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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下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及对策探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及其危害。由大型工程建设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即是其中之一。当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由此引发的公众群体性事件也呈上升趋势。一方面,大型工程项目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处理日趋繁杂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重大工程项目的兴建也存在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使得部分公众原有的生活状态受到威胁,可能引发集体抵制,进而导致公共危机及项目失败。自2012年以来,我国先后发生若干由于对项目选址评估不满引发的公众抵抗事件[1],这些都和公众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的不信任相关联,积极分析和化解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困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思考的问题。国家重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多次强调“未经风险评估的项目一律不得建设”[2]。事实上,有一些虽被评估为低风险的项目却引发抗议性的群体事件,其原因在于公众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普遍不信任。

国内研究者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多角度探究与分析,研究主题包括评估标准、规制意义、模型建设、理论范式等方面[3]。也有学者集中于风险社会(童星,2012),公众风险认知(胡象明,2014),国家治理(黄杰、朱正威,2015)、大数据(谭爽,2014)、利益相关者(梁昀,2014)和公民参与(周林刚,2013)等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分析。评估方法包括预测项目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收益分析;综合项目环境及优势劣势的技术可行性分析;测量环境各要素之间权重关系的层次分析法[4]。人类理性所造就的科学技术对传统社会的风险能够进行有效的评估,但面对新的社会风险却失灵了。科学方法、理性思维作为工业社会的合法性根基不再稳固,难以消解反思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不安全[5]。因此,有些学者转向人文的视角,关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心理、文化层面的分析与评估,将作为风险承担者的公众纳入风险管理和决策中,然而人性的自利性、脆弱性、认知局限性与差异性也给风险评估工作带来困难。本文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分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困境并提出化解思路,有助于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对防范和化解社会稳定风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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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主义视角下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主义视角下的风险评估困境,是由于人类自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扩张的结果,实证主义者极力推崇自然科学方法和程式,试图破除社会科学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6],使得社会科学者及大众以自然科学的尺度来规范社会科学,认为只有经过定量的数据分析和工具建模,才是有信度的、可应用的。

“科学主义”译自英文“Scientism”,亦译为“唯科学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主张科学应建立在实证和经验的基础上,排斥非实证与非科学的相关知识。科学主义视角下的社会风险评估即秉承这种实证精神,对当下客观存在的、可观察或者可预见的风险危害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些具体风险特点、性质、类型、过程、趋势的剖析,使用科学手段和数学模型来构建风险指标体系,评估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风险的危害程度,从多学科的交叉视角提出一个较为系统的、量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方案。目前,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多为各领域的专家,评估过程注重实证方法,通过创建评估指标体系、确定风险层级来评估风险程度[7]

科学主义评估模式的优势有目共睹,它凭借严密逻辑性、准确性与简约性,对于社会风险的评估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可以量化危害指数,定出风险的可承受量度,通过判别、描述风险,评估风险等级,使风险防范具有可操作性,从而为风险评估确立方法论基础。其次,科学主义的评估以理性与专业知识为基础,避免评估过程中的随意性与主观性,有利于快速应对风险,是科学治理风险的必要保证。

然而,科学主义的社会风险评估方法尽管对工业社会客观风险评估的有效性较高,但面对风险社会的主观风险则力不从心。在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的状态下,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让人们吃饱穿暖为全社会的主要诉求,社会风险主要是由物质资料的匮乏而引起的,这种由饥饿导致的威胁及其风险是可能通过科学技术容易解决的。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伴随科技发展带来的诸多“副效应”以及公众对风险感知的提高,人们的担忧从“我饿了”变成“我害怕”,这种由主观认知形成的无形威胁及其风险很难量化,仅依靠专家话语权得出风险评估结论很难让公众信服,因而科学主义评估陷入“信任危机”窘境,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式失灵了,这种“失灵”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专家存在学科惯性并容易被利益掣肘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导致学科越分越细,每一个专家只可能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种专业思维虽然存在很多优点,但也有局限性。专家尽管对自己所研究领域非常熟悉和专业,但这种专业思维也可能限制专家的视野。并且,专家作为社会一员,各自存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极易被利益左右。

