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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1]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其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长期发展中逐渐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遵循这一逻辑理路,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的新变化,厘清其历史演进脉络,把握住这一事关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在新时代格局中,正确认识、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变”与“没有变”的辩证统一。

试析道路桥梁设计中的问题和施工中的裂缝成因……………………………………………………… 谷进会(1-154)

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新论断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我们党宣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必将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发展新境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3]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定位于生产力供给侧与人民群众需求侧间的关系,是进入新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和最重要的特征。主要矛盾新表述与过去旧表述既有重大变化又保持了连续性,从原来“物质文化需要”到今天“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和阶段性要求,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

通过仔细分析,笔者认为:无论虚压是通过哪一个用电设备“蹿”过来的,该用电设备一定会与12V常电相通,且一般情况下都会通过某个熔丝与12V常电相连。为此,笔者尝试着逐个拔下驾驶室内熔丝盒中的每一个熔丝,但拔下所有熔丝后,此电压仍旧存在。接着,笔者又开始检查发动机舱内熔丝盒中的熔丝,在拔下发动机舱内保险丝盒中的F12号熔丝后,此电压消失。查阅相关电路图发现,F12号熔丝负责给网关电脑供电。该车网关电脑J513装在油门踏板上方面的铁支架上。

从社会需求看,我国从温饱到基本实现小康,再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此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成熟定型,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必然对教育、医疗、健康、养老和环保等公共福利保障提出更高要求。“物质文化”这种“硬需求”不仅没有降低消失反而要求更新升级,而“美好生活需要”,则包括在既有“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涉及当家作主、权利、尊严等“软需求”,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社会地位到心理预期与价值认同,即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呈现出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具体而言,就是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享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现在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变化了的现实需求。

从社会生产看,原来是落后的生产力,连日用消费品都需凭票限量供应,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一些产品甚至出现大量过剩。中国人均名义GDP已从1955年的150元、1980年的463元逐步跃升至2016年的53974元,[4]综合国力与生活水平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劳动生产率及其潜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社会已由生存温饱型转向发展需求型。从经济总量和经济基础上说,“落后的社会生产”难题已经解决,意味着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

然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别大、情况复杂,还有4300多万贫困人口,东中西部之间发展落差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显著,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所谓“发展的不平衡”,着重是从发展的空间结构而言,如不同区域、城乡、供需、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差距等;所谓“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从发展的总体能力水平特别是发展的创新能力、质量和效益水平而言,如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充分等。我们讲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5]主要是纵向与自己的过去比较,横向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依然处于世界中游水平。今后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工作,必须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兴国之要,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发展总纲的坚持与延续,当然在新时代更要注重抓全面发展和均衡发展。

人民“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5]可以说,我们党对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既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也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然而中国情况复杂,面积和整个欧洲差不多,而人口是欧洲的好几倍,西方发出了“定义中国很难”的慨叹。[16]从东部沿海耀眼城市群看,这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从西部贫困地区看,这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看星巴克的数量或识字率,这是个发达国家,看农业人口比例或人均医生数,这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之,富裕和贫困同在,先进与落后共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显著。因此,只有坚持辩证思维,才能坚持“变”与“没有变”的辩证统一。党的十九大继续认定“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和“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没有变”,即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没有变”。这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的告诫,有助于我们在发展中避免许多坎坷弯路。对于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7]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作过精辟分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社会的始终,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随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被推翻,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此造成或派生的。[6]“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判断,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样,不是从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提出的,而是集中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当前大家关注的宏观问题看,如社会生产力方面:我国既有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且不同地区、领域的水平与布局很不均匀;如“五位一体”总布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很好,但社会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建设短板不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很多;如收入分配方面:虽然我国绝大部分人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但仍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城市中还有许多困难群众;再如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方面:既存在落后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加之具体微观问题,如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一座城市甚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区域特点不同,差异化较大,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明显,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谨慎对待,妥善处理和正确解决。

根据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以及毛泽东《矛盾论》中阐述的方法论,我们是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新特点来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是关系全局的重大历史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是巨大的,也是极为深刻的,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是由不发达状态逐步转变走向中等发达;二是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三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最终消除贫困人口;四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贫困到温饱,从小康水平到小康社会,再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五是从传统农业国转变到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化;六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占主导的世界最大工业国;七是区域发展差距由扩大到逐步缩小;八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落后,逐步转变为世界教育大国与科技创新之国;九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差距持续扩大,开始转向缩小;十是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更高的基础。[13]科学分析和清醒把握新时代新的阶段性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路线和有效的方略,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反映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就是重新回到党的八大的有关表述上。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把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9]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清醒认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依据和前提。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在八大关于主要矛盾提法的基础上,又作了归纳和精练,明确表述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0]作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这为部署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从那时起,我们党一再强调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并且都是将其同国情、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密切联系起来。

1956年,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8]这个论断,符合当时我国实际,表明完成国家工业化和达到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目的是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但后来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个提法没有坚持下来,甚至错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党的十九大在深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关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陈述,是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务实且清醒的理性概括,是对五年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深刻总结,是对长期改革发展取得成果的历史回应,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与目标的精准定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是救国、兴国、强国接续推进的过程,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在这一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解决相应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意识,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不断开辟民族复兴新境界的主要标志。社会主要矛盾的每一次变化,都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求索、奋斗、奉献与牺牲。[11]

