一层,已然为记体文套语。

苏轼《凤鸣驿记》曰:“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苏轼文集》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5页。梁肃《李晋陵茅亭记》可印证此言:“解龟后,继其任凡六七人,每居于斯,必称作者之美。”*董诰等:《全唐文》卷519,第5276页。“非独以自养”是一个关键转折,它敞开了记体“敷陈其事”的空间,进而将记体文之政论引向深处。这个深处的观念就是“同甘共苦”。

[48]Osonde Osoba, William Welser IV,An Intelligence in Our Image,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7, pp.23-24.

铺陈营造之原因、先后、景观而人在其中,政在其中。次序意识集中表现于“兴造记”中,曾巩《繁昌县兴造记》列叙城垣、门、亭及治所的营造,强调防卫为先,宾客民众之居游居次,令长自处之所为后的次序。*《曾巩集》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7-278页。养民而后自养的思想借此秩序得以表达。

但左小龙觉得,他不能接受大城市,大城市虽然大,但容不下一台摩托车。小地方虽然小,但可以让你随意停。他发现路边新开了一个修车铺,开进去后缓慢放下支脚,环看四周。左手边有一个扳手,长三分米。正对着是一扇窗,窗外是他们的中央院子,院子外面放着柴油桶,可以爬上去然后翻出这个房子,右手边是清洗化油器的汽油,一米外有一包烟和打火机,打火机是有用的因为桌子上还有个烟屁股。地上插着插座正在烧水,水会在两分钟开。

谈到记体文对“与民同乐”思想的表现,则其他作者皆为欧阳修之陪衬。其《泗州先春亭记》不似前述曾巩之兴造记般纤悉无遗,而是拈出堤防、客亭、仓库、观游之亭几处,以表明太守先忧后乐,为政有序:“今张侯之作也,先民之备灾,而及于宾客往来,然后思自休焉,故曰善为政也。”*《欧阳修全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62页。欧阳修喜言与民共游同乐,《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皆是。曾巩《醒心亭记》给出了他对欧阳修同乐思想的理解:“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曾巩集》卷17,第276页。欧阳修之后,对官民互助、同乐的描绘广见于宋人记体文中,陆游记南宋中兴重建的文章便屡次提及郡士秀民对地方工程的赞助。有所不同的是,欧阳修之“同乐”包含了更多非政治的意味。* 与民同乐亦为对作为“太守”的文人之个体精神的庇护。参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对《醉翁亭记》的解析。

计算机网络的运行基础是环境,用户访问外网时必然要经过网络环境,当计算机网络处共享环境时,就面临着资源开放的安全风险。网络环境当中存在着很多恶意攻击,攻击者会通过设置攻击环节的方式,在数据包交换的过程当中攻击数据包,使其携带攻击信息,当数据包完成交换进入内网后,攻击信息也随之进入内网,导致内网的防护结构被破坏,产生网络安全风险。

就文学论,同乐思想最大的贡献是令政治思考富有画面感。李淦《文章精义》认为“《丰乐亭记》之类,能画出太平气象”*王水照:《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8页。。何谓太平气象?大者如苏轼《仁宗皇帝御飞白记》所言:“四十余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小者如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所言:“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宋人心中的太平文物前辈风流常在仁宗朝,欧文气象可谓得世风之助。在画面描摹中寄托对古代前代之理想社会的追慕与再造的渴望,这就是本文所论记体文中的“赋”法,它并非纯粹的景物或场景描写,而是将政治思想灌注于叙述与描写中,实为赋体之论。