及时清卸籽粒和葵盘,以免储存箱满后溢出或卸籽时卡堵。收获到地头,应继续保持发动机的作业转速行驶适当距离,以便箱内葵饼完全脱离分选。

2.某些评估专家单纯专业思维有可能不自觉地排斥公众意见。大型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区别于这一工程的技术风险和环境风险,它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与这一工程周边居民对工程的技术风险和环境风险认知紧密相关。在一些技术专家看来,工程的技术风险、环境风险与其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线性逻辑关系,前者简单地决定后者,而他们囿于专业的角度认为工程风险评估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对于工程周边居民有关工程风险的认知心理缺乏必要的关注,甚至认为公众无知,不自觉地排斥公众意见。如若专家们忽视当地公众对项目危害的可接受程度,仅从工程的技术与环境风险来推测其社会稳定风险,势必会激发公众不满,从而破坏社会稳定。

3.专家对利益中立原则的背离。虽然风险评估的结果和专家们切身利益关联不大,但评估专家有可能由于某些原因不得不顾及当地政府或者项目建设方的某种利益,隐瞒或者选择性地解释与评估工程项目,甚至编造有利于当地政府或项目建设方的评估结果。加之在我国目前的有关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缺乏对评估专家应负责任的刚性规定,没有建立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追究制度,这就有可能使某些参与评估的专家为当地政府能顺利通过项目审批而低估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可信度。

1.在获取信息方面,专家与公众存在全面性和片面性的区别。评估专家基于其专业性及其需要,对与工程安全有关的信息获取有专门的渠道,因而获取的信息不但比较专业,而且比较全面。公众由于受到特定渠道、专业知识和时间的限制,所获取的有关工程安全风险的信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公众对工程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或者来源于作为工程决策者的地方政府和作为工程建设者的开发商,或者来源于风险的传播者和抵制风险的倡导者,前者有可能隐藏风险信息的真相,而后者则有可能夸大风险信息或者扭曲风险事实,甚至传播谣言,以讹传讹。加之面对不可抗拒的风险,公众更愿意相信“小道消息”。有资料显示,在抵制PX项目活动中,大多数居民关于PX项目的信息来自那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或者互联网,因而引起公众的抵制行为自然充满非理性成分。由于在信息方面,专家和公众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因而二者对大型工程安全风险的认知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专家对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往往对公众由于这些片面信息引发的对工程安全风险的非理性认知重视不足,因而使专家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与实际可能存在的风险相去甚远。

(二)风险归因理论和风险界定方法的局限性

随着公众受教育水平和现代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于风险评估的归因理论和风险界定方法都产生怀疑,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与感受,相信自身的判断能力。

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Sutton)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22]。社会稳定风险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社会属性,风险认定的主要标准离不开对人的影响。公众对风险的行为反应主要是由人的感知所驱动,风险分析师和科学家则是基于事实做出判断,因为依据不同,结果自然不同。科学主义者不屑于公众的认知与意见,在社会风险的评估中,既不能迷信评估的客观指标,也不能一味认同各主体的主观感受。正如贝克(Ulrich Beck)所言:“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9]30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文件、传达精神,强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重要性,为风险管理的法治化提供政策支持;大众传媒、电子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完善风险管理的科学化提供技术手段;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为风险管理的民主化提供群众基础。这些都为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提供条件,只有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评估的作用。那么,二者结合的实现路径是什么呢?

