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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众与分众文化市场发展评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当前,我国文化市场发展有两大基本趋势:一是大众文化市场日益繁荣,大众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旺;二是分众文化市场日益成熟,文化消费潮流不断分化。这样的文化市场发展现状喜忧参半,必须按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来引导文化市场步入“新常态”。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文化市场发展的研究渐热。研究方向集中在:文化体制改革与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文化市场法治化治理、文化市场国内国际竞争力打造、文化市场发展导向、文化市场产品创新与品牌创造等。笔者基于已有研究,立足当下实际,认为我国文化市场发展的现状是大众与分众文化市场发展成型。借鉴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的观点,提出了“分众文化市场”这一概念。针对大众文化市场的突出矛盾,要强调“双效统一”的发展导向。面对分众文化市场的形成趋势,要努力培育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把握心理层面上的文化“部落化”进程、分众文化市场的细碎化和纵深化分化趋势以及分众文化市场内在的文化价值观合流可能性。

一、大众文化市场不断繁荣,然而问题矛盾丛生

(一)大众文化市场繁荣与隐忧并存

大众文化市场是相对于小众文化市场或高雅文化市场、精英文化市场而言的,主要面向社会大众提供通俗性、流行性、日常性文化娱乐产品及服务。大众文化市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往往在价值观上体现“普世性”,对于消费人群具有普适性。在西方社会语境下,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蔚为壮观的商品大观为表现特征,即使有人妄想规避商品化浪潮,也注定了劳而无功。如果说工业化进程早已造就了一个物质商品空前丰盛的社会——运用机器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使得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实现了工业时代以前劳动人民所憧憬的“消费资本主义”[1]55的乌托邦幻想。那么,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工业化生产(如利用流水线技术批量复制,利用媒介技术网络化传播)和产业化运营(即文化经济化)则使得文化商品化成为当今文化生产的主流;加之“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新的、解中心的全球网络”的形成,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迫使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接纳并推进文化商品化进程。对于快速现代化、经济开放化、融入全球化的我国而言,文化商品化趋势不仅受着外力推动,也是我国“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必然。

作为商品的文化要实现其自身价值,消费是唯一的途径,而为数众多的大众阶层自然成为商家之间竞相拉拢的对象,他们是文化产业制造的(而不是艺术家创作的)文化商品的最大消费群体。这一切使得大众文化市场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关于丽水市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徐晖等) ........................................................................12-20

然而,当丰富多彩的文化商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时,一部分文化产业经营者的唯功利化倾向突出,造成文化过度商品化、市场化,引发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使文化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产生了尖锐冲突,主要表现在:文化商品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大众文化的泛滥及其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大量低俗文化商品引发的群众道德危机等方面。

(二)资本化的大众文化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

在大众文化市场上,大量蕴含反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大众文化商品解构着我国人民的精神信念。在资本驱使下所进行的文化生产,放弃了人类精神的灵性,完全以市场为导向,本质上已和一般的物质商品的生产毫无二致。早在文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诞生之初,激进批判“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曾一反康德的命题,称“文化工业”不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即商业目的通过娱乐消遣等形式收买了无目的性的文化艺术王国[2]86。这正是对“文化产业”消解文化的“无目的性”并使之在市场的力量下庸俗化、功利化的绝好概括[3]。如今的影视、音乐、游戏等已很难被称为艺术品,而是完完全全的商品,谋取利润的目的是那么明确而坚定,以至完全破灭了康德以来将审美活动与物质实用判然二分的界限。如果说康德关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著名命题中审美形式的“无目的性”与功利的“合目的性”只能在不可究诘的“先验共通感”中得到统一的话,那么如今这势不两立的两面却在“文化产业”中实实在在地合为一体,并且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无目的”的审美活动只是纯粹的娱乐消遣形式,而物质实用的“合目的性”则成了不耻言利甚至唯利是图的商业经营。并且,就连大多数文化商品的载体与传播手段——被大量学者推崇为文化产业核心跃动力的现代传媒技术——也不过是一副“面具”,在它背后的仍是资本在演戏。我们不得不承认“技术借以获得支配社会的力量的基础”,乃是“经济上极为强大的支配社会的力量”[2]87。这里资本的支配作用表现在:它既为现代科技所从事的开发、实验、探索、研究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更为现代科技的创造发明制定明确的目标,即致力于获取低成本、高产出、周期短、见效快的规模效益和综合效益,从而使科技发展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总而言之,文化产业某种意义上等于文化资本化,这使得今天的大众文化无形中宣传着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冲击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面对当代大众文化的“部落化”进程,从心理层面把握这一进程,对于把握当代分众文化市场的发展趋势颇为重要。这要求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充分认识和理解文化消费在文化部落结成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文化消费的心理认同机制,强化商业运营,如:策划部落文化主题活动,巩固消费心理基础;向部落成员发起众筹,拓宽文化融资渠道;推动跨文化部落交流,进一步促进部落结盟,从而扩大文化经营圈层等。同时,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更好地发挥产业引导职能,如:深入推进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加强对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理论教育和业务培训,优化文化市场信息服务等。