就唐代论,时代愈晚,各类记体文中的时代烙印愈清晰。地方治理之困境仍需从地域特殊性中探求,但此特殊性已不限于风土之异,而更多地导源于时代。当民生遭遇军权,郡县官吏欲使“军镇不能干于县”,殊为不易。如舒元舆《鄂政记》所言:“来临者苟能惠百姓,军旅必咨怨;苟能富军旅,百姓不堪命。”*董诰等:《全唐文》卷727,第7493页。中晚唐厅壁记不叙设官本源、沿革及历代迁转,几乎变为时政记,沈亚之、符载、杜牧之作为其中代表。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详叙天宝至建中藩镇乱象,壁记几成史记。沈亚之之记实录世风民情,尤善指陈各地利病。其《杭州场壁记》曰:“或谓亚之学史,词无苟。”*董诰等:《全唐文》卷736,第7604页。其《复戒业寺记》记佛徒迁寺,侵社地、平坟陇而官不得制。*董诰等:《全唐文》卷736,第7599页。其他如《解县令厅壁记》《盩厔县丞厅壁记》《陇州刺史厅记》皆反映地方治理之困局。唐记发展至此,其重心复由论理转为叙事,对病入膏肓之政局作无可奈何之实录。记体之变可谓染乎世情,系于时序。

对与民同乐的宣扬如今看来是歌功颂德的典型表现,也即俗调。* 王基伦:《“宋世格调”:欧阳修古文的深层解读》(《唐宋古文论集》,台北:里仁书局,2001年,第123页)一文有对欧文“俗调”的专门讨论。就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并非早期记体文普遍具有的意义,应将其与由官员功德带来的民情欢悦区分开来。在其提出者那里,这是作为官员的文人对群体价值的确认。欧阳修、苏轼记中“太守”身份的去职责化提出了政治思想、个人情趣之外的第三条意义路径,它介于政治与审美之间,以饶有兴味的温情眼光审视地方及其民众并融入之。这并非理所当然,古今一辙,而是在从中唐至北宋的诗文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三、意义的延伸及净化:感慨、志趣与哲思

以地方政治为中心,唐宋记体文完成了营造合理性向度上的意义开拓,建立起较固定的文体样式。在其反面,对合理性的质疑和对文体样式的反抗形成另一股推动文体发展的力量。

唐王朝遭遇安史之乱的重创后,实际的恢复远滞后于期望。记体文既兴盛于中晚唐,必对艰难时世有所回应。古文家既选中记体,必期望其言而有物。但记体文的记叙规模不及碑传,抒情议论的自由度又不及书、论,若过分追求题与体的对应,强调相应题材下的内容结构及表达手法,则其意义空间的开拓始终有限。*关于记文变体、破体的问题详见钱锺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五(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430页)、祝尚书《宋元文章学》第十四章《宋元文章学论记序文》(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7-383页)、曾枣庄《宋文通论》第二十一章《宋代的杂记文》之“宋人常破体为记”一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61-778页)。韩、柳之记或仿碑体,或仿志书,而元结之记似铭。他将铭文在训诂基础上说理、规讽的手法运用于记中,同时突出个人的经历与感慨,故与主流的营造记风格迥异。其实从元结生活的时代来看,无所谓冲破传统的顽固的记体,只能说他不以记继承歌功颂德的碑文传统和恪守主于记叙的原则。以后世的眼光看,不惟元结,对其他中唐作家而言,记体只有立,没有破。而对当时的古文家而言,“体”就是一个既需要借以自立又应当积极破除的矛盾对象。通观两者,本文所论不拘泥于体式的探索是“记文破体”而非“破记文之体”。

循着这个思路,孟导想到了近年来很火的古玩市场,听说随随便便交易额就是几十万,名贵的东西更是轻易就超过了他的财产总额。最让孟导心动的,古玩界轻易不打假,空手套白狼的机会比比皆是。要是自己运气好,淘到什么稀世的珍宝,必能笑傲友人,名震一方。

下文将讨论记文破体的几大策略。同样以感慨为起点,“破而后立”与“一破再破”的走向不同。借助感慨的力量,个人的感官、情志被调动起来,记体文由记他人事转向自叙经历,再由自叙其事归于写志。“草堂记”因而发展为一种不容忽视的自叙文章。在此过程中,自然景观的媒介作用极其突出,营造的环境得到空前强调,而营造的意义则归结于人内心的构建。此为“破而后立”。当感慨走向批判,反思之门被开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反思以及因反思营造合理性而深化记体文立意的情况,上文已有讨论。这里要说的是由反思而产生的与尊体相反的反说,它将营造、收藏、命名乃至作记行为本身的不合理性保留在文中,从而为记体文打开了哲思的大门。此为“一破再破”。