2.应该怎样定义大型工程的风险,包括定义安全风险和利益风险,不同利益相关者认知上存在重大差异。专家们对风险的界定,往往是基于某一科学原理,对于工程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限定于某一数值范围,在具体范围内,就被认为是安全可接受的或低风险的,超出这个范围才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或是高风险的。例如,对污染可接受水平和最大浓度的限定,是对危险行动的判定与危险后果的防范,这也许可以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但它们同时允许对自然和人类累积的伤害,因为我们无法衡量作为污染原因的毒素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毒素,或者在多长的时间里不被称为毒素。同时,对风险的阐释也存在“空白点”“可接受水平”或者“低于最低限量”的表述是对风险的一种理性的合法保护,讨论“可接受范围”意味着某种毒素只要能被测量,在规定限度内便是合理的,这等同于默许不能或很难被当前的技术水平检测到的毒素即为合理的存在 [9]75-78。面对我国谈虎色变的PX项目,专家认为安全系数达到99.9%也许就是安全的,而当地居民担心的则是:“万一厂房爆炸怎么办?”强调无论事故概率有多小,发生则代价惨重,从而不可接受。公众追求“零风险”的朴素直觉和技术专家追求“风险概率”的科学话语之间存在断层,公众往往坚持自己的安全底线,对专家对风险认定的结果存在种种质疑。因此,专家所做的风险评估往往被公众拒绝,因为双方对风险的认定标准不同,专家的评估依据是概率,对伤亡率的判断;公众关注的则是结果,更看重风险的潜在性、公平性与可控性。

(三)科学评估指标及评估模型的刻板性

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内容方面集中于测量工程项目的合理合法性、可行性、可控性等指标,为追求评估的科学化与精确化,评估在指标建构与理论检验上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程式,建立一系列量化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式。这虽然能在形式上保证其评估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但由于影响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太多、太复杂,根据这些量化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式测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形常常存在较大差距。

然而,人文主义由于过分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和个人利益的合理性,难免在评估过程中产生利益冲突或利益矛盾,利益矛盾是一切冲突的源泉[13]。大型工程建设涉及不同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些利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存在对立冲突,当利益矛盾和冲突没有制度化的渠道来缓解时,相关利益群体会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对工程技术安全、环境安全等风险做出自我判断,由此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这种风险的评估判定有所差异。由于不同的主体对人的生命、尊严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因此这种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社会稳定评估也会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人文主义评估模式也可能失灵,陷入利益冲突或认知冲突的困境。

2.追求评估指标及模型的普适性,就要求其涵盖方方面面的因素,这对于风险评估者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何况,评估者在制定评估指标及模型时,期望其表现可运用、易操作之功能。事实上,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学科,对于不同的评估对象、地域,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评估指标和模型的应用价值有待考察。就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存在评估指标及模型被复制使用的现象。即使同样的工程项目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单纯的模仿不能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如果当地政府与居民关系和谐,工程口碑较好,就会为某项工程在本地积累信任的基础,降低社会稳定风险;相反,公众则会心怀不满,增加风险。因此,评估指标的设立必须考虑带有本土化、特殊性背景知识的影响,不能盲目地学习和复制。用一种统一的指标体系和模式去评估不同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其评估的可靠性往往很难保证。

(四)科学评估过程中专家与公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

全面、准确与及时的信息是专家做出评估的重要基础,正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专家对工程的技术安全和环境安全风险的认知,进而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形成对这一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判断。然而,工程周边居民(公众)对工程安全风险的认知才是社会稳定风险的关键因素,公众所接受的有关工程的信息会影响他们的风险认知水平。由于专家与公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有可能导致专家与公众对工程安全风险认知的不一致,从而影响专家对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有效性。

中证协12月26日发布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债券投资交易业务内控指引》。《内控指引》力求从内控体系、风险控制、业务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强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风控合规意识,确保债券投资交易规范展业。近年来,部分机构债券投资交易内控薄弱,以各种形式直接或变相放大杠杆博取高收益,甚至规避内控机制和资本占用等监管要求。市场人士称,出台这一指引,是为了更有效规范债券投资交易行为,防范债券市场风险。