面对文化消费细碎化、纵深化分流,则应当:一方面,把握分众文化市场的细碎化分化趋势,发展基于数据分析技术的文化产业。要准确把握分化日趋细碎的分众文化市场,锁定目标群体,必须要数据先行,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算法技术,深度侦测消费者偏好,进行市场预估和“精算”。某种程度上,在当下,数据高于内容,且先于内容。这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好的内容创意层出不穷,并不鲜见,但若是对市场数据没有分析预测,无的放矢,则难以将原创的文化内容转化为现实的文化价值,难以完成“内容变现”。并且,利用数据分析技术把握文化市场的细碎分流,把握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和私人习性,是形成定制型文化产业的前提。定制型文化产业虽然目标市场规模小,但是通常消费费用高且消费依赖性高,因此深度挖掘的潜力大。在发展基于数据分析技术的文化产业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大有作为。毕竟,分散的文化产业经营主体的能力有限,一般难以对文化市场进行广泛而准确的数据分析。这就需要政府建立技术服务平台,开展文化市场信息咨询和数据分析专项服务。这也可以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的一个方向。

(三)泛滥化的大众文化挤压精英文化的生长空间

精英文化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小众文化,是一种等级化和专业化的文化,在形式上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精英文化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是“权力意志”的表达,本质上强调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我们时常也用“严肃文化”或“高雅文化”来指称它,以形容那些具有深奥主题的文学、艺术和它们繁复精深的修辞技巧。它往往集政法、哲学、文学、艺术四大领域的学术性于一身。固然,这样的文化不是所有阶层、所有的人都能掌握的。因此,从其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角度看,它是作为一种文化特权被社会(通常是上流社会)上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所掌握的高级文化形态;它通常被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重要标准之一。结合今天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看,文化产业利用现代科技大量加工、复制廉价的文化产品,并将其倾入市场,从而抢夺了精英分子掌控文化艺术的特权,进而使得精英文化趋于边缘化。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发展势头却如日中天,成为当下社会的主流文化;它与通俗文化及文化产业密切相关——大众文化是商品化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是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文化产业是当代社会生产和消费大众文化的产业化方式,大众文化则培养了文化产业的社会基础。

2.4 不同程度吸烟组及与非吸烟组间椎体骨折阳性率比较 结果表明:轻、中、重度吸烟组椎体骨折阳性率分别为19.2%(20/104)、27.7%(36/130)、23.2%(440/1 895),不同程度吸烟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两两比较,发现中、重度吸烟组与非吸烟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再者,资本的逐利性质也决定了大众文化必然在数量上远胜于精英文化,既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赚钱的手段,有谁会将光阴虚掷在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创制上呢?并且,浮夸是消费社会的典型风格,在文化上,这表现为作品内涵的消弥和文化等级的瓦解。也就是说,时下的(尤其是在市场上)高、低级文化之分仅仅体现在表层事相上,不过是“媚雅”与“媚俗”的区别而已,它们本质上都是含义空洞的大众文化商品,不同只在于外形所呈现的美学风格。