()从感慨到自叙记体文的精神归属

何寄澎认为“韩作记体,反率以感慨成文,实韩文自身一特殊风貌,亦开后人门径”*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韩愈记文之“感慨”主要表现为文章中个人色彩的增强,以个人之经历及好恶去陈言,抑虚美。他在记中增加了对自身或他人真实经历的叙述,以传体改造记体,而此“传”已大不同于碑志的颂传。

《诗·緜》记古公亶父迁居周原事。相度地形、经画疆域之后乃筑宫室。由于古公徙居是为长养生民,故上下同心,“堇荼如饴”,“百堵皆兴”。经营之时“共苦”,落成之后乃可以“同甘”。与此相类,《公刘》篇记公刘率众迁都事,画出民情欢洽。* 方玉润:《诗经原始》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5页。《诗经》写营建行为并不明言“同乐”之旨,而是以典型的赋法铺叙兴造之场面与次序,笔调从容不迫。宫殿赋对建筑形制的表现是以实的景观制造实的震撼力,而上述诗章则因实的营造场面散发虚的感染力。赋写壮丽而诗画祥和。唐宋记体文不渲染营造场面之盛大和建筑形制之精工,却从《诗经》的思想正统中传承了次序意识和同甘共苦的思想。有议论之气贯通的场景或有画面感的议论实现了对赋的吸收和改造。

同甘共苦的思想多见于官修游览性建筑记中,并主要表现为“同乐”。早期游览性建筑记强调其吸引文人雅士宴集赋诗,成一时乃至历代胜事之功能,如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引吴均《入东记》,追述柳恽与郡主簿吴均同赋西亭五韵的雅事。柳宗元将观游的意义向政治拓展,其《零陵三亭记》云:“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善于观游的政治家能达到“门不施胥吏之席,耳不闻鼛鼓之召”*《柳宗元集》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37、738页。的治理境界。就此,《柳文指要》论曰:“然则都邑之有游览建置,号为政绩,认是全民解烦息虑万不可少者……柳子厚深通治道,嘉其有为,并作记以张之。”*章士钊:《柳文指要》,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14页。此于官于民皆有利的治理境界再发挥一层便是“与民同乐”。

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涵养,则可节选邓立光《宋明理学的时代意义》中的这段材料:

穷养或富养,是一种教育理念选择,与家境没有必然关系。家境好,却有所节制,不愿给孩子多花钱、乱花钱,那也叫穷养;家境差,却倾其所有,不计成本,舍得给孩子花钱,要啥给啥,不惜代价,那就是富养。

如何正确识别和衡量民族传统村落发展进程中村民的文化适应状态,对管理者、规划者、经营者来讲都很重要。如果居民一方面能保持并增强其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另一方面能积极接触并学习汉族文化,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文化变迁,那么在文化冲突中就能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尊严有自信地成为文化传承者。

直接而强烈的感慨一出,记体表面的结构平衡即被打破,布局的意义被消解。感慨之文可以视作记的变体。韩愈的感慨蕴于对经历的叙述中,而元结的感慨是衰世骚人的直抒胸臆。感忿、悲苦、期望、失望交织的感慨在中晚唐记中并不罕见。柳识作于大历二年(767)的《草堂记》即贯穿了大乱虽平而“事多阴胜”之际的感慨:“兹地阻远,兵戈不至,而犹日见乎罢人货鬻之怨,时闻乎豺狼凌肆之残。春对乎凄风苦雨之音,秋经乎炎燠札瘥之气,又见野有此,当益感叹而已。”*董诰等:《全唐文》卷377,第3826页。

“感慨”之表现并不限于此。柳宗元的记“皆有一定机局”*章士钊:《柳文指要》卷26,第784页。,结构稳当,在尊体限度内将意义开掘至深。《武功县丞厅壁记》结语稍及德宗朝神策军士横于畿县的时事,不无感慨,但旋即将笔锋收回到对县丞的表彰。永州八记作于穷时,怨辞却并不系于笔端。与此相类,欧阳修《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一派和乐,实亦作于失意时。上文论及柳、欧二人之复古理想与场景描绘的结合,他们的感慨已化入这些理想场景中。唐宋记体文中被广为传诵的名篇往往是此类含蓄的“离骚”。