2.在理解和处理信息方面,专家与公众存在专业性和非专业性的区别。从科学主义视角来看,评估参与者一般应该是在评估相关工程领域某个方面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这些专门知识普通公众不一定具有,即使其中部分人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但也未必对这一工程进行过专门研究,而这些专业知识及其相关研究是理解和处理大型工程相关专业信息的知识基础。因为对有关工程专业信息的理解和处理都是以专业知识的掌握为前提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某一工程的专业知识,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处理与这一工程相关的专业信息,而现代科学技术分工很细,一个人又不可能具有所有工程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一般的公众由于缺乏与这一特定工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研究经历,因而很难具有正确理解和处理这方面信息的能力。专家往往是依据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研究经验,通过对大型工程安全风险的理性认知对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做出判断,而公众由于对与工程安全有关的专业信息缺乏正确的理解和处理,可能导致对工程安全风险产生非理性认知。专家与公众对相关信息理解和处理的不对称性,极易产生风险评估结果的差异性,从而使专家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变得不稳定。

二、人文主义视角下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暴露的诸多社会问题运用惯常理性思维难以解决,西方学者反思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传统,认为科学方法能够解决人类生活所有问题的思想是有误的。中国的人本主义缘起于诸子百家,受制于秦汉后的专制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众对专家、科学界和政府的信心被频发的风险事件损害,人文主义思想既成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的重要突破,也成为更多管理者和学者的聚焦点。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核是以人为本,以个人的意志作为思考和评价事物的价值尺度,以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害为是非标准。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指出,人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事物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的感觉 [10],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Douglas)指出,风险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人主观建构的[11]。人文主义视角下的风险评估就是通过对相关利益者获取信息知识、风险感知、行为倾向的高度关注,了解个体以及群落构建风险的过程,通过社会解释、沟通协调对风险的危害程度进行判断,实现对人的主体地位和尊严的维护、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照。人文主义的推崇促进精神解放,提高人的创造力,人类的物质生活也更加繁荣,因此,从西欧传到北美以至全世界,都受到进步人士的大肆欢迎[12]。人文主义风险评估是公众反对“官僚式统治”的思想武器,在社会治理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弘扬人文精神,有利于提高公民幸福指数,调节和优化官民关系,缓解社会矛盾。

1.科学主义视角下对于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的预设往往是建立在某种假设条件上,但假设条件的客观正确与否有待检验。在实际的评估过程中,采用量化模型评估,往往是评估者先以某些假设条件为依据,预设一套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但这些假设条件是否正确和客观,如何检验这些假设的正确性和客观性,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评估的现实中,这个问题则为很多评估者所忽略。

(一)人的知识的有限性

人文主义评估强调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关注危险的质性特征,关注和人有关的因素[14]。风险管理学家艾瓦尔德(Ewald)认为,能不能称为风险取决于风险的分析角度。能否称为风险的偶然性取决于人的知识类型,这就要求受到影响的群体应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并积极求知,但是事实上,任何人都存在知识的局限性。一味将事故发生的焦点集中于技术程序问题,最终发现失误更多来源于与人相关的问题[15]。事实上,更多的受影响者缺乏风险知识与意识,比如,我们都很难将一位母乳被污染的母亲与生产农药的化学工业、与过度施肥大规模生产的农民联系在一起。鉴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获取知识的片面性,在人文主义视角下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各评估主体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类型做出判断,从而陷入各持己见的局面。

(二)人性的自利性

人的本性都是利己的,依据公共选择理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一切利益相关者皆不可排除其利益驱动和自身偏好,都会权衡个人利益决定相应的行为模式。首先,风险制造者害怕承担责任,他会极力推脱风险的责任认定,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贝克(Ulrich Beck)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就证明这个观点,厂家、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实则为风险的联合缔造者,却运用法律和科学话语巧妙地规避风险责任[16]。贝克也指出,人性的自私心理加深风险责任的认定难度。一旦被聚焦利益受损,所有的怒火随之而来,处于社会声讨之人会极力驳斥与寻找其他责任代替者[9]32-33。其次,公众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人利益,通过极力夸大风险,掩盖真实的想法,影响评估客观准确性。比如,在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中,闹事者看似为环境担忧而愤慨行动,但距离项目最近的很多居民并没有参与闹事,反而是相对较远的居民成为闹事的主力。各利益相关者“各怀鬼胎”,或者担心拆迁补偿过低,或者担心品牌受损,但会共同采取行动阻碍影响自身利益的工程项目建设[17]