然而,最令人担心的并非大众文化浮夸和泛滥的现状,而是潜伏在大众文化中的犬儒主义精神对精英主义人格的消解。由于大众文化商品中显著的后现代特征,如“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感的断裂”“语言的杂耍化”等,被包围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人群必然渐渐被熏习出诸如排斥经典、无视传统、玩世不恭的典型“犬儒化”人格和生活作风,愈加将精英文化挤向边缘,而时下流行的“网络恶搞”“文化剽窃”“无厘头文本”等正是这一状态的反映。这种社会现状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即使精英文化还存在,精英却不复存在了,如此发展下去,精英文化必将成为故纸堆中的昔日遗迹,且在现实中灰飞烟灭。

(四)庸俗化的大众文化引发社会道德危机

当前,大量俗陋不堪的大众文化商品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其利用发达的传媒技术从视觉、听觉甚至触觉上对人的感官进行强力刺激或温和麻醉,软硬兼施地将各种文化形象及其隐含意义灌输进人脑中,最终达到铭刻进人们心灵深处,镶嵌在人们永久记忆中的“文化固化”作用。因此,用“信息爆炸”或“媒体奇观”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传播的特征毫不夸张。而笔者为了强调一种文化通过形象复现的方式占据人的思维空间并不断巩固的宣传特征,称当代大众文化的传播形式为“形象入侵”

分油机仿真面板的原理图设计在完成之后,借助Altium Designer板卡设计软件绘制原理图并给原理图中的每一个元件编号,在将原理图导入到PCB图之前需要对原理图以及PCB图进行编译(Compile)。受安装环境的影响,PCB板的大小不得超过110 mm×120 mm,设计为双层板,通过螺柱固定在控制箱上,设计的板卡PCB见图4。

二、分众文化市场日益兴盛,消费分流作用越来越强

(一)分众文化市场是大众文化市场发展的中高级阶段

另一方面,把握分众文化市场的纵深化分化趋势,发展“文化+”融合型“大文化产业”。由于社会文化层“杂态共生”[10],消费者与生产者合而为一,每一个个体文化消费者都有力地推动着文化市场纵深化分化。要把握这样的趋势,在市场上推陈出新,就必须跨越文化产业的边界,基于“文化+”理念,发展融合型“大文化产业”。要建立“大文化观”,因为“大文化”必然是未来文化产业的内容之基。我们的文化产业起步于“小文化”领域,主要立足于文学和艺术领域,也就是文艺生产,出版产业、娱乐产业、艺术产业是主要构成;然后步入了“中文化”阶段,将外延拓展到了时尚产业、体育产业、旅游产业、游戏产业、休闲产业等领域,还囊括了数字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现在正在进入“大文化”时代,新时代的大文化产业不仅包括了一切传统和新兴文艺门类、文化领域,还将文化和科学、医学、制造、建设、美食不断进行关联,打造包罗万象、全业整合、无限覆盖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大文化”早已超越了历史文化语意上的文化层面,而更多地进入了社会文化语意上的社会层面。“大文化产业”的前景是建构一个社会景观,这一景观反映了纵深化分化的社会文化。要发展“大文化产业”,离不开政府引导,要做好匹配产业体量的顶层设计、部署战略、搭建平台,即:以大设计、大战略、大平台为先导,发展大文化和大产业。

“分众传播”概念很快引起了传播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关注,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分众市场”和“分众营销”的理念相继出现。在相关理论中,大众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填鸭式地一味接受、盲目从众的绝对受众,不再被少数精英文化主义者贬斥为“乌合之众”,持“分众市场”理念者认为随着消费者文化素质的提高,消费品位将逐步形成并渐趋分化,消费者将主动依据特有兴趣和利益选择消费品,因此,对于特定消费群体进行明确市场定位就尤为重要。