在记的感慨与自叙中,自然被重新发现和经营。以山水,尤其是无人问津之山水自救自放,元结与柳宗元是唐人中的代表。虽然柳宗元未在永州八记中为溪泉命名,但记中的独得之乐与发现浯溪、愚溪之惬意并无二致。元、柳二人展现的是在衰世、穷途、僻地求索并占有山水的极致状态,而山水、泉亭、茅庐、草堂无时不是天下文人共求的托身息虑的独乐之所。即便不在清冷深僻之地,亦可营造清冷深僻之境。即便山水不为我有,亦可通过借景,将其收揽于几席间。李华《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独往之士,勤劳千里,豪家之制,殚及百金,君子不为也。”*董诰等:《全唐文》卷316,第3211页。文人们舍远求近,结庐人境,道人之山居记遂演化为大量文人草堂记,即私人宅居园亭记。草堂记分自作与他作,旨意有所不同。他作者强调遗世之志与入世之事的和谐统一,如李翰《尉迟长史草堂记》、符载《襄阳张端公西园记》,皆儒道合一。归于儒即吕温所言“清静为政之道”(《虢州三堂记》),归于道则舒元舆所谓“冲然而不知其足犹蹋寺地,身犹求世名”(《长安雪下望月记》)。自作者无事功一层,在在显示文人高致。草堂融合了外在的营造与内在的建构。以内在观,草堂是文人安置内心之所,它既代表立身之清慎,又体现生活之情趣。

官修园亭记与私人草堂记,与民同乐与幽栖独处构成文人理想的两面。官署记与草堂记,功业与志趣构成记体文的两面。志趣一面在宋代以后得到更大发展。与绮纨钟鼓相对的琴尊诗书既为草堂中物,又是独立的器物记对象,记体因此成为表现隐逸精神和审美意趣的重要体裁。由此可见,草堂记对记体文意义的完备影响甚剧。

对私人园宅的自记形成了偏重于表达平生志意的自叙性文体,为唐代以后的文人广泛使用。曾巩《学舍记》自述好慕文章之心从少至老未变,《南轩记》写伏闲隐隩于其性最宜。欧阳修《画舫斋记》由罪谪江湖时在舟中所遭风波之恐写到逃世宴嬉之舫,用意曲折。陆游为居处所作之《烟艇记》取境与之相类。草堂记拥有宽闲的自叙空间,但自叙作为记文破体的一种策略,并不限于草堂记中。韩愈之记寓感慨于自叙中,《新修滕王阁记》借题自叙,借自叙脱离应酬之作的俗调,《画记》则因后段自叙而令前段罗列独具深情。苏轼之《宝绘堂记》《思堂记》皆借他人之堂而自道,以对自身的思考打破“塞流俗之请”的写作目的为记体带来的庸俗程式。

自叙拓展了记体文的文体功能,令其意义饱满深刻,并且将社会性屏于文章之外。因自叙而显现的记的骚体内核,于韩苏、于草堂记是自由的自叙和感慨,于柳欧、于谪居之作则是离忧后的同乐或独乐,并无飞升之势的远游。

()反思的不同层次记体自由的获得

记体文题材主题较固定,易为程式所拘。在文中直接表现出的对记体文思想和形式中的常调、格套的反思与批判,较一般的感慨或自叙更具思想的冲击力。

元结《道州刺史厅壁记》明言前后刺史能恤养贫弱、专守法令者唯徐、李二公,则其他刺史皆为批判对象。此后,吕温作《道州刺史厅后记》,向元文之“彰善而不党,指恶而不诬”致敬。吕温的批判对象由刺史转向壁记作者,指斥媚己媚人的作文风气。前后两篇道州刺史厅记皆摆落官厅壁记程式,专意批判与警示。如果作者不再为所记之事和作记行为的合理性及正面意义所牵制,那么记体文的意义就能向更广阔空间延伸。这是最彻底的破体。所谓正面意义这里解作各题材记的题中应有之义。对题中之义构成挑战的批判和反思应当分几个不同层面来看。