(三)个体认知差异的影响

认知心理学家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认为,风险以个体能够感受到的威胁为基础,感知是风险确认的首要因素[18]。首先,个体差异性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对于环境保护、邻避设施等议题方面,专家、地方政府与民众都表现出相去甚远的认知理解。对于不同的个体属性,风险好像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比如生存在社会底层的人,如果让他们在雾霾环境和吃饱肚子之间选择,他们一定会选择有饭吃。对于生活贫困者,他们不愿意因为环境的破坏,就让工厂关门因此承受失业的风险。气候变暖对于非洲或亚洲的人们是一种风险,因为他们可能遭受农业生产力下降和自然灾害的增加,但北欧人却可能发展农业生产力或者旅游业,反而获得利益。面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公众总是基于直觉判断和未经验证的知识来理解判断,表现出恐惧进而抵制,专家则依据科学论证宣称项目无害且安全可控,因此认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评估结果的不一致性。其次,个体认知对群体认知的影响,有的中年职工自愿住在工厂附近,是因为这里房价低廉,而且免于上下班颠簸劳顿之苦。有些儿童也受到风险影响,则是因为监护人财力受限,自身认知有限,无法迁移别处。个体对事物的看法与态度会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当公民参与意识及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群体思维,风险评估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四)人性的脆弱性

3.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追究制度。明确风险评估责任追究对象,一是避免参与评估专家不负责任的现象发生,由于疏忽大意造成社会稳定评估失灵的,要追究有关专家的责任;二是避免具有权威解释力的专家为某些组织办事,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为了其背后的利益而泯灭科学与专业精神,如出现这类现象并造成严重后果,应对相关评估参与者进行严惩。通过不断完善和真正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纠偏,还原民生工程真正为人民的价值导向,改善政府公信力。

3.身体和环境是认知的构成。传统认知心理学并不否认环境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但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和世界在认知加工中扮演了某种构成性的(constitutive)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因果作用的角色[2],即身体和环境不仅仅是认知的因果关系,更是认知的构成部分,其造就了某种认知的结果。

综上所述,为了弥补科学评估中独断与理性的弊端而引入的人文精神与方法,在人性弱点面前不堪一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容易陷入利益矛盾与认知冲突的困境,因此,实现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成为破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必要的途径。

三、双重视角下克服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的对策

1.风险生成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风险评估的归因理论并不能反映出这种复杂性。风险的归因是指评估者事先推断和假设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因素,通过对现实状况进行科学和系统解释,以确定风险产生的事实原因。归因的前提是评估者具有足够的知识、有能力准确地预测影响因素。而事实上,社会稳定风险的产生有时是公众群体行动的结果,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不是简单的因果推论就能弄清楚的。例如,核电站、化工厂等大型工程一旦发生灾难性事故,其影响是深远的,可能会影响那些当年还没有出生或者距离事故发生地很远的人。由于某些风险的原因与结果存在时间、空间的距离,仅仅依据既有因果原理来判别风险,可能会无视那些由工业文明造成的间接结果,会将潜在的风险置之度外。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技术专家对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归因主要是技术和自然环境层面的,对于公众对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关注及其对工程风险认知的心理反应则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在评估主体层面,坚持技术专家、社会研究专家和公众“三结合”,完善专家的责任追究制度

1.同等重视科学技术专家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在评估中的作用。在重大工程的技术安全和环境安全风险评估中,评估主体主要是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专家,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相关工程的技术问题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在有关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由于这种风险不仅与技术、环境有关系,还与人、与工程周边居民对工程技术安全风险、环境安全风险的认知心理有关系,这方面的评估不但要了解相关工程的技术安全风险及其对环境影响的风险,而且要了解人、了解工程周边居民对这一工程的技术安全风险及其对环境影响的风险的心理反应。如果说,技术专家对于前者有很大的发言权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则对后者更有发言权。目前,在我国在有关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技术专家的发言权是比较大的,但正如前面所说,技术专家是通过工程技术安全风险和环境安全风险来推断其社会稳定风险的,这种推断在逻辑上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因为它忽视人的因素。为了将人——直接引起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考虑进去,在评估过程中应像重视技术专家一样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专家的作用。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专家更了解人、更善于从人的需求去思考重大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问题。