(二)分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使得大众文化呈现“部落化”图景

当前,分众文化市场已经形成。第一,文化消费本质上是一种个性消费,要求市场不断细分。文化消费本身就是对于符号和意义的消费,其目的往往是彰显个性和寻求认同,因此,文化消费市场的细分程度往往高于物质消费市场,分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也早于分众物质市场。如果从排浪式消费的演进进程看,则物质消费在人民生活水平产生质的提高的每一阶段都发生了排浪式消费,而文化消费并未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台阶式的增长出现典型的排浪式消费。文化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市场相对分散的消费,不容易像物质消费那样,出现消费者一拥而上争相消费一种消费品的“低/中排浪”情形(如:抢购“网红”食品、抢购苹果手机、抢购房地产等)。即便文化消费存在排浪化情形,也是“高排浪”型的,因为消费者消费的是内容和意义,这本身是一种高级的消费需求,需要相匹配的高级消费能力;再者,即便像“追剧”这样的具有排浪式消费特征的文化消费行为,通常也只是在特定群体(特定性别、特定年龄、特定职业等)内表现得比较明显,并不像排浪化的物质消费那样波及全民。特别是在文化商品颇为丰富的当下,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来形容文化市场再恰当不过,文化市场新点、热点频现,不断分化着文化消费。

第二,分众文化市场的不断发展带动新型文化产业业态不断涌现。公众文化消费需求的不断分化推动分众文化市场不断发展,必然不断更新文化产业业态。仅以文创设计产业为例:文博文创、生态文创、动漫游戏文创、地方美食文创等都是近几年新兴的文创业态,每一种文创产业又将消费者按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细分,以针对特定消费偏好。比如近几年逐渐流行的一种文创产品——手账本,就有少女风、古典风、商务风、城市风等多种风格,分别针对女学生、古风迷、商务人士、职场白领等各类消费者。在淘宝网站上,经营手账本的各家店铺往往都有一个专属风格。一本小小的手账本尚且将市场细分到如此程度,可见当前分众文化市场的发展程度。

第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在文化市场上杂糅共生。主流文化主要指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化、正式文化和官方文化、学院文化和精英文化,这类文化是通常是政府主导的文化,具有深度模式和深厚意义;非主流文化包括亚文化和泛亚文化(边缘文化),主要包含现当代流行文化、草根文化、大众文化等。目前的文化市场上,这两种文化虽然有所分化,尤其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然而大部分语境下,两者杂糅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包容融合的局面,很难完全割裂开来。这种杂糅共生,使得文化市场的层次更多元更复杂。

随着分众文化市场不断发展,当代大众文化呈现“部落化”图景。“部落化文化”的概念是麦克卢汉提出的,他将人类文化时代划分为口语文化时代、印刷文化时代和传媒文化时代,认为人类在这三个文化时代经历了部落文化—非部落文化—重新部落文化的文化传播过程。他的论据是:古代社会,人和人的文化交流方式主要是口耳相传,这时的人保持了思想和行为的连贯统一性,保持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这样环境下的人才是整体的人”[6],称其为部落人;到了现代社会,工业化印刷术将阅读和书写活动从贵族小众推广至平民大众,普及了印刷文化,印刷文化作为一种正式文化高于非正式的口语文化,而且由于读与写的私密性较之于听与说较高,这个推崇读写文化的印刷文化时代就促使人们“摆脱部落习惯”,将人们从口头传播文化的部落化组织中引出,使人们置于独立于自然生活环境的现代社会交往环境中。“印刷的发展还会使方言规范化,改进远距离传播,从而以城市取代农村,以国家取代城邦。部落人逐渐的被转化为非部落化的人,而部落文化自然变成了非部落文化,即印刷文化属于一种非部落化文化。”[7]17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迈入信息时代,“以电子媒介为基础所形成的新文化,则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向部落文化的复归”[7]17。因为,这种新型媒介文化是偏重视觉的书面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声音和图像又重新被接纳到传播文化之中,有如口语文化时代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今天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游历世界”[7]16。基于此,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概念,用来描述“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空间距离与时间差异不复存在,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已缩小为弹丸之地”[7]16的现状。可见,现代传媒的“同步化”(信息文化同步化)性质,使人类社会微缩成了一个紧密联结、相互作用,无法静居独处的小社区,呈现出古代社会的“部落化”图景。