第一层是作者本无挑战之意,但题中之义已在现实中沦丧。元、温二人的刺史厅记及前述韩愈等人反映官员职位与实际地位不相称的文章皆属此类。作者以变体、破体的方式强调官署记等隐含的正面意义与负面现实的反差,意在拨乱反正。第二层是觉察到写作某类记的不合理性后既不为之争取合理性又不搁笔,而是利用文章保留其不合理,以儆世人。曾巩借寺院记以排佛,杜牧《宋州宁陵县记》记忠臣事迹后云“良臣之名不如忠臣”,皆是此类。第三层无所谓称颂或批判,却是对应有之义的真正挑战。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本当言司马之政,却道:“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董诰等:《全唐文》卷676,第6899页。官厅记与山水记同一主旨。此类反说、偏说最常见于苏轼的记。苏文记他人之堂而由自身发论,结合了自叙与反说两种破体策略。《思堂记》不仅自称为“天下之无思虑者”,而且论“思虑之贼人”*《苏轼文集》卷11,第363页。。《宝绘堂记》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苏轼文集》卷11,第357页。庄元臣称此法为“反经合道”,并认为其“究竟卒归到题旨上”* 庄元臣:《论学须知·论文家四要诀》,《历代文话》,第2213页。。记体文之命题由其写作对象规定,并不体现作者意志,所谓题旨不过“思”与“宝绘”的正面意义及记他人之堂的一般行文规则。苏轼的记多借题发挥,至篇末方匆匆交代为何人何物作记。正如《醉白堂记》认为韩、白各有得失,优劣难判,《思堂记》亦不判定思与不思之是非高下,《宝绘堂记》也不因“去而不复念”的态度否定对艺术品的宝爱。曲终是否奏雅已不重要,关键在于记体文被证明是可被用于发挥哲思的文体,并且不限于自记。

人、物关系是苏轼记体文中反复思考的问题。《超然台记》言游于物外,《凌虚台记》言台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墨妙堂记》以为物之成毁为必然,然竭力保其长存,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是谓知命。由众人构堂筑室并赍图求记的行为到元结、柳宗元独占山水之欣喜,无不体现人之志意对物的依赖。苏轼造雪堂,名雪堂,记雪堂,初无异于众人,却于《雪堂记》中对构堂、命名的行为进行了全盘反思。文中借主客问答既提出得道之上者的“藩外之游”,又保留得道之下者的“适然而已”。尽管思考的结果是温和的,但身不待堂而安,心不因雪而警的道理还是取消了营造合理性及命名寓意。

地表植被覆盖度小于15%时,光谱特征与裸地近似,基于植被指数的干旱监测难以实现,就需要对土壤的光谱特征进行研究。一般情况下,不同土壤类型光谱特征区别不大[15]。当土壤含水量发生变化时,土壤的反射率变化明显,具体表现为:土壤含水量增加,会使表层反射率曲线平移下降,并有两个明显的吸收谷,分别为1 450,1 900 nm,符合水的波谱曲线特征;但当土壤水分超过最大毛管持水量时,土壤的反射率不再降低,当土壤水分处于饱和状态,土壤表层反射率(平面)近似于水体镜面反射[16](图3)。

本段所论批判、反思的价值已不限于记体文意义的开拓。以意义之丰富性论,随着记向文人雅趣的方向发展,对私人建筑及其他物品命名旨意的讨论已为议论敞开了无限空间,但这些不与文体形成紧张关系的意义仍处于有限之无限中,而本文对记体文意义的研究更注重能够改变文体空间的探索,对文体存在意义的反思亦在其中。