为保证钻孔垂直度,本工程采用“塔式钻具吊打防斜工艺”钻进。上部松散层及全风化基岩段采用“一开二(次)扩导向正循环施工工艺”,稳定基岩段采用“二开一(次)反提导向扩孔施工工艺”。

2.从公众中选取民意代表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政府应该提供渠道与平台让公众参与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方便了解受影响群众的心理与态度。一方面,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吸纳公众参与,可以利用工程周边居民的生活经验弥补专家评估的缺陷,让评估者了解公众的最直接感受;另一方面,通过让公众参与评估过程,使他们真正了解相关工程项目的决策过程和建设意义,从而争取他们对工程决策和建设的更多理解与支持。此外,还要注意充分吸收民间环保人士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如“厦门绿十字”、昆明的“绿色流域”等民间组织非常了解公众的利益和诉求,他们致力于环保宣传和环境知识的普及,可以充当工程周边居民和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人性的脆弱性通常是公众对社会风险充满恐惧与反感的原因之一,脆弱性在社会风险领域表现为公民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敏感,精力主要集中于风险的发生性与可能性,缺乏理性与客观的判断。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失去我们已经占有的东西,远远比我们从未得到而更加难过,更加不舍[19]。现代人随着财富的获得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于所属物的占有总是比以前更多地暴露出焦虑与害怕。事实说明,对政府科学评估的质疑,对项目选址不公平遭遇的申诉,都不一定是周边居民反抗的源头。面对原有生活境况的变坏,无论程度如何,都会迅速带来强烈抵触的情境性反应[20]。由于人性的脆弱性心理,害怕自身财产、身体健康、生活环境等受到影响,不能接受任何潜在可能的伤害,如果自己不能找到正规渠道诉说痛苦,就会去寻找依赖物,通过群体性事件进行反抗,即想方设法将事情闹大,将矛盾冲突激化,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以达到吸引舆论关注和扩大影响的目标,从而给相关政府部门施加压力[21]

1.专家只是在极为狭窄的特定专业领域具备专业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惯于运用专业思维范式,而一些项目的风险评估则需要综合多学科知识甚至生活经验,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拉贝尔·J.伯基(Rabel J.Burdge)举例:谢尔比维尔水库建设之初,当地人曾指出溪水水位会引发风险,但未为专家所注意,而后却因为设计不当引发生态风险[8]88。这表明当地公众的生活经验在风险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各领域专家通常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1.对联并非高不可攀,更非古人专利,小孩子也能创作对联,关键是师生是否愿意去做,肯否花时间去琢磨。写对联花费时间不多,在校期间老师也可以抽出点时间,引导学生去尝试练笔。

(二)在评估方法层面,以社会民意调查为基础,注重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1.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了解公众的态度。在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为了评估准确性和精细化,有必要通过访谈、交流会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更广泛、更深刻的群众意见和相关数据资料。因此,由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应该对相关工程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调查,深入了解他们对工程风险的意见和治理建议,从公众的态度中了解他们对工程项目是否支持及其程度,从而得到有关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同时,还要运用相关统计分析方法,对这些资料和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量化基础。

无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低于18%甚至增加;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在19%~45%;显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在46%~90%;治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超过91%[5]。

2.将广泛收集的社情民意,进行严格论证,科学评定风险等级。调查和数据收集及其统计分析,只是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相应数据基础,这种方法对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比如公众生活水平、环境接受程度、补偿需求等角度可以快速进行统计归纳,但因为涉及对人的分析,很多个体的异质性利用实证方法很难探测,需要做出情境性的价值判断,势必要深入了解当事人的心理与想法,定性研究方法更容易满足这种要求。只有把定量分析方法与定性分析方法结合,才能全面科学地判断社会稳定风险类别及程度。