在这里,“大众文化部落化”语意与麦克卢汉所指有所关联,即笔者承认当今大众文化的确呈现出部落文化的传播特征,但更多的是不同,即笔者是立足于文化市场分化的视角,来考察文化消费群体的部落化分化的。具体而言,分众文化市场的不断发展推动当代文化消费者结成了一个又一个部落,这种部落结成过程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反映了一种心理归属需求。这一过程具体是:一种心理归属需求促使消费者成为各种文化消费的“忠粉”;这些“粉丝”聚在一起,形成的“粉丝圈”就是某种文化部落;一个个“文化部落”的形成,又加深了文化市场的分众化进程。本质上,这一部落结成的文化认同过程是一个自我认同到自我实现的过程,自我认同主要在于通过部落结成获得部落成员认同,通过外界认同加深巩固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主要在于通过部落结成获得部落成员身份,完成一种身份角色上的自我实现。

开卷有益课的实质是要教会学生主动学习,形成受益终生的良好读书习惯,文本编排有梯度地安排学习内容,让学生经历听说读写的综合过程,最终达到提高综合素养的目的。在教学实践中,我注意到了学生非智力因素,并有意识地进行培养,使学生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得到较规范的训练。

(三)分众文化市场推动着文化消费细碎化、纵深化分流

另外,从精英文化的对立面来讲,大众文化的兴盛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便于消费(无论从精力花费——主要是理解和欣赏的精力——还是从购买能力上看)的文化商品,反映着当下社会的世俗化转型。这意味着“祛魅”和“消解神圣”,体现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推进了民主化进程和人文精神。

高校内部的绩效评价还处于起步探索时期,一些院校对于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还有很多的欠缺。高校当中的财政性资金等应用收益,并没有合理并且健全的管理考评机制。此外,内部财务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体系与财政体制的改革脚步有些不符。因此,难以满足现代高校在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具体需求。高校财务人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同时,当前的文化消费市场分流还呈现出纵深化特征。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在后现代文化时代,在同一地理空间和同一时间阶段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表现形式却是纷繁复杂的,形成了重叠复合、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层,比如在我国当代的任何一个城市中,就有前工业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三个文化层交织并存,这必然导致文化消费从消费心理到消费行为,再到消费产品的纵深化分化。一个消费者的身上往往具有多个文化层的文化意识形态,最典型的群体是城市民工,他们既有农业社会的前工业文化(农业文化)意识形态,又有城市建设进程中的工业文化意识形态,还有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工业文化意识形态。这三层文化意识形态交错在一起,对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产生复杂作用,比如:他们会有不同程度的乡土情结,对于乡土文化元素有特殊偏好,对“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一贯践行,从未放弃农村保守的消费习惯;他们投身于城市建设,受到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对于“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9]有切身体会,迫切需要提升经济能力和消费能力,在个人文化消费上追求对文化工业品(如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他们置身于城市文化现代化进程当中,对于“后工业社会以知识科技为轴心”[9]有所认识,迫切需要提升自身和后代的文化水平,渴求知识和技术,在家庭文化消费上往往最不吝啬于教育消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甚至比城市小资产阶级要高。虽然不是所有消费者都像城市民工这样典型地具有三层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在当下我国的社会转型期,经济文化转型进程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杂多文化层”的人。于是,文化消费分层杂多纵深。

第二,即便是同一种文化消费品,消费者对其所表征的文化符号和符号背后的意义的认同和理解也存在差异,对于细节的解读愈加复杂化。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文化开放、思想解放的社会,文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是普通大众,也具有个人观点和个性化思想。并且,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解读、阐释文化内容的能力也有了相应的提高。这使得不同的文化消费者在消费同一文化产品时,不仅仅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理解千差万别、极尽微妙,各自把握了不同的消费意义点;而且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理解也时常迥然相异、各有不同,并且,消费者通过解读和阐释重新创造了文化,甚至影响了原创者。这种“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读者式消费差异强有力地对抗着文化产业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模式,使得作为最广大文化生产对象的大众反客为主,从仅仅作为解读意义的解码者发展到霍尔所说的“编码和解码”者,从“读者”进化为“作者”,从消费者演变为生产者、创造者,不断对文化产品进行“消费者(读者)再生产”,越来越自发、自主、自由地摆脱大众文化的同质性,造成文化消费不断纵深化分化。