与文体之兴盛相悖的是被拓展了意义的记体文始终处于不正当性的阴影中。虽然记为碑、赋下行之结果,但正统观念仍将碑、记混为一谈,认为不当树碑立传之人事亦不当记,故作者每每要以一种让步关系来解释作记缘由。感慨、自叙、反题旨的做法挑战了歌颂功德的正当性和受人之托而尊体的俗调,而对物我关系的反思取消了记体文彰显物之功能的合理性。至于《雪堂记》最终的让步,则是让文章在适己的正当性中延续。记体文因此得以脱离功能性,变为宜叙事亦宜思辨的自由文体。

由于每一项涉农专项资金都涉及部门利益,要想改革一步到位几乎不可能,可以考虑“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着眼于体制机制的完善,在现有条件下分步骤整合涉农专项资金;另一方面立足于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着力推动涉农专项资金监管与绩效评价制度的健全。

四、总结和余论

碑、铭赋予记体文歌功颂德的原始意义,而记体文则凭借以记事为主、当代为主的特性及散体形式在功德意义之外垦殖,并获得文体独立。当代性使之能够对中晚唐的艰难时世做出回应,其时的古文家以“地方官”为中心,把握时代、地方的特殊性,使记体文具备反映时政的功能。

四个少年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身体中的内息由各自的丹田里焕发出来,流动在他们的身体之间,如溪丘与河山,回应着回旋的声浪,或如沃冰雪,或如入洪炉,也许接下来的大音,就会让血冲出经脉,冲出百会穴,血箭一般,溅射到他们头顶的花朵上,但少年们心意已决,并不害怕。

与建筑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对营造意义的发掘将形成记体文意义探索的纵深路径。在强调合理的营造次序以及观游的政治功能外,唐宋古文家寄托复古理想于官民同乐的场景中,以富于感染力的场景描绘取代对营造合理性的论证,“地方官”亦随之由职责的象征变为富于志趣的个体。在从治民到养民再到自养的正当性的转移中,自然因素的参与越来越活跃。

在正面的意义建构之外,以感慨、自叙、反思为代表的“破体”力量从反面拓展了记体文的意义。在失意文人的感慨与自叙中,山水被重新发现,草堂被营建起来,同乐思想也显现了其独乐的背面,营造的意义则归结于文人内心的构建。记的意义因此而变得丰盈之时却遭遇对物我关系之反思的挑战。这种反思质疑营造、命名、收藏等行为的合理性,摆脱称颂的正当性和请托的影响,解除功能对意义的限制以及意义对物质的依赖,将记体文净化为一个纯粹的思辨或叙事空间。当然,记体文题材的多样以及占据多数的俗调必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这种文体的发展逻辑。

意义拓展与文体构建不可分割。记体是被中唐古文家选中的文体,文体内蕴的原始意义的压力激发了他们对新意义的探索,意义的延展又促使文体发生变形。记的文体变形表现为人、事、景、理这些内容板块以及叙、论、赋、颂这些表现手法之比例的变动。创作时代越早,由文章直接表达的功能性越强,内容板块的分立及均势越明显。* 宋代以后,频繁的请记行为增强了营造记的社会性、功能性,但写作对象多非实见的局限和文体创新的需求反而促使文章回避早期的功能。意义拓展的文体表现便是均势之瓦解,即由文体结构主导转向意义结构主导。不论似论、似史、似赋,不论巨制还是小品,皆不妨其为记体。对文章内部平衡的考虑变为由作品自然构建的文体多样性。

思想与题材互相激发。从意义探索的角度可以发现记体文的不同题材类型并不像对发展完成之记体作平面观察时所见那般独立、静止。由中晚唐之政治困境与革新需求激发的对地方政治的思考形成官厅壁记、地方营造记共同的意义重心。当这一思考结合政局的变化深入到政教关系、官民关系层面,公共园亭记和学记便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官署记的重要性。私人园宅记的增多表明中晚唐失意文人对山水的再发现演变为更普遍的审美和修养的需求,个人志趣层面的意义被强调。在这股潮流中,山水游记与艺术品记于宋明时期达到顶峰。不同题材类型因意义的延伸、深化而相关相承。营造记作为最基本的大类对其他类型的成长具有启发和带动作用。

 
刘珺珺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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