谢谢你,苏律师!杨小水站起来,规规矩矩地向苏楠弯了下腰。苏楠后来才意识到,杨小水那是在给她行礼,给她鞠躬。她明显没有向谁鞠过躬,腰躬得有点生,有点僵,应该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优质护理服务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护理模式,具有较好的护理效果。此次研究选取了我院收治的84例动静脉内瘘术后血透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实验组中42例患者实施了优质护理服务,不但使护理满意度得到提高,同时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具体报告如下。

我国主要矛盾转化是关系全局的重大历史性变化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是在矛盾中存在和前进的,社会发展通过矛盾的不断解决来实现;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会产生。在社会大系统中,矛盾纷繁复杂。在各种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处于从属地位、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毛泽东就说过:“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12]成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大发展,就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因此,要善于抓主要矛盾这个中心环节。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把握矛盾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本观点;抓重点带全面,是唯物辩证法理论上的要求,也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一以贯之倡导坚持的方法论,主要矛盾变化了,相应地,工作的重心、部署和要求也要跟着发生改变。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发生新变化。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逐步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它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论断,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既深刻领会“已经转化”“变”的深刻内涵,又深刻认识“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没有变”的逻辑外延,全面厘清各自的内在理路,从而有效把握勠力同心的奋斗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没有变”与“变”辩证统一的动态进程。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没有变的辩证统一

“毛主席像章制作了几万个品种,有几十亿枚,是全世界领袖像章中发行量、佩带量最大的。”李建明说,“毛主席像章是一种艺术品,也是一种红色文化。”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反映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要矛盾的导向作用,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各项工作。列宁曾指出: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14]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又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社会主要矛盾体现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反映了一种社会形态某个发展阶段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正确看待、主动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须抓住矛盾主要方面开展工作。原因在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但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就必须下功夫去认识它、解决它。这样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中国发展的全局,进一步明确发展的方向、任务和工作重点,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保证中国的发展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不断推进,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2]被害人陈述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陈述,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陈述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方陈述。从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就可以得知被害人陈述属于言词证据,属于广义上的人证,而且是能够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然而人证具有其固有的主观倾向性,必然具有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引入证伪思维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

所谓“没有变”的判断,是讲我们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任务,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过程,还要完成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而言,一方面,初级阶段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这一特征没有变,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使经过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目前达到了八九千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17]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这两个“没有变”的内容,都是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国情”,是必须牢牢立足的“最大实际”,是必须牢牢坚持的“生命线、幸福线”。立足“没有变”、坚守“没有变”,咬定青山不放松,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继续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经济基础。[18]

能否正确认识与把握国情世情,我们党既有沉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从而使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导的国策出现了重大偏离甚至严重背离。痛定思痛,1978年后,基于对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重新认识和清醒判断,把发展重心定位在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听起来并不响亮、却极为务实、让百姓倍感亲切的目标上,才有了近4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信心与决心。我们党和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今天中国之所以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基于国内和平发展的内在需求,完全是立足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客观基础。

所谓“变”的判断,是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不断变化的特点。根据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征,年年月月都在发展变化。因此,要把从战略定力上讲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和具体实践中的不断“变”区别开来。具体言之,一方面,我们要以“变”应“变”,顺应“变”、促进“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适时进行调整变革。[19]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后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再到改革开放解决温饱奔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直至实现国家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在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领下是持续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的。另一方面,我国主要矛盾转化是在初级阶段基础上发生的变化,既反映出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优点,又折射出我国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协调不平衡的现状,生产供给还不能满足群众生活水平新的更高需求。

我国主要矛盾与初级阶段的关系。首先,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20]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还必须把经济发展同社会总体发展联系起来。因为只有社会总体发展起来,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多样化需求。我国目前在科技创新力、文化自信力、社会服务力、生态生产力等方面发展明显不足,社会总体发展程度需进一步提升,必须转向高质量、优结构和创新方向,全面实现现代化。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言:“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21]初级阶段也需要百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既要认识到其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又要认识到其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必然还要经历若干具体阶段,在初级阶段的某个具体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我们一定要清醒、准确地把握这种不断变化的特点,并根据这个变化来不断解决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最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发生的变化,初级阶段是实现我国所有短期、中期、长期国家发展战略的起点与支点。总之,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初级阶段关系问题上,准确把握这种“变”与“没有变”的唯物辩证法至关重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首先,我国虽自2010年始,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排名在世界第90位左右,我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类发展指数在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0位。[22]其次,我国劳动生产率、重大技术创新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仍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与地区有较大差距。最后,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生态基础薄弱,发展的硬约束条件没有变,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重大挑战,如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能源供给约束、生态环境趋紧等现实问题。当前,我国不仅要赶上发达国家,而且要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努力拓宽现代化之路,推动南北公平发展,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和可持续的综合发展。总之,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最大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上,准确把握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世情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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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中,何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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