第三,以当代中国为例,一方面是追求私人文化空间,个性文化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是建设共享文化空间,共享文化大有市场。这两股文化潮流的交汇使得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呈交互式发展,使得个体不仅仅受社会文化影响,也在分享文化经验的过程中创造了多种共享文化观,个体对于社会文化的作用力明显增强,个体的自我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于是,每一个个体都参与改造着当前的文化,作为文化消费者的个体当然也不断改造着文化消费市场,推动其纵深化分化。这种纵深层面的市场分化,根本上是为了使每个消费个体实现“自我再生产”,分化的向度和每个消费个体的人生向度相对应。最终结果是,每一个个体的文化获得感得到了深层地提升。

三、我国大众与分众文化市场的未来发展导向

(一)辩证看待大众文化市场矛盾,引导文化市场“双效统一”

在正视大众文化商品带来的价值观、精神文化和道德危机之后,审视我国当代文化产业和精神文化现状显然是必要的。

我国建国以后最大的变革无疑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体制的确立,这使得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中,我国当代社会的变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各个层面的变革又相互缠绕和渗透,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式。

更需关注的是,尽管我国还算不上富裕和发达,但大众消费社会已初步形成,尤其是大都市和沿海经济特区,“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商品消费已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这就使得在文化消费层面,大众文化如飓风般席卷全国,广告、时尚、流行歌曲、网络文艺不仅深入人们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建筑自己道德和伦理构架的主要资源。这一切都构成了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众多大众文化商品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有利有弊,既有顺应市场经济向前发展和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积极一面,又有因消费主义盛行导致大众日渐显现的政治冷淡姿态。在此客观情势下,我们既要有乐观精神,又不能盲目乐观,既积极地建设,又要理性地批判,以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在此,可以引用杰姆逊(詹明信)的话:“我们既不能因为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缺乏高度的意识形态架构就视之为邪恶的、轻浮的或应予以谴责的,也不能因为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在某种令人迷惑的新乌托邦出现的赞颂意义上就将之完全视为好现象。现实中这两种特征并存。总而言之,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必须作为一种历史情境而不是在道德上痛恨或简单颂扬的事来考虑。”[1]194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文化时代是后现代,由于文化观念的代际更迭不断加速,社会文化层不断增多,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小众文化、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呈现交融互补的局面,加之网络传媒迅速扩张,带动了传媒大融合的进程,文化传播层面更宽广也更复杂,文化的分众传播趋势愈加突出。可以说,在后现代文化时空中,“一种破碎的片断的文化形态使其主要的形态以及整个文化处于一种片断的破碎和无中心的状态中,整个社会将从多元化向碎片化转型。反映在消费领域,就是消费者因价值观、审美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而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碎片’,当这些‘碎片’产生购买行为时,便形成了细分市场”[8]。从文化消费价值观(文化消费价值诉求)来看,可以将消费者分为:经济型,即求用,看重效用价值,追求实用和实惠,功利性强;知识型,即求知,看重知识含量,追求文化或技能发展,具有学习和提升的目的;审美型,即求美,看重艺术形式,追求个性风格,希望通过文化消费来美化生活和彰显品位;娱乐型,即求乐,看重玩乐成分,追求愉悦享乐、有趣新奇、狂欢喧闹或者震撼刺激等效果,通过这样的消费来调节放松自己;体育型,即求健,看重健康价值,追求运动快感,往往对身材体型有较高要求;社会型,即求和,看重社交价值,追求融入群体,并想要影响他人;政治型,即求权,看重身份头衔,追求政治地位,其文化消费行为通常围绕着名利发展的目标展开。可见,由于各有各的“合目的性”,消费侧重点必然不同。并且,上述种种“分支”还在不断“分叉”,呈现出细碎化状态。这种文化市场的细碎化状态反映为:市场上的消费热点繁多,但是很少有引发整个社会或者大部分人群排浪式消费的“大热点”,绝大多数时候是“小热点”和“微热点”,只是吸引了某些“部落”的关注。所以,若用“多元化”来形容当前的文化消费市场,程度是远远不够的,“细碎化”一词才更加贴切。由于这种细碎化的消费市场分流趋势,文化业态也相应地呈现出创意点琐碎、目标群专一、规模小微、资产轻简的发展趋势——创业者往往只把握住一个小小的消费兴趣点,“下绣花的功夫”进行深度挖掘,“精耕细作”“精雕细琢”,把它开发到极致,也能延伸成文化产业链。