(三)在评估内容层面,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并结合具体实际构建弹性化的评估指标体系

1.在评估过程中重视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很多发达国家都重视分析监测社会环境,对公众风险感知进行社会影响评估[23]。周边居民对大型工程风险的认知和其利益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是其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根源。奥德莉(Audrey Armour)指出,先从受影响人群的角度来评估社会影响,然后从受利益人群角度来考虑社会效益[8]83。我国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也应该遵循一样的原则,重点考虑受影响群体的心理、感知和需求,了解公众对工程技术、环境安全风险的认知,通过评估公众的态度、情绪和行为特点来判断风险,把坚持以人为本或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内容选择的重要原则。

2.在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加入本地属性的信息。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内容的选择,不仅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还应考虑不同工程不同地方的特殊性。因此,在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时,切勿用一个统一的、一成不变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去评估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不同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相关信息,构建更加符合工程特征和当地实际的弹性化的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

(四)在评估过程层面,强调风险信息的双向流动,实现专家与公众的认知统一

1.坚持信息公开,用真实的信息抵制“小道消息”。从目前发生的有关大型工程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看,很多都与有关工程技术安全风险和环境安全风险的“小道消息”有关,这些“小道消息”常常夸大相关工程的技术安全风险和环境安全风险,造成工程周边居民的恐慌。因此,在对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开展评估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将工程的技术安全和环境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告知公众,使公众了解相关工程在这些方面风险的真实信息,以减少他们对工程建设的不必要恐慌。同时还应告知公众对这一工程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目的、内容、时间、方法和过程,让想了解真相的居民有办法和渠道获知信息,消除公众认为项目评估“黑箱操作”的偏见。

2.坚持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尽可能打消公众对工程建设的疑虑。在家门口新建一项大型工程,难免引起周边居民的疑虑和不理解。对于这些公众怀疑和不理解的问题,应通过大众传媒、居民代表座谈会、公民接待日、上门走访等形式给他们做必要解释,了解他们的心理,帮助他们进行风险信息处理。在这方面,我国也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如《科技日报》在厦门遭遇PX项目难产停工等局面时,利用权威的官方数据分析和解释PX的毒素水平与化学组成,《中国化工报》在大连和宁波等地发生抵制活动过程中,先后报道国外其他地区PX工厂的现状及意义,对于普及公众知识、减少公众疑虑很有益处。同时,要有重点地针对企业内部员工、基层代表、知识分子代表和网络论坛活跃者开展沟通协商,促成社会学习的氛围。代表者往往是公众的行动依赖者,他们更了解公众的脆弱性与苦痛,决策部门通过上门做思想工作,畅通与利益群体之间的沟通渠道,使磋商结果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有所体现,以提高公众对工程项目的认同度。

所谓职业道德,是指某个行业内的职业规范与普遍认同的道德原则。对于医药行业而言,职业道德要求从业人员要有救死扶伤的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15],目前医药行业存在下列问题。

四、结论

在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正在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途径之一。本文通过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崇尚科学主义、理性至上的评估方法,还是反思现代化、强调人文精神的评估模式,都有可能陷入信任危机、利益矛盾和认知冲突的困境。如果想消除两种视角下评估存在的困境,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和程序,实现评估过程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就既要运用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思维,准确地计算风险概率及其后果,又要从人文的视角、感性的思维来评估风险的“社会影响”,分析和解释公众对风险的回应。双重视角下评估的目标是科学和人文相互协调和共进,既要体现科学的严谨,又要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公共利益,使政府有关大型工程建设的决策真正地贯彻执行,以实现经济利益增长、生态环境优化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机统一。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防洪薄弱环节建设稳步推进,中央投资的548座重点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顺利完成建设任务,河南省投资的486座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2013年年底也基本完成建设任务;46座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项目开工建设34座;110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下达投资计划22.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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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象明,张丽颖
《行政论坛》 2018年第02期
《行政论坛》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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