当前,我国宣传文化政府部门必须在客观审视我国文化发展现状和辩证看待大众文化市场矛盾的前提下引导文化市场“双效统一”,引导大众文化的市场环境良性发展,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量”;引导大众文化“为人民服务”的群众主体性不断彰显,遵循文艺创作“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生产全龄化和全民化的文化产品;尤其要注重引导大众文化产品在符合大众口味的表现形式下塑造主流文化价值观,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两个最大化。近年来,我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诸如《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等一系列具有明显大众文化特质的综艺节目,均实现了两个效益的双赢,让人感受了中华文化之美、读书学习之乐、文化瑰宝之魅,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获得了较好的收视率和社会评价,可以称得上彰显我国文化自信的当代大众文化精品。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一些流行性的大众文化引发了民众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向着两个极点发展,一是纵欲堕落,一是暴力犯罪,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醉生梦死的媒介形象、虚拟世界的网络游戏、灯红酒绿的风月场所等诱人模仿、诱人沉迷、诱人消费,催生了骄奢淫逸、玩物丧志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媒介上过多的暴力形象,不但削减着现代人的同情心、爱心,使人麻木不仁;更成为诱发暴力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的直接原因,侵扰着社会的和谐、有序、安定。

(二)把握分众文化市场发展趋势,培育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在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我国大众文化市场已经发展到了中高级阶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众化趋势。只有把握这一趋势,引导新型文化业态良性发展,方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槭树科植物栽培和利用上,我国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悠久的栽培历史,但在相关研究及开发利用方面与欧美和日本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城市的发展,极具特色的乡土彩叶树种应用越来越迫切,槭树科植物也越来越受重视。孟庆法等[3]、张璞等[4]分别对河南省槭树科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河南野生槭树在低海拔平原地区引种驯化、人工繁殖,以及城市绿化、美化应用是切实可行的。

专家共识推荐:膀胱穿孔预防措施包括:①防止膀胱过度充盈;②有序切除肿瘤,仔细止血,保持视野清晰;③切除侧壁肿瘤时,采取适当措施注意预防闭孔神经反射;④对于体积较大或有肌层侵犯可能的肿瘤可甚至考虑采用分期手术。

调查以杂草出齐、易识别为准,相同田块分别在冬前杂草基本出齐、冬后小麦拔节前各调查1次,采用倒置“W”9点取样方法[8],每点样方面积 0.25 m2。调查时记录杂草种类、数量,计算密度、盖度、频度以及总频度。

伴随着大众文化市场兴起的是分众文化市场,这是大众文化市场发展的中高级阶段。“分众”并非“小众”,而是大众的分化和进一步细分。“分众”一开始是一个传播学术语,由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在其专著《权力的转移/力量转移》中,他指出现代大众传播的一个发展趋势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传播渠道数量倍增,而新闻传播媒介的服务对象逐步从广泛的整体大众,分化为各具特殊兴趣和利益的群体。”[4]熊澄宇认为:“分众传播的概念是指不同的传播主体对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方法传递不同的信息。从接受者的角度,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不同的媒体形态,不同的受众需求,不同的环境和场合决定了分众传播具有最佳的传播效果。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媒体功能发展的必然趋势。”[5]

最后,应当认识分众文化市场“分久必合”的可能性,以主流文化凝聚引领,实现价值观的统一。尽管当前文化市场不断细分、深分,但是在某些层面、某种向度上,其中隐含着“分久必合”的潜在可能。这种可能性反映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现状之中:我国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当中,统一稳定是国家大局,统一和谐也必然是文化大局;我国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文化凝聚力必然提升;我国人民素有爱国主义传统,必然热爱我国文化;我国不断涌现一批主流文化精品力作,文化主旋律必然越唱越响。因此,无论当今的文化市场如何分流,我国的文化基调不会变,文化消费者根本的文化价值观终将合流。

将原始数据采集存放到数据库后,接下来就是进行数据的预处理阶段。数据的预处理就是通过消除噪声、计算缺值数据、数据去重,最终将数据转换成离散型数据的过程。

注释:

由式(6)可知,等式右边的电流对应临界换相时间面积,等式左边对应换相电压时间面积。若换相电压时间面积在换相线电压变为负时还没达到临界换相时间面积,此时换相尚未结束而阀侧电压变为正向,换相角无法求解。因此不发生换相失败的前提是换相角可以求解,且换相结束之后换流阀足以恢复阻断能力,即满足式(10)。

①詹明信认为,“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新的、解中心的全球网络”是一个“权力与控制的网络”,而“我们的心智和想象力很难把握”这一网络。见: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

②这三大特征中的前两个在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的诸多著作如《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文化转向》等中均有详尽的论述。这里简单解释一下“语言的杂耍化”,即:后现代文化的语言趋于“空白化”(思维中断式的瞬间空白)、“浅表化”“拼凑化”“无序化”“荒诞化”等,如缺乏“所指”的纯粹“能指的滑行”就是其表现之一。这种“杂耍化语言”的表现手法主要有“拼贴”和“戏拟”两种,前者对应“冷嘲”,后者对应“热讽”。

③“犬儒”一词衍生自希腊语的“狗”,意为像狗一样摒弃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金钱甚至个人健康,以达到美德的极致,获得完美的幸福。今天常常用该词来形容一种玩世不恭、得过且过、不知廉耻、混沌度日的生存方式。注意:这里用“生存”这个词汇,而不用“生活”,更不用“生命”,以表达人类最低级的存在方式,意即“像狗一样活着的”。这是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的精神道德状况。

④指一种文化及其价值结构通过反复灌输,在人的心理结构深层形成一种凝固了的、不可抹灭的、近乎于“刻板印象”的固定化、牢固化的“定格”效应。

⑤消费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形象”和文化传播的关系,正是时下的研究热点,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比较常见的有:视觉文化、视听文化、读图时代、图像时代、镜像社会、奇观社会、消费社会、仿像社会、媒体奇观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笔者在此使用“形象入侵”这个词汇,来描述一种动态的文化伴随形象的传播过程,强调一种文化附丽于形象之上的“深度模式被削平”的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这种文化传播现状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传媒造成的。在现代传媒诞生之前,一直到基本的传媒网络构成之时,也就是从前现代到现代早期的这段时间里,正是印刷文化(主要是文学文化)占据主流的时期。那时的形象是附丽于文字之上的,和今天恰恰相反。可见,传媒的发达导致了文化意义传播从“文字背后的形象”到“形象背后的文字”的巨大转变。

⑥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再生产”指的是自我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发展,从而不断再造、不断提升的一个生产性(建设性)过程,包括自我的观念意识再生产、性格人格再生产、社会生活再生产、事业理想再生产等。

参考文献:

[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2]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艾虹.阿多诺大众文化产业论[J].四川戏剧,2006(6):52-53.

[4]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吴迎春,傅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5]熊澄宇.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J].瞭望新闻周刊,2004(2):6.

[6]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李冰.分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部落化[D].长春:吉林大学,2008.

[8]曹海峰.试论市场细分趋势下的动漫产业[J].广西社会科学,2009(2):50-52.

[9]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M].彭强,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5.

[10]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

 
徐望
《江汉学术》 2018年第03期
《江汉学术